姐姐
他是个木匠，因肺炎入院。常规验血发现，他得的是艾滋。
我们不敢怠慢，立刻找到家属——是他的姐姐，通知她：“你弟弟可能是艾滋。你们需要转院，我给你开转院通知单。”
她问我：“可能是什么意思？还可能不是吗？”
我愣一下：“哦，那应该没可能了。我们查的应该就是准确的，但是关于艾滋确诊，国家是有规定的。你们必须去中南医院确诊，我们没有这个资质。”
她是个长得很严肃的人，此刻眼睛像熄了火一样暗下去，很快又直起腰板，打起精神问我：“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说：“我会给你叫‘120’，具体治疗你要问中南医院的大夫。”
她迟疑了一下，问我：“这个……确实治不好，是吗？”
我也迟疑了一下，答：“很多病都治不好的。糖尿病，高血压，都治不好，但控制得好，跟好人一样。”
“那家属要注意什么？”
我说：“具体措施你也可以问大夫。不过日常生活是不传染的。”
她听了，郑重地点点头。
我心里嘀咕：她为什么表现得这么镇定？虽然她看上去不太像知识分子或者医务工作者。可能这些年，国家关于艾滋的宣传还是很得力的，大部分人有常识吧。
而且，她怎么一点儿奇怪的样子都没有？好像心里有数。估计，她对弟弟的生活，是有了解的。也许对这一天，她早有心理预期。
但我还是很佩服她：她没有惊慌，没有哭天抢地，没有吓得要死要活。她就是平静地接受下来，而且已经做好应战的准备。没错，就是“应战”，任何疾病，都是一场战役。
和她比起来，倒是“120”的随车医生显得太丢脸了。他一听说是艾滋,立刻“吓”一声，跟我们的护士要口罩。我笑他：“艾滋不通过呼吸道传染。”
他一边戴口罩一边说：“有备无患，求个心理安慰嘛。”
大法官
他几乎每年都要来我们医院一次。
听家属说，他曾经是高法的大法官，在审判“四人邦”的时候大展过身手，但是晚年患上老年痴呆，后来又中风瘫痪。他先在上海的疗养院住着，老伴去世后，上海的儿女移民了，武汉的儿女就想办法把他接回了武汉的疗养院。他女儿还送了一本书给我，就是讲他前半生丰功伟绩的。
基本上，他每年被急诊送入院的理由都是同样的：坠积性肺炎。
我和她女儿解释过：“每个人，每天，都会不停有呼吸道分泌物，不经意间，一咳一擤就出去了，自己都不会意识到。但是你父亲长年卧床，这些分泌物排不出去，顺着呼吸道一直往下，积到了肺里，最后引发感染，就必须做治疗了。”
他父亲住的是高干疗养院，其实也有医生，这种常规治疗没什么问题。但家属不愿意：“疗养院的医生就是哄老干部玩儿的，就会量血压测血糖，还是找正常的医院靠得住些。”
其实都一样。在常规治疗方面，医院与医院、医生与医生的差别不太大。
每次做完治疗，他住院康复期间，他的家人、本地的亲友甚至还有一些领导，都会来看他。经常我去查房，看到探病的挤满一屋子，彼此寒暄问好，他就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眼神困惑地眨巴眨巴，什么也不说。
他语言功能应该没问题，但就是话很少。家属问过我，我说：“老年痴呆症就是一个不断退化的过程，社会功能会一步步损失，具体他损失到哪一步了……”家属摇头又点头，意思是：我不用说了，他们明白。
可是有一次，我去查房，只有他自己在，脸对着墙，在小声地哭。看到我，他吃力地抬起头来，迷惑地问我：“你是我家里的人吗？”
我说：“我不是，我是医院的医生。”
“那么，那些下午来看我的人呢？”
我当然也认不全：“他们应该大部分是吧，或者是你以前的朋友同事上下级什么的。”
“可是……为什么我都不认识他们呢？”他嗫嚅道，“他们是我的家里人，是我的亲人吧，我怎么都不认识呢？”
他很认真地盯着我，像小学生问老师一样。我想跟他解释：“你是得病了。”我想告诉他，你曾经是大法官，审判过“四人邦”——我又想起来，他女儿送的书，我根本就没看，到底审判过谁，我还真不一定记准确了。而且，说了又能怎么样呢？
我说：“好好养病吧。”
等他康复得差不多，家属就会把他送回疗养院了。
盲
她不是我的病人。
我既然是医生，熟人凡有个头疼脑热，难免会麻烦我，简单的我给个建议，复杂的让他们去医院。体检表上有不认识的项目，也会来问我，有些我说：“不用管。”有些我说：“赶紧去复查，去挂内分泌科/普外……”
她是熟人的熟人带来的，一堆家人围着她。乍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就是板着脸，不说不笑，再看她走路，踉踉跄跄，我还以为是高度近视。可是家属说：她双目失明了。我吃一惊，仔细端详她。她直接面对我的凝视，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确实是看不到——但又好像哪里有点儿不对劲。
“这个你们要看专科呀。”不是我推托，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行。
家属说：“何止看过，看了五年。”
五年前，一向恩爱的丈夫搞小三，向她提出离婚。她不同意，丈夫就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家人气不过，报了案，警方和律师都来了，男人赔了钱，但婚还是离了。
那之后她就经常一个人坐着哭，家人看到就劝她:“莫哭了，为这种不值得的人,不值得哭。”她就不哭，坐那儿不吭声。时间久了，家人也记不清，她是渐渐失去了视力还是突然有一天醒来说：“我看不见了。”
先去眼科检查，没问题；又去脑科——怕是被打出内伤或者长肿瘤了（家属说：要是前一种，绝对和那个男的拼了），也没问题；又去神经科，怕眼睛和脑都没事儿，但中间信号传输故障，还是没问题。最后，神经科大夫跟他们说：“要不然，你们去上级医院；要不然，你们去精神科吧。”
好，就去同济协和，还是这么折腾一圈，最后大夫说：“要不然，你们去北京的医院试试；要不然，你们去精神科吧。”
又去北京，同仁、宣武、天坛医院跑遍，光天坛就住了半年多，最后大夫说——我接过来：“要不然去湘雅中山华山试试，要不然去精神科，是吧？”
家属对着我，一起点头。她还是面无表情，好像我们说的不是她。
其实这五年来，家人对她的盲也有怀疑，她走路要扶着墙，可是前面有沟，她会站住；遇到坎子她很容易摔，但遇到大卡车，她会避让。
他们又异口同声对我说：“她不是装的，是真看不到。”这我当然相信，什么情况值得装病五年？也太痛苦了。
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五年花了不少医药费吧？这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呀。”
他们说：“还好，单位都给报了。”原来是个垄断型国企，还很人性化地准许她长期不上班，一直在外面看病。难怪年轻人都愿意去这种单位。
我看着他们，简直啼笑皆非。我说：“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院和我自己。我们医院，今年才升的三甲，之前一直是二甲，其实本质上就是个城乡接合部的乡镇医院。我自己是心内（心血管内科），而且我只是副高。”——这么多赫赫有名的大医院、主任博士教授都治不了的病，找我有什么用。
家属说，主要不是为了看病，是想找医生劝劝她。家人一提精神科，她就“躁狂发作”，大喊：“我不是疯子。”拿头撞墙，弄得吓死人。有心放弃，由她去吧，但长期这样盲下去，不是了局。毕竟还年轻，还有半辈子呢。
我心里说，这种对精神疾病的恐慌，是不是也不由我负责呀。但看到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圈，都巴巴地望着我，实在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说：“……要不然，你们试试中医？针灸推拿什么的，说不定有效呢。”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可是半年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家里人，说她好了，是针灸治好的，眼睛恢复正常，已经去上班了，换了一个赚钱不多但很轻松的部门。
我大惊：“这么神？我中华医学真是博大精深呀。”
那人咽一口唾沫：“也不好说是针灸治好的。反正找了个针灸医生，她每天去一次，就在那边号啕大哭一次。哭着哭着,眼睛就慢慢亮了。针灸医生说：我们老不让她哭出来,泪水又退不回去，都挡在眼睛前面，就像隔了一层水墙一样，当然看不到了。哭出来了，没有屏障了，就好了。”
也许，针灸医生说的是对的；也许，就是时间过去，她恨自己瞎了眼、看错人的痛苦慢慢消磨了；也许，针灸推拿这些古老的疗法，真有我们不知道的奇效？
我是西医，一般来说，西医主张病人去看中医的时候，往往表达的就是：你已经药石无效，现代医学对你束手无策，你只能等待奇迹。
奇迹，说不定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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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7 20: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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