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着光辉的母亲／林清玄
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母亲不断疼惜呵护弱智的儿子，担心着儿子第一次坐公共汽车受到惊吓。
“宝宝乖，别怕别怕，坐车车很安全。”——那母亲口中的宝宝，看来已经是十几岁的少年了。
乘客们都用非常崇敬的眼神看着那浴满爱的光辉的母亲。
我想到，如果人人都能用如此崇敬的眼神看自己的母亲就好了，可惜，一般人常常忽略自己的母亲也是那样充满光辉。
那对母子下车的时候，车内一片静默，司机先生也表现了平时少有的耐心，等他们完全下妥当了，才缓缓起步，开走。
乘客们都还向那对母子行注目礼，一直到他们消失于街角。
我们为什么对一个人完全无私的溶入爱里会有那样庄严的静默呢？原因是我们往往难以达到那种完全溶入的庄严境界。
完全的溶入，是无私的、无我的，无造作的，就好像灯泡的钨丝突然接通，就会点亮而散发光辉。
就以对孩子来说吧！弱智的孩子在母亲的眼中是那么天真、无邪，那么值得爱怜，我们自己对待正常健康的孩子则是那么严苛，充满了条件，无法全心地爱怜。
但愿，我们看自己孩子的眼神也可以像那位母亲一样，完全无私、溶入，有一种庄严之美，充满爱的光辉。
生日卡片／席慕蓉
刚进入台北师范艺术科的那一年，我好想家，好想妈妈。
虽然，母亲平日并不太和我说话，也不会对我有些什么特别亲密的动作；虽然，我一直认为她并不怎么喜欢我，平日也常会故意惹她生气；可是，一个14岁的初次离家的孩子，躲在宿舍被窝里流泪的时候，呼唤的仍然是自己的母亲。
所以，那年秋天，母亲过生日的时候，我特别花了很多心思做了一张卡片送给她。在卡片上，我写了很多，也画了很多，我说母亲是伞，是豆荚，我们是伞下的孩子，是荚里的豆子，我说我怎么想她，怎么爱她，怎么需要她。
卡片送出去了以后,自己也忘了，每次回家仍然会觉得母亲偏心，仍然会和她顶嘴,若她生气。
很多年过去了，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算真正明白了母亲的心，才开始由衷地对母亲恭敬起来。
十几年来，父亲一直在国外教书，只有放暑假时偶尔回来一两次，母亲就在家里等着妹妹和弟弟读完大学。那一年，终于，弟弟也当完兵又出国读书去了，母亲才决定到德帼去探望父亲并且留下来。出国以前，她交给我一个黑色的小手提箱，告诉我，里面装的是整个家族的重要文件，要我妥善保存。
黑色的手提箱就一直放在我的阁楼上，从来都没想去碰过，一直到一天，为了找一份旧户籍资料，我才把它打开。
我的天！真的是整个家族的资料都在里面了。有外祖父早年那些会议的相片和札记。有祖父母的手记。他们当年用过的哈达。父亲的演讲记录。父母初婚时的合照。朋友们送的字画。所有的纸张都已经泛黄了。却还保有一层庄严和温润的光泽、然后，我就看到我那张大卡片了。用红色的原珠笔写的笨拙的字体，还有那些拼拼凑凑的幼稚的画面，一张用普通的图画折成四折的粗糙不堪的卡片，却被母亲仔细地收藏起来了，收在她最珍惜的位子里，和所有庄严的文件摆在一起，收了那么多年！
卡片上写着的是我早已忘记了的甜言蜜语，可是，就算是这样的甜言蜜语也不是常有的。忽然发现，这么多年来，我好像也只是画过这样一张卡片。长大了以后，常常只会去选一张现成的印刷好了的甚至带点香味的卡片，在异国的街角，匆匆忙忙地签一个名字，匆匆忙忙地寄出，有时候，在母亲收到的时候，她的生日都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所以，这也许是母亲要好好地收起这张粗糙的生日卡片的最大理由了吧，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也只给了她一张而已。这么多年来，我只会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爱，更多的关怀，不断地向她要求更多的证据，希望从这些证据里，能够证明她是爱我的。
而我呢？我不过只是在十四岁那一年，给了她一张甜蜜的卡片而已。她却因此而相信了我，并且把它细心地收藏起来，因为，也许这是她从我这里能得到的唯一的证据了。
在那一刹那里，我才发现，原来，原来世间所有的母亲都是这样容易受骗和容易满足的啊！
在那一刹那里，我不禁流下泪来。
忆母亲／肖复兴
世界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那一年，我的生母突然去世，我不到八岁，弟弟才三岁多一点儿，我俩朝爸爸哭着闹着要妈妈。爸爸办完丧事，自己回了一趟老家。他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回来了她，后面还跟着一个不大的小姑娘。爸爸指着她，对我和弟弟说：“快，叫妈妈！”弟弟吓得躲在我身后，我噘着小嘴，任爸爸怎么说就是不吭声。“不叫就不叫吧！”她说着，伸手要摸摸我的头，我扭着脖子闪开，就是不让她摸。
望着这陌生的娘俩，我首先想起了那无数人唱过的凄凉小调：“小白菜呀，地里黄呀，两三岁呀，没了娘呀……”我不知道那时是一种什么心绪，总是忐忑不安地偷偷看她和她的女儿。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从来不喊她妈妈。学校开家长会，我硬是把她堵在门口，对同学说：“她不是我妈。”有一天，我把母亲生前的照片翻出来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以此向后娘示威。怪了，她不但不生气，而且常常踩着凳子上去擦照片上的灰尘。有一次，她正擦着，我突然向她大声喊着：“你别碰我的妈妈。”好几次夜里，我听见父亲在和她商量，“把照片取下来吧！”而她总是说，“不碍事儿，挂着吧！”头一次我对她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好感，但我还是不愿叫她妈妈。
孩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大人的心操不完。我们大院有块平坦、宽敞的水泥空场。那是我们孩子的乐园，我们没事便到那儿踢球、跳皮筋，或者漫无目的地疯跑。一天上午，我被一辆突如其来的自行车撞倒，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立刻晕了过去。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医院里了，大夫告诉我:“多亏了你妈呀！她一直背着你跑来的,生怕你落下后遗症，长大可得好好孝顺呀……”
她站在一边不说话，看我醒过来伏下身摸摸我的后脑勺，又摸摸我的脸。我不知怎么搞的，第一次在她面前流泪了。“还疼？”她立刻紧张地问我。我摇摇头，眼泪却止不住。“不疼就好，没事就好！”
回家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从医院到家的路很长，还要穿过一条漆黑的小胡同，我一直伏在她的背上。我知道刚才她就是这样背着我，跑了这么长的路往医院赶的。以后的许多天里，她不管见父亲还是见邻居，总是一个劲埋怨自己，“都赖我，没看好孩子！千万别落下病根呀……”好像一切过错不在那硬邦邦的水泥地，不在我那样调皮，而全在于她。一直到我活蹦乱跳一点儿没事了，她才舒了一口气。
没过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就来了，只是为了省出家里一口人吃饭，她把自己的亲生闺女，那个老实、听话，像她一样善动的女儿托付给人家了，回来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叨叨：“好啊，好啊，闺女大了，早点寻个人家好啊，好！”那时我实在是不知道人生的滋味儿，不知道她一路上叨叨的这几句话是在安抚她自己那流血的心。她也是母亲，她送走自己的亲生闺女，为的是两个并非亲生的孩子，世上竟有这样的后母？望着她那日趋弓起的背影，我的眼泪一个劲往外涌，“妈妈！”我第一次这样称呼了她。她站住了，回过头了，愣愣地看着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又叫了一声“妈妈”，她竟“呜”地一声哭了，哭得像个孩子。多少年的酸甜苦辣，多少年的委屈，全都在这一声“妈妈”中融解了。母亲啊，您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这么少……
这一年，父亲因病去世了。她先是帮人家看孩子，以后又在家里弹棉花、攫线头，她就是用弹棉花攫线头挣来的钱供我和弟弟上学的。望着她每天满身、满脸、满头的棉花毛毛，我常想亲娘又怎么样？从那以后的许多年里，我们家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苦，但是，有她在，我们仍然觉得很甜美。无论多晚回家，那小屋里的灯总是亮的，橘黄色的火里是她跳动的心脏。只要她在，那个小屋便充满温暖，充满了爱。
我总觉得她的心脏会永远地跳动着，却从来没想到，在我刚大学毕业的时候，她却突然倒下了，而且再也没有起来。妈妈，请您在天之灵能原谅我们儿时的不懂事，而我却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可以忘记，却永远不能忘记您给予我们的一切……
世上有一部永远写不完的书，那便是母亲。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刘心武
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有得穿就行了；用的，如家具，也十分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那些见过大世面的朋友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等，也足以叫邻居们啧啧称奇。有人就对我发出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
母亲在饮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就是我家是大院中有名的邮件大户。如果那几十种报刊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为我订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为儿子花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
1959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问题在于：北京的这个家，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下一间呢？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父母迁离北京后的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采采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1966年春天，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母亲很快寄来了一床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地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责的宝藏来……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024-07-16 20: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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