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凯《赠范晔》
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南北朝诗人陆凯《赠范晔》一诗，写得摇曳生姿，饶有情味，令人浮想联翩。
所慕之君茫茫塞外，千里之遥，思念如水啊。今“折花”欲寄，恰逢驿使经过，正是万花作美，天遂人愿。又一想，还需再送点什么，可能送什么呢？这春情萌动的江南，除了花还是花，真不知还有什么可以指示和表征的。那好，就暂且赠送这一枝开在春天的鲜花吧。
诗作如果细味，还有不少滋味。首先是“折花”，就已经有含蓄蕴藉的意味。像《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里所说“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但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时，驿使出现了。一个“逢”字，可谓正当其时，妙不可言。随后像是驿使与诗人之间的一组对话。驿使问要寄给谁，诗人说“寄与陇头人”。不啻脱口而出，然后又略表歉意地说，除了送花别无所赠。但这含蓄与谦虚，真是富有情味。试想想，花开是江南春天最为惊天动地的场景，没有什么比花开更能表达对生命的敬意、对美的礼赞，也没有什么比鲜花更能表示一个人对旺盛生命力的期许与陈述。花，可以说是最青春的表达与最诚挚的告白。
这就是诗作以小见大的功用。从小处，也可以看出南人炽烈、开阔的心胸来。这首小诗亲切温馨，颇不经意，又低调中透着一股奢华之风，读来令人爱不释手。
不过，作者与诗作所赠对象（陆凯、路晔和范晔三个名字），其实模糊不清。如果以范晔的生卒年为参考，则三国时期的陆凯所处时代过于久远，而南北朝时期的陆凯又靠后了。再看，即使是同一书《太平御览》,两次引述《荆州记》都不相同。其《卷十九》云:“陆凯与路晔为友，在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云:‘折花逢秦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而《卷四百九》则说：“陆凯与范晔为友，江南寄梅花一枝，来诸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引诗大同小异，无关宏旨，范晔还是路晔，没法区分，确实有些遗憾，但是诗毕竟是好诗，这是肯定的。
沈约《别范安成》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
及尔同衰暮，非复别离时。
勿言一樽酒，明日难重持。
梦中不识路，何以慰相思？
沈约的《别范安成》一诗，写得辞情婉转，情义绵长。
诗作写眼前的别离，却从追忆之角，以今与昔、今与明的比况，来言说惜别与珍重的意味。确实，在时间的长河里，情感长长地酝酿，至久而弥香，也至深而醉人，但也因愈益深沉而难以自持，或因处置不当而伤人。
开首两句即从年轻时写起，说年少不把离别当事，总觉得再会不难。前期，这里是“对未来的预期、打算”的意思。次联两句写老暮时的感受，因为剩时不多，不再豪掷时日，于是对比就显现了。第三联两句是写眼前，一杯薄酒，勿再以为不算什么，等到明日真正分别，恐难再在一起把杯同饮了。因为有前两联铺垫，极写筵席上的留恋和惜别。潜在的意思是，生死迫近，再见难料啊。最后一联两句是拓开一笔，借梦再表达对分别的不忍，以及对友情的珍惜。“梦中不识路”，李善注引《韩非子》曰：“六国时，张敏与高惠二人为友，每相思不能得见，敏便于梦中往寻，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梦中往寻，后来用以形容思念友人。
这首诗，可以说诗语质朴，情感真挚，但表达却又典雅婉媚，尤其是突出老境之难和人际的别离之苦，有着很深的人世感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一片真气流出，句句转，字字厚，去《十九首》不远。”
汤惠休《杨花曲·其二》
江南相思引，多叹不成音。
黄鹤西北去，衔我千里心。
汤惠休的《杨花曲·其二》，历来传诵。其诗虽是乐府，却妙在纵横捭阖，尺幅千里，将一段春季的相思柔情写得浓烈而浩瀚。这不是江南式婉转情思的表达，而是西北天空下“赶牲灵”的秦腔式倾泻。
诗作说，一曲《相思引》，本已让人愁肠百结，何况在此扬花纷飞的暮春江南呢，所以女主人公“多叹不成音”，无法完整弹奏，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是相思是不断累积的，所以使之愈益痛苦，又何况所思之人在千里之遥的大西北呢！于是想到,如果有解人心苦的黄鹤愿意帮忙,将“我”的苦思之心衔过去，该是何等的慰藉心灵的好事啊。这翻空出奇的一转想，也使得诗作突然从一个狭小的门口里获得急速的突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形成摧波决荡的一泻千里之力，呼啸着将一腔春心和思念化为沸腾呐喊的岩浆。千年而下，至今尚有余温啊！
情感的倾泻而无遮拦，正是其诗作特色。另一首《江南思》（“幽客海阴路，留戍淮阳津。垂情向春草，知是故乡人。”）亦是如此。诗作写一位行役不归的幽客，对故乡强烈的思恋之情。这种情感在前两句平静的交代里，已经蓄积了足够的势能。因为“幽客”即隐士的身份与“留戍”的行为是矛盾的，“海阴路”（下江地区的江南片）与“淮阳津”（在今淮阴一带，乃南朝北部边境）也是地域迥异。诗作最后一联寄托深情，垂情是倾情，将满腔思恋倾注于春草，于是获得了春草“我们都是故乡人”的抚慰，焦渴之思得以化解，强烈的矛盾也得以缓和。为什么倾情于春草而获得感情的释放？因为春草是沿着纬度不断由南向北推进的，于是诗人巧妙地借用这种变化，将小草拟化为故交，足见创作的妙想。
魏收《棹歌行》
雪溜添春浦，花水足新流。
桃发武陵岸，柳拂武昌楼。
北朝诗人魏收的《棹歌行》，诗句整练，疏朗有致，有奇逸之气。
诗作谓春来雪消滴汇,融融洋洋，而使春江水涨、新流增添，这是自然长消的奇妙变化。再者,阳春深入，落英缤纷，花香随飘，流于江上，于是这春天便变得曼妙而富有脂粉气。但桃红色的江流涌动，在视觉上，也应该浩大而深沉，场景也一定够壮观而冲击着视野。读前面的两句，即情即景，场景的变换里暗含了时间的作用，从“雪消”到“花发”，从“春浦”到江上的“新流”，让人感受到春融的变化、春天独有的花开花落的烂漫和雄壮的风情。
当然，江岸杨柳吐新、柳叶儿发青，映衬着高峻的楼光和深沉的山色，让沿江的春光再增添一分渲染的氤氲绿色，又让人感受到了勃发的春染的力量。这是诗作第四句所带给读者的惊叹。
我们看，诗虽小但所容者大,张力十足，确有尺幅千里之势。而在写作特色上,诗作虚实相生，以实带虚，由虚卷实，铺开了写作的大面，激发了空间里的时间意识。
本来，诗歌前两句写实，已经将春意写得很充分，但诗人觉得还很不够。因为眼前的景象触发了他的兴趣和想象。于是第三句拓开一笔，另起炉灶，说眼前的浩荡春江和涌动的洪流。源头在武陵的桃花源，在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就有“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精彩片段。多少年来，陶渊明的武陵溪，引发了无数人的想象和感慨。
然后,诗作又由花及柳，诗人带着读者一道，又来到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经任职的武昌城前,于是思绪绵绵，牵连深远。
陶侃武昌种柳，事见《晋书·陶侃传》。“（侃）尝课诸营种柳，都尉夏施盗官柳植之于己门。侃后见，驻车问曰：‘此是武昌西门前柳，何因盗来此种？’施惶怖谢罪。”是说当时军营督促种柳，有下属夏施可能是图一时方便，盗移了武昌西门官柳，被聪慧明察、心思缜密的上司陶侃发现而加以训斥，结果让这名军官很是惶恐。自此，柳树、武昌便与陶大将军相联系在一起。
这后两句是说，因为陶渊明发现了桃花源，于是春江浩荡，洪流涌动，这是空间的开拓；又因为陶侃种柳，而今柳树高大，成林连片，登上武昌楼，伫立于山顶，远眺鄂黄一带，则将这洋溢舒展的生命和活力的春景，皆尽收眼底，这是时间的延长。这些都给人以无法言说的欣喜和激动。此情此景，让人浮想联翩，那些发现春色和助力创造的前贤们，一样让人景仰和缅怀。我们看，只有在诗歌里，诗人才将一身北国的军国行头卸下，恢复了一个纯粹的诗人身份，向着包括桃花源的武陵和柳树连片的武昌等在内的南国，表达他心中的一份无法割舍的文化倾心。
庾信《寄王琳》《重别周尚书》
《寄王琳》
玉关道路远，金陵信使疏。
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
《重别周尚书》
阳关万里道，不见一人归。
惟有河边雁，秋来南向飞。
庾信《寄王琳》和《重别周尚书》，都是小诗，但都写得悲慨苍凉，沉郁浑厚。诚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一》里所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咏怀古迹五首·其一》里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寄王琳》是诗人羁留西魏长安时所写。玉关，玉门关，以西汉班超滞留西域借指自己羁旅长安；疏，“稀少”意。开头两句言战乱使其滞留别地，与故国（原在梁朝出使，而写诗的时候已更为陈朝“金陵”）山河阻隔，音讯极稀。用了互文笔法，这是陈因。
三、四句是表果，但又显得突兀而激烈。“独”言自身而他人浑然不知；“千行泪”，是写情绪的失控和情感的喷涌。但三、四句再细细品后，感觉仍然有笔法上的变化，也就是四句在先而三句在后。但诗人为了凸显自己的感受，将“千行泪”提前，其情可知其心可感，强烈而彰显。当然，不作句序上的更动，仍然三句在前四句在后，如果再细读，也会读出很深切的情。我们看，这“开”字亦甚丰富。此字说明书信或未展读，而诗人的情感就已经失控，可见其在异域之苦痛与故国念想之炽烈。当然，有人说，这“开”字的主语不是“手”而是“泪”，是泪水泡开了那封千里之遥的信件。由此展示了更为细腻的情节。
至于书信内容，有人说诗人的友人王琳，“当时正在郢城练兵，志在为梁雪耻，他寄给庾信的书信中不乏慷慨悲壮、报仇雪耻之意，所以庾信为之泣下”。诚如是，作为身在北国位居显要的诗人，反倒不能写诗记事了。其实，没有这种“雪耻”的情状，也并不影响诗歌情感的表达。后世王维《杂诗三首·其二》写得好：“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只要是来自故乡，所有的人与事都最为关情。有此，足矣。而梁朝王僧孺的《中川长望》诗，读起来与本诗甚为贴近。其诗曰：“故乡相思者，当春爱颜色。独写千行泪，谁同万里忆。”
稍稍研究庾信的人生经历，不难窥见一些端倪。前期在梁朝，社会升平，宫廷唱和，花鸟美人，酒歌舞乐，又在应酬敏对中显露了个人的学养与文才。因侯景之乱而国家濒于破碎，随后又毁于西魏。结果以42岁出使西魏为界，永远踏上了不归路，人生断然分为南北朝。尽管历仕北朝高职，但“乡关之思”难去。于是常常情不自禁地发出哀怨之词，笔致劲健苍凉。可见遭遇亡国之变，诗人内心所受到的巨大的震颤。故而久居北方的庾信渴望南归，魂牵梦绕于故国山河。
至于《重别周尚书》的写作，已经是在北周与陈朝之间。山河的阻隔，空间距离的遥远（“万里”），仍然是诗人最为痛苦的维系。
此诗情绪似更为落寞，书信绝无，唯有大雁定时往来。人不如物，唯有艳羡而已，而其无力感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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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16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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