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游戏》,郭宝昌、陶庆梅著,三联书店2021年7月出版
为戏而生的人
《读书》杂志今年第五期上,名导演郭宝昌发表了《京剧现代化,需要“阁命派”》,随后《读书》微信公众号加以推送。郭文议论的核心,是毁誉参半的阁命样板戏;从文后的读者留言看,对文章本身的评价也是聚讼纷纭的。
我熟悉的郭宝昌,是电视剧《大宅门》的编剧和导演,这部戏的京味儿那么足,戏里又自带京剧“范儿”,我早已断定郭宝昌是不折不扣的戏迷了。不过,当我看到《京剧现代化,需要“阁命派”》时,还是禁不住惊诧于其人对京剧学术思考的深入和梨园掌故的信手拈来。说句诛心之论,郭文的“生猛鲜活”,比起所谓的学院派,已经“甩出几条街”矣。这样的文章,自是越多越好;更不怕有争论,所谓真理越辩越明也。
转眼到了7月,忽有友人向我推荐郭宝昌的新书《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好在哪儿》,碰巧我又看到系列短视频——郭宝昌说京剧,觉得是和书相配套的,于是兴味更浓。在郭宝昌谈京剧视频的开头,他说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样我比你们强,我比你们爱京剧。”当读罢其书,再听到这句话时,真尤有感触。我想,郭宝昌是为戏而生的人,这个戏,既是电影、电视剧,更是京剧。作为戏痴的郭宝昌,“英雄事迹”可不少,书中俯拾皆是:
他坚决拒绝送票,一定要自己去排队买票看戏(最多连夜排过十个小时),自言“这就是享受折磨,寻求戏外的快感”。
当程砚秋去世,他主动戴孝三天,很长时间都难受得吃不下饭。
名伶谭富英在台上擤鼻涕,有人诟病,他愤怒地回怼:“谭富英怎么就不能擤鼻涕?”
为了捧年轻的马长礼,他竟然在剧场跟人掐架,为偶像豁出去了。
……
这比起今天的粉丝追星,有过之而无不及。郭宝昌对京剧,何止是爱,那是真爱、深爱、酷爱,爱到骨髓里。他自谦“班门弄斧”,但其实,套一句《论语》,“斯人也而有斯书也”!只有这样毕生热爱京剧的“痴人”“戏魔”,才配写出这样的奇书。郭宝昌已经年逾八旬,称一句“郭老”,那是天经地义。下文就以“郭老”相称吧。
三大体系实在有些乱!
我理解,贯穿《了不起的游戏》的最核心论点,就是游戏性。其余叫好、丑、样板戏、戏曲电影诸章,角度各异,但贯穿起来,却能“拱卫”游戏说,层层剥笋地把京剧的观演体系说清楚了,令全书呈现出形散神聚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来。
近代以来,国事日非,西学东渐,国人渐渐患上理论“失语症”,每依人作嫁。用郭老的话说,就是“文化媒体的阵地始终被西方美学笼罩着”。有鉴于此,郭老在自己的书里,为京剧建立自己的表演体系而大声疾呼。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响亮地喊出了“我们是游戏派”。
谈京剧理论,始终离不开所谓的“三大体系”,重点其实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而梅兰芳很多时候不过是陪衬。这个说法,颇有点挟洋自重的意味,先由黄佐临首倡,咱们自己人前“加持”、后又质疑,真令人尴尬!更遗憾的是,很多理论家仰人鼻息、削足适履,却始终不能用洋人的理论说清本国的艺术。还是郭老敢言:“三大体系实在有些乱!”谈京剧表演理论者,什么体验派、表现派、表现体验结合派、随进随出派、时进时出派,谈京剧美学者,又是间离手法、第四堵墙、现实主义的、从生活中来的……我也觉得乱花迷眼!在解释京剧表演理论和美学上,我们长期“充满了自卑”。连阿甲这样的大名家,都是斯坦尼体系的信奉者,到老却陷入无法自解的迷思之中……
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郭老真有资格谈斯坦尼和布莱希特,因为人家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科班出身,比起戏曲学者半路出家,为谈表演而不得已染指斯氏、布氏皮毛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学过洋人理论又看了一辈子戏的郭老有底气宣称:“用斯坦尼和布莱希特解释京剧表演就是错的!”这是学院派研究者所不能言,亦不敢言者。郭老发愿要对古老的京剧艺术进行一次美学理论的审视和阐发,这在书中,就集中表现为批判性思考,其书虽然不是纯粹的理论阐发,却在散点透视中带有理论建构的雄心壮志。关于三大体系,请看郭老的妙论:
斯坦尼和演员一起设置一个骗局,强迫观众认为这是真的;布莱希特和演员一起设置一个骗局,强迫观众认为这是假的。京剧演员设置一个骗局,观众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只有京剧演员和观众的这种关系,才是最和谐的、最亲切的、最完美的、最自然的。观众是心甘情愿地上当受骗,愿意和演员一起来玩儿一把。游戏感远远地胜过两个强迫。
读者在感觉妙语解颐的同时,是否也为这意趣横生的形象说辞而击节称赏呢!?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三大体系的解说中,最不故作深奥、又最深入浅出的机锋了。末了还水到渠成地归结到了其核心观点游戏性上,沉甸甸的理论,已被“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矣。
梅兰芳在苏连与特列季亚科夫和爱森斯坦等
游戏性:可恶的老右派与亲爱的相公
郭老有感于戏曲人“对基本的概念都不太了解还要用西方戏剧理论装扮自己”,希望从一个内生的视角去思考京剧的表演体系问题。表演是有神秘性的,妙不可言。在京剧表演体系中,关于演员与角色/人物的关系,郭老用了“参悟”一词,认为揣摩参悟是刻画人物的核心。到了最神秘、最高级的境地,艺术家就参悟到了——他们是在游戏人生,“把程式玩弄于股掌之中,随心所欲,天马行空”。郭老“看过四十二位流派创始人的现场演出,都能感受到这种强大的气场”。正因为见过那么多“真佛”,前辈大师游戏舞台的鲜活画面和例证,郭老张口就来,活泼泼地!
梅兰芳、程砚秋等的《六五花洞》也是“游戏”
郭老总结京剧演员在舞台上是“四位一体”的,即演员、角色、客观的我和主观的我,而懂戏的观众主要看的则是第四个主观的我。这里的创新,突出体现在把“我”分成客观和主观。换言之,梅兰芳、程砚秋都演《玉堂春》,“南麒北马”都演《四进士》,观众感兴趣的,是梅、程或周、马各具特色的艺术演绎,即独创性的这一个。一言以蔽之,看京剧就是看角儿。郭老又用十六个字总结京剧艺术的游戏性:芜杂万象,千奇百怪,流光溢彩,游戏心态。演员的手、眼、身、法、步,各种功法,都为一“乐”字,为游戏而发。郭老为了说明这个游戏性,举的例子太鲜活剽悍了。杜近芳与叶盛兰曾长期合作,是京剧界少有的生旦绝配。叶盛兰划右派时,作为搭档的杜近芳,毫不回护,更予揭发。有趣的是,“京剧第一小生”无可替代,划了右派的叶仍然与杜合作。反右后,杜一次与叶合演时,不满叶的彩声压过自己,演到一起转身背对观众的当口,杜突然发难:“老右派,好都被你一个人抢了!”转过身来,杜却又马上入戏,拱手含情说:“啊,相公,你要多多保重。”看到这个“人格撕裂”、匪夷所思的细节,既令人忍俊不禁,又不寒而栗,更深思不已。关键这还是真实的,郭老当面问过杜近芳。本来,台上假扮恩爱夫妻,台下却要划清界限;但杜在台上,瞬间跳出戏外,临时“发作”了一下。这是她的游戏。反过来说,叶盛兰何尝不是游戏?一边怀着负罪感,一边还要强颜欢笑,与杜缠绵。这又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游戏。用此事说明演员的“游戏心态”,抵得过上千言的枯燥议论。还有,马连良、李多奎在舞台上旁若无人地聊闲篇儿,陈永玲、张春华在无比紧张的表演中打赌较劲,都属善于取譬……引领读者在深入显出的例证中参悟出高妙的理论,郭老的书做到了。特别是杜近芳这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绝例”,服了!
叶盛兰与杜近芳合演剧照
胡来的盖三省与逍遥游
书的前后各章节,时时紧扣游戏说。因为京剧里难以找出西方式的纯悲剧,于是京剧的悲剧又成为研究者“曲为解说”的问题了。说到底,还是对本国的戏没自信!没想到郭老对《红楼梦》那么熟稔,他为解说悲剧问题,拿《红楼梦》说事:“每写到悲时,总有人出来打岔,不是黛玉就是香菱,不是宝钗就是凤姐,这种手法在京剧中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在京剧中几乎找不到西方式的纯悲剧。”篇幅有限,不便多引。但这类比,如盐溶水,浑化无迹。说丑一章,郭老又对悲剧再追加阐发,指出丑的表演淡化了生与死的悲剧感,而带着一点游戏的态度来处理悲剧,显示出我们中国人非常不一样的人生观。这一点我深有同感,在课堂上也跟学生谈论过。我举程砚秋的名剧《金锁记》为例,那是有名的悲剧吧,可是在坐监一折,沪上名丑盖三省饰演的禁婆子却百般的插科打诨。观众一边听着程四爷的窦娥唱出幽咽凄婉的二黄慢板,句句击节叫好;一边又不禁为禁婆子的搞笑举动而哄堂大笑。大概看盖三省助演的程派《坐监》,观众就始终沉浸在这悲喜交替的复杂情感中,审美体验也是极丰富的。戏台上在游戏人生,戏台下又何尝不是游戏人生?这个例子颇具代表性,似可作为郭老游戏说的旁证。
程砚秋演《金锁记》戏单
对众说纷纭的男旦问题,郭老也有高见:“男人演女人始终研究和参悟男人眼中的女人美,研究女人取悦男人时如何美,这就进入了一种深深的游戏状态,在这方面,发现女人的美,男人比女人立场更客观、眼光更独到、更犀利、更敏感、更细微。……男旦所形成的艺术高峰,是人生游戏升华到了游戏人生的最典型的代表。”我觉得是谈出了新意的,距离产生美,真妇人、假妇人、雄妇人,从性别的角度看,男旦的美学意蕴何其奇妙丰厚。而后面的人生游戏、游戏人生,又与其核心的游戏说形成了照应关系,可谓点睛之笔。我斗胆对郭老的游戏说略作补充。游戏说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个重要话题,我不懂,不敢妄言。但我联想到中国古代的智慧典籍《庄子》,其中的“逍遥游”太有名了。有学者把庄子的“游”分为外游、内游、至游三个层次。我想,这或许对理解郭老提出的游戏性也是有帮助的吧。京剧演员演戏,当然有游戏性,既入乎其中,又出乎其外,颇有些自由。然而,这游戏和自由也是有限度的,也是分层次的,并不是说演员在台上想怎么游戏就怎么游戏。在舞台上,能游戏其中,并游刃有余的,多是大演员、大艺术家。舞台游戏,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绝对是极少数;能善入善出,体会心物交融之妙的,颇不乏人;偶尔游戏一下的,或许更多;低俗倒胃口的游戏,也不是没有……至于那些三四流甚至不入流的演员,还是循规蹈矩比较好。不然,舞台就乱了方寸也。与游戏性相关联的,是娱乐性。舞台游戏,是为了娱乐观众;而观众得乐,观演的目的也就实现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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