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说说我们天津老乡看戏的多唱戏的少,这话是不准确的。在当天的宴会上就又被事实驳倒了;因为那天在餐桌上谈到了盖叫天先生,盖先生正是天津人,京剧界还有几位也是从天津出来的。老生李宗义、花脸王泉奎、旦角宋德珠,张春华是在天津“稽古社”坐的科,张云溪也是从这里上的台。
北方有彩头班,不知从何时起,我记事时已在天津有两家以机关布景著名戏园,一家是“大舞台”,雷喜福挑班,仿佛是演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而另一个就是“稽古社”的专用剧场“天华景”。我的年纪和张云溪他们相差不多,所以开始看他们的戏时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我小时虽爱看戏,但很怕由大人带着去,大人看戏不顾小孩的心理,专看他们自己爱看的悲剧或文戏。前者使小孩受不住那强烈的刺激,后者则越听越困,我自己能出去看戏时就专去“天华景”。那时他们在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孙悟空活泼、猪八戒可笑,而最吸引人的是机关布景,演狮虎大仙战悟空了,演到狮虎大仙举起宝瓶时,突然灭了灯,台上变成电影;眼看着妖怪祭起法宝把孙悟空收进瓶子里去,这使我惊诧不已。还有一场戏,台上的唐僧竟当众被妖怪用火烧着,化为灰烬,虽然烧到一半就已看见那唐僧袈裟里也是一副芦苇扎的骨架,我仍恐怖万分,以至半个世纪后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看过“庆乐戏院”演的机关布景戏,觉得不如四十年代在“天华景”演的好;我怀疑当年“天华景”的机关布景,很可能是中国北方最高水平的。真正的内行,对“机关布景”彩头班,有点像文学界看待武侠小说,把它们视作“低档艺术”。我倒觉得引进现代舞台技术,增加一部分观众特别是少年观众的兴趣,也不失为一个品类,也有存在价值。大可不必嗤之以鼻,而且彩头班也一样出好演员。张云溪、张春华、李元春、贺永华都是难得的好演员。
“稽古社”到后期就有点邪了。先是上演了从美帼好莱坞影片《罗宾汉》抄来的《侠盗罗宾汉》在戏里大跳芭蕾舞《天鹅湖》,还由意达利人,匈丫利人弄了个西乐班子,天津人叫“洋鼓洋号”。张春华在洋鼓洋号伴奏下跳西洋舞。这出戏尽管有点歪门邪道,可是很卖座,票价由三角涨到一元,连演了三个多月。班主尝到了甜头,接着就又排了部美帼电影戏《月宫宝盒》(这似乎是《巴格达窃贼》的一个版本)和社会新闻剧《燕子李三》,此后“稽古社”就走上了下坡路。到1944年班社就解散了。“稽古社”为京剧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可也有教训值得注意,一种传统民族艺术的改革,必须保存自己的精髓,以我为主,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若一切都随人家的模样办;就没有自己了。
(七)
在乡港票界的招待宴会上联想起“稽古社”。“稽古社”演出了好戏,培养了人材,这些成绩和一位票友分不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渤海先生。
天津高家的发家史,可以写一部曲折离奇的小说,从数十年前我就注意过有关资料。高渤海先生是高家发达后的第二代,他从小爱听戏。由爱听到学着唱,高家的产业之一是天津法租界的“劝业场”。“劝业场”四楼有个戏院叫“天华景”,少爷要学戏,自然很方便,他天天下了学校就到天华景去找老艺人学戏练功。1929年秋天前,他又去练功,教他的老师娄廷玉说:“少爷,我再帮你说两天戏可也就分手了,班子要散了!”
高勃海听了很吃惊,问娄先生“没办法了吗?”娄先生说:“办法倒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不干你来干!”高说:“我还念书呢,哪会干这个?”有两位艺人就说:“有钱就行,你不会干我们教你!”高听了心中一动,回家和他父亲高星桥老先生商议。谁知高星桥先生是个创业之人,颇有眼光。二话没说,拿出一万元来叫他去试试看。于是年纪轻轻的高渤海就成了“稽古社”的班主。
高渤海热爱京剧,又有文化修养,有事业眼光,再加上交际广泛,这就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稽古社”的营业好转后,高渤海先生以艺人子弟为基本学员成立了“稽古社子弟班”,致力培养后辈,为求科班发展,他高薪聘请尚和玉先生作名誉社长。有尚先生作大纛旗,还怕请不来好教师吗?所以程继先、李吉瑞、萧长华诸位名家全来授过业,叶盛章是尚先生的门婿,他来天津探望岳父,被请到社里,就收了张春华作徒弟。
尚和玉先生自己也亲自说戏,据高渤海先生说,尚先生的一生名作《李元霸》《窃兵符》全在这里教过,“稽古社”从1936年到1944年,八年中培养了不少出色的武戏人材,而唱功演员却成绩平平,这大概和主持教学的是武生名家有关。
据行家说,尚先生一生最拿手的戏是《锤震四平山》,系《李元霸》中的一折。尚先生的戏我有幸看过,那时尚先生已逾古稀,我则还不大懂事。只记得老先生精气神、功架尺寸都好,只是下跪时要有人搀扶,使我尊敬的心情多于欣赏的心情,以致对戏的内容都不大顾及了。
(八)
谈到尚和玉先生晚年演出,引起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来: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老演员的演出?
这几年在国内有一股风气,凡是老演员一演出,报纸上一律叫好。不是一般的叫好,简直个个都说成完美无缺,无处不佳。世界上有些行业,大概是比较不受年龄限制的,比如中医(但也是比较而言),六十多岁的医生,有四十年行医经验,看起病来比初出茅庐年轻人有把握,这是必然的。至于运动员怕就未必了。短跑、拳击,哪怕曾蝉联过几次冠军,若说过了六十的人还一定会比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跑得快,打得狠,怕很难使人相信。
演员是以身体、声音来实现他的创作的,年龄总是个条件。平心而论,我们看六七十高龄的演员演“红娘”,未必真觉得比二三十岁的演员更贴近角色,我们应对老演员尊重,但不必硬说他怎么样都好。五十年代,我和欧阳予倩先生住同院,有天有位极有名的老友主唱青衣戏。我去看了。回来后欧阳老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欧阳老说:“唉,叫人家买票就来看个不容易,这何苦呢!有点自知之明!”欧阳老晚年灌过一张昆曲唱片,俞平伯先生为他吹笛,声音、气口极好。可是有人请他登台他始终谢绝。我更尊敬他。高龄演员在内行中做做示范,当然可贵;正式演出,是不必太提倡的。这话说出极容易得罪人,所以我也不说。
当然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总要视个人具体条件而定。高龄演员演出仍保持风采的,仍大有人在,萧长华先生就是一位,他七十岁以后与马连良合演《失印救火》,风采不减当年。梅先生晚年则更是炉火纯青。
也有年纪大了之后,在艺术上又有新创造的。据名琴师、戏曲教育家沈玉斌先生告诉我,黄润甫先生晚年,掉了门牙,当时镶牙又困难,逼得他创造出以气带音的唱法,声音极浑厚沉稳,比他年轻时的黄钟大吕更有韵味。看他得到了观众的欢迎,许多年轻轻、牙口完好的花脸演员也学他这没牙的唱法。有牙的人要唱出没有牙的韵味十分不易,所以很少成功者。
(九)
一个外行,所谓“丸主”厚颜谈戏,一气写了八篇,该刹刹车换换题了,不过看了半个世纪戏,认识一些内行朋友,总还有些话没说尽兴,最后我想谈几出我看过的“绝”戏,“绝”并不一定就是好,而是空前绝后之意。
一次是儿时看尚和玉先生主持的“稽古社子弟班”唱《铁冠图》。这出戏并不算出色,可有三绝,一是全部服装是前清遗老载振捐制的,地地道道的满洲服饰,不像目前乡港有些电视剧的清装那么充满想象和随意的成分,以致谁也说不清是哪个朝代人;二是清兵服装上的满文心号,一色由贝勒载洵亲笔写出又绣上的,放到今天可算文物了;第三是戏里有一场宣读圣旨的戏,钦差大臣念的全是满文。许多旗人朋友说连他们也是头一次听,而且和我一样听不懂,我说这出戏空前绝后,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还有一出戏是五十年代看的,名曰《审头刺汤》。《审头刺汤》是熟戏,绝在它在演员搭配上,梅兰芳演雪艳娘,周信芳演陆柄,这已是极难凑在一起的了,而唱汤勤的竟是话剧大家、电影导演洪深先生。那一年北京纪念梅、周二位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幕式上洪深先生自告奋勇要为梅周二位挎挎刀。开始大家认为这有点起哄,谁知到了台上洪深先生还真行,一抬足一投袖,处处不离谱。汤勤用苏白,这反倒发挥了洪深先生的长处。与陆柄几句对白,说得嘎崩溜脆。特别是陪礼的那几声笑,引得满场掌声,这是洪深先生最后一次登台,也是梅周二位大师最后一次同台合作。可惜当时没有录相设备,不然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资料。
还有一次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看盖叫天先生和叶盛章唱《三岔口》。盖叫天先生是南派武生的大宗师,讲究一招一式,动中求静,要个帅劲儿;盛章正值盛年,讲究手快腿快;火爆迅猛。过去这二位是决不能合作的。解放后大家破除门户之见,同心协力为发展京剧艺术作贡献,才有了这次合作。戏是唱的最好的,那天我是站在场面后边看蹭戏,发现在两人交手时,叫天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盛章点头微笑,但不知说些什么。过了几个月,田汉先生领着我们一些年轻人到大连写作。恰好盛章和李少春、袁世海、黄玉华也去大连演出。在海边吃饭时,安娥大姐说起这场演出来,有人说叫天先生在台上对盛章说的是:“老三,你慢点,我年纪大了跟不上。”盛章就放慢了速度。安娥问:“此话当真吗?”盛章只说:“张先生功底深厚,是前辈,我该多照应。”我看过许多名角的《三岔口》,以这次最精彩,当时盛章才三十多岁,正是年龄既轻艺术又已成熟:闪展腾挪,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盖叫天先生已过花甲,仍然英雄潇洒,稳准壮美,两人配合默契,令人称绝,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也是最后的合作。
(十)
我说的“绝戏”,还包括另一种“绝”,就是出奇的荒唐。
在本人告别舞台的那个联欢会上,我的秦二世并不是最令人喷饭的,还有两位同好的表演更有妙处。
一位是个比我还小的青年,当时才参加工作。他和张云溪住同院,在张云溪指导下练过武功,还学了几出戏,这天他要唱《界牌关》、《盘肠大战》。本来满可以唱好的,可是票友们没人有武功,找不到人和他配戏。李万春见义勇为,把手下的几位武行叫了来配戏,不知李万春事先作了什么布置,总之到开打时四个武行举着枪就围着罗通转,场面也一个劲打“急急风”不刹住,就这么打个没完。罗通想罢手罢不得,想下场下不去,台下又喊好又鼓掌,最后把罗通转得头昏眼花,一筋斗摔在了台上,大声喊:“行了,我不打了!”四个武行才架着他走下台去,此戏没头没尾,就此告终。
这天晚会是通宵,最后的大轴是《群英会》。这里有几个正经坐过科后来改行的人,有几位真正有功底的票友,周瑜就由给我说戏的画家扮演,演蒋干的是在延安唱过戏的萧甲,按说绝不会出错,不幸的是他们找了个勤务员唱太史慈,这位老弟头脑有点小恙,北京人谓之“缺一根弦”,就是上海人说的“十三点”。太史慈戏不多,喊声“得令”,捧过宝剑在上场口坐下就没事了。他偏去请教裘盛戎这怎么唱,裘老板那天刚喝了除夕酒,兴致正浓,就告诉他“这个角不简单,我就是唱太史慈唱红的,要领在于三次打哇呀。”勤务员问他:“在什么时候,冲谁打?”裘盛戎说:“现在说了你也记不住,这样吧,呆会儿我在台上打锣,你坐在台口冲我瞧,我这锣槌一举你就打,我锣槌指谁你冲谁打。”这位太史慈就记下了,捧过宝剑后就直着眼睛看裘盛戎。此事除他两人,台上的人谁也不知道,戏在正常演出。周瑜唱句:“酒逢知己千杯少,干!”蒋干举起杯,刚张嘴说:“贤弟……”裘盛戎把锣槌一举,朝蒋于一指,太史慈就抱着宝剑冲向蒋,到桌前突如其来“哇呀呀呀……”怪叫起来。这一喊把蒋干吓得忘了词,连周瑜也大失所措了。太史慈自己则规规矩矩又回到台口坐了下来,台下笑得前仰后合,又鼓掌又喊好。过了好一阵,周瑜和蒋干才缓过气来,把戏接了下去。下场后这勤务员找到裘盛戎问:“老板,你说哇呀三回的,怎么后来不举锣槌了?”裘盛戎说:“你没见就哇呀这一声,你就红了吗,见好就收吧。”
这勤务员听了心中好大遗憾。到了后边,太史慈没事了,他又改扮个弓箭手,随曹操登场。谁知尽管换了角色,他还惦着那两声哇呀。觉得这两声哇呀不打出来,一年都不会顺利,于是决定不再看裘的锣槌,当曹操下令向孔明的草船射箭时,就趁机冲向孔明和曹操,两人各打了一个,使晚会的欢乐达到最高潮。
五十年代文艺界内互相间的亲密关系,是很值得留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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