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了，汪曾祺先生！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随谈》：
有人说我的一些小说，比如《大淖记事》，浪费了材料，你稍微抻一抻就变成中篇了。我说我不抻，我就是这样。拉长了干什么呀？我要表达的东西那一万二千字就够了。生活只有那么一点，……又要拉得很长，其结果只有一途，就是瞎编。
《〈汪曾祺自选集〉自序》：
我没有写过长篇，因为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长篇小说当然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也不是说它有繁复的人和事，有纵深感，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长卷这些等等。我觉得长篇小说是另外一种东西。
老头儿性格太轴了，又武断，眼光忒高，口味还刁。
小说怎么就不是瞎编？
天马行空。无中生有。蹲在井底望朝阳。
还有，长篇小说怎么就不是篇幅很长的小说？
名不正，言不顺。长篇小说，篇幅不长，就是消极怠工，就是玩忽职守。
看看现在的一些长篇小说，完全就是遵照“长”的标准制造出来的。
长，是品位，是美德，是能量，是智慧，是潮流，是拳头，是竞争力，是身份证明，是通关文牒，是步步攀爬抵达峰顶气喘吁吁之时从天而降的一枚亮闪闪的勋章。
天高云远，洋洋洒洒，横到了底，纵到了边，泥沙俱下，水漫金山，不亦乐乎！
生活确乎只有那么一点，拉得这么长，岂不是寡汤寡水？
那也是一锅汤！
高考前文科老师传授秘笈：后边的简答题、论述题，不晓得怎么写也要写，想办法把空白处填得满满的，把字写得工工整整、密密麻麻，阅卷老师一看，有压力，手一抖，就多给几个“墨水分”。这里多个几分，那里多个几分，凑在一起，就多了好几分。
以多取胜。这是战术。
1947年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
我们看过的若干短篇小说，有些只是一个长篇小说的大纲，一个作者因为时间不够，事情忙，或者懒，有一堆材料，他大概组织分布了一下，有时甚至连组织分布都不干，马马虎虎的即照单抄出来交了货。
1982年的另一篇《说短——与友人书》：
短，是现代小说的特征之一。
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
短，才有风格。现代小说的风格，几乎就等于：短。
别说了，汪曾祺先生！
别逗了，汪老头！
《学话常谈·幽默》，汪曾祺对“幽默”进行了个性化描述：
幽默要轻轻淡淡，使人忍俊不禁，不能存心使人发笑，如北京人所说“胳肢人”。
也就是说，段子是分级别、分档次的，真正的幽默是高级段子。
《四川杂忆·川剧》，论及川丑，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幽默观：
川丑都有书卷气。……川丑不像京剧小丑那样粗俗，如北京人所说的“胳肢人”或上海人所说的“硬滑稽”，往往是闲中作色，轻轻一笔，使人越想越觉得好笑。
不经意，不刻意，幽默因子就聚拢了，“蓬——”升了起来。
《赵树理同志二三事》，汪曾祺对他人的幽默感有自己的观察：
赵树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长鼻直，额头很高。眉细而微弯，眼狭长，与人相对，特别是倾听别人说话时，眼角常若含笑。听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出声来。有时他自己想到什么有趣的事，也会咕咕地笑起来。赵树理是个非常富于幽默感的人。他的幽默是农民式的幽默，聪明，精细而含蓄，不是存心逗乐，也不带尖刻伤人的芒刺，温和而有善意。他只是随时觉得生活很好玩，某人某事很有意思，可发一笑，不禁莞尔。
有活生生的榜样给自己“撑腰”，汪曾祺对自己的幽默观越发自信。《谈幽默》,他横刀植入,试图破解“幽默”之概念：
什么是幽默？
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扑哧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
这个“定义”，本身就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就“挺幽默”的。
“幽默还能是什么？是轻松，是理解，是幸福，是会心，是喜乐，是莞尔一笑。”他的同乡兼同行毕飞宇说。
不过，毕飞宇坦言，幽默这个词放在汪曾祺身上不是很精确，他只是“会心”，体量很小的一种幽默，强度也不大，“我个人以为会心比幽默更高级……不经意的幽默它更会心”。
汪曾祺的文字，关乎幽默，令人会心。
还给会心抹上了一层淡淡的色彩，正如他在《我是一个中国人——散步随想》中说的，“碧绿透明的幽默感”。或者像在《泡茶馆》中说的，“绿意葱茏的幽默感”。
有人说：“幽默是生活波涛中的救生圈。”如果这个说法成立，汪曾祺就是一个“救生圈批发商”。
且看几例。
《栗子》，说坚果的外面大都有保护层，比如松子有鳞瓣，核桃、白果都有外皮，而且还是苦涩的，“这大概都是为了对付松鼠而长出来的”。
——秘密就这么给抖落出来了，你让松子、核桃、白果怎么跟松鼠做朋友？
《五味》：“我在美帼吃过最臭的‘气死’（干酪），洋人多闻之掩鼻，对我说起来实在没有什么，比臭豆腐差远了。”
——臭豆腐界应该聘请汪老爷子当代言人，广告语可以是“让中国的‘气死’气死外国人”。
《豆腐》，关于麻婆豆腐，有个要领，就是盛出来就吃，“如果正在喝酒说话，应该把说话的嘴腾出来”。
——请问，这句话蕴含了什么样的哲学寓意？
A.事物是相互联系的。
B.抓主要矛盾。
C.一切从实际出发。
D.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高中政治科目考试，一道选择题就这么出炉了。
《手把肉》，说他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一家不大的饭馆中吃过一次“拔丝羊尾”。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
——犬子正读小学一年级，他说饿了就是肚子空空的，就像没有水的大水缸。读到这一句，感觉那口水缸被施了魔法，眼瞅着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栈》，说他在张家口坝上时，听人说北京东来顺涮羊肉用的羊都是从坝上赶下去的，到地儿了，还要“zhan”上几天，才杀，所以特别好。“zhan”字怎么写，一时没眉目。后来读古籍，恍然大悟，原来是“栈”，就是精饲料喂养的意思。
这个字，还有这么个释义，一般人不知道，算是个发现，“听说有人要写关于东来顺的小说，那么我向您提供这个字，您也许用得着。——您的小说写成了，哪天在东来顺三楼请客的时候，可别忘了我！”
——什么“一字师”，那都是虚的，咱是实诚人，要来就实际一点。
网上粗略检索一下，没有发现有关于东来顺的小说问世。这是给吓着了？
《四川杂忆》,写于1992年4月6日。“乐山”篇开头，汪曾祺写道:“大佛的一只手断掉了，后来补了一只。补得不好，手太长，比例不对。又耷拉着，似乎没有筋骨。一时设计不到，造成永久的遗憾。现在没有办法了，又不能给他做一次断手再植的手术，只好就这样吧。”
——我是1999年参加高考的。当年全国语文卷的作文题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你说出题的，是不是从这里找寻到的灵感？
《腊梅花》，说大年初一，“我”早早就起床，到后园选摘几枝全是骨朵的腊梅，把骨朵都剥下来，用极细的铜丝把这些骨朵穿成插鬓的花，当中还要嵌了几粒天竺果。再把这些腊梅珠花分送给祖母、大伯母、继母。她们梳了头，就插戴起来，然后互相拜年，“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从扬州高邮走出来的汪先生，真真是“文章行世大神仙”。
扬州设有史可法纪念馆，其中悬挂着这位忠臣手书的不少联句，此乃下联，上联即“忠孝立身真富贵”。
《自得其乐》，说一个人在写作的时候既充实又快乐。凝眸既久，欣然命笔，人处在甜美的兴奋和平时没有的敏锐之中。这样的时候，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写成之后，觉得不错，提刀却立，四顾踌躇，忍不住对自己说：“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此乐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贾岛写有《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为不平事？”这位“刀客”，先是“提刀却立”，继而“四顾踌躇”，哪知道随之开启的是自我表扬模式。这是不是有点“周星驰”电影的风格？
《美帼短简·怀旧》：“林肯故居檐下有一位很肥白壮硕的少妇在编篮子。她穿着林肯时代的白色衣裙，赤着林肯时代的大白脚，一边编篮子，一边与过路人应答。”
——听说有的明星给自己的手、腿、脸、胸、臀，甚至眼睛、牙齿都投保了。按照这个思路，这位少妇也要给自己的大白脚买一份意外险。
1987年在美期间，给夫人的家信中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就是美帼的鬼节，据说到时很热闹，大家都要画脸或者戴上面具，“如果让我画，我就画一个张飞！”
借用他写过的《林斤澜！哈哈哈哈……》，此处只能是：汪曾祺！哈哈哈哈……
不爱“西瓜”爱“芝麻”
汪曾祺对惯常意义上所谓宏大、辉煌、壮丽的东西好像不太感兴趣。面对已经成为“定论”的,或者说“经典”的东西他也不感冒，有些犯怵，无从下手。
1987年到芝加哥，看了西尔斯塔，当时的世界最高建筑,103层。在次高建筑“96层”喝了一杯威士忌。他在给夫人的家信中说:“芝加哥在下面，灯火辉煌。看了半天,还是——灯火辉煌。”无话可说了。
到纽约，看自由女神像，只是远远地看了看。如果要就近看，得坐船，来回两个小时，“不值得”。时间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就近看，也就是那么回事”。
《故乡的食物》，论及老家高邮的特产双黄咸鸭蛋，很实诚，“味道并无特别处，还不就是个鸭蛋！只是切开之后，里面圆圆的两个黄”。还说自己的家乡水产丰富，名贵的鱼有鳊鱼、白鱼、鳜鱼，虾有青虾、白虾。蟹极肥，“以无特点，故不及”。
你名贵你的，于我何干。
在福建，听说东山的海滩是全国最大的海滩。《初访福建》中感叹一声，“果然很大”。但也就这般了，“问我有什么印象，只能说：我到过全国最大的海滩了”。再挤牙膏似的，挤出这么几句，“我对海没有记忆。因此也不易有感情”。没有更多可说的了。
在泰山脚下，他彻底蒙圈了，有些不堪重负。《泰山片石》，他坦言：“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还补充道：“同样，我对一切伟大的人物也只能以常人视之。”
他似有道家风骨，守柔，尚雌。
大与小,上与下，多与少,强与弱，石头与鸡蛋如果要投票，理智与情感都牵引着他走向后者。
“将军赶路，不追小兔。”这当然是对的。但汪曾祺不是“将军”，只是个“新兵蛋子”，更准确地说就是个“炊事员”，而且是给大家改善伙食、专职“追小兔”的那一个。关心“小兔”那就是他的本分了。
他准备给瓢虫写篇文字。生活阅历告诉他，瓢虫分大害虫、大益虫两类，区分就看鞘翅上有多少黑点，也就是昆虫学家说的“星”。
他写信给老友朱德熙，说自己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记不清害虫、益虫背上各有多少星。
随即,开始求助了,“你附近有没有治昆虫学或‘植物保护’的专家？能不能为我打听一下？”
还要“得寸进尺”,痴痴地想望,“如果能找到一本或一篇附图的瓢虫著作来看看，那才好”。
对一个瓢虫，这么用心，都有点婆妈了。
好友黄裳写了篇小说，他提的意见是：
个别标点抄写时可能弄错了，有的按常例应是逗点处标成了句点，——或者是把原有的破折号丢了，有语意断促之感。
他还给黄裳写信，谈了谈自己在天津的观感：
各处走了走，所得印象第一是这里橱窗里的女鞋都粗粗笨笨，毫无“意思”。我测量一个都市的文化，差不多是以此为首项的。
老舍是历届北京市人大代表。有一年他的提案内容是希望政府解决芝麻酱的供应问题。汪曾祺在《老舍先生》里边把这个事好好地说了说，并感慨：“老舍是属于全国人民的，首先是属于北京人的。”
意思是，竟然把芝麻酱的问题解决了，不容易。
这是一个专注“芝麻”而不太顾及“西瓜”的人。
博尔赫斯说：“我只对平凡的事物感到惊诧。”
平凡的事物，多是“芝麻”。
有个网络作家叫“八月长安”，她说自己写的都是芝麻大的小事，“在当年，我的天空很小，目光很短，所以，芝麻很大”。
汪曾祺的天空一直很大，目光也远，他也知道芝麻很小，但性情使然，多数时候还是把心思放在“芝麻”上，乐陶陶。
西尔斯塔、自由女神像、泰山、东山海滩、名贵特产，于汪曾祺而言，是无法接榫的。没有动机，没有触动，没有燃点。尽管都是“大西瓜”级别，那又如何？还是个无动于衷。
法帼传记作家阿兰·维贡德莱著有《杜拉斯传》。他说杜拉斯讲过一个故事：有位画家，画了海上的一艘小船。后来感觉不满意，就动手改了，把画的整个空间全都让给了小船的帆，“于是，帆占据了一切，占据了大海、天空和风”。
汪曾祺也是只关心“帆”的人。
他不是一个有志于造大船、行远洋的人。
倒是细小的东西，合乎他之气质与趣味的东西，他不惜耗力，细细端详，静静打量，有耐性，一颗“芝麻”能玩一年。
反正“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着什么急。
他跟阎肃是一起弄过剧本的。阎肃有一首《雾里看花》，“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把这纷扰看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汪曾祺就有一双慧眼，也是锐眼，把一颗“芝麻”都能看个通透、真切、囫囵。
所谓“工匠精神”，大体如此吧。
知父莫如子。《老头儿汪曾祺》，他家三个孩子合写的。说及他在西南联大学习英文的经历，发现当年“老头儿”懂的英文全是一些“犄角旮旯”的东西，与正课全无关系，“他觉得好玩，于是就记住了”。
汪曾祺是一个善于用边角料设计漂亮衣服的裁缝。
他的笔下一地“芝麻”，但有时“芝麻”比“西瓜”大。
进一步说，汪曾祺是一个能把“芝麻”真真地变成“西瓜”的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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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6-13 02: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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