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慈在北京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她记得家里住的是一座四合院，出门左手有一根电线杆，不远处还有一棵树，家里养了一只猫和一只小哈巴狗。小哈巴狗很乖巧，会给爸爸买香烟。爸爸那时经常光顾胡同里卖香烟的小店，所以黄家大少爷吃什么烟他们都知道。有时候，爸爸就把钱用纸一包，放在小狗的嘴巴里，狗就叼着到卖烟的铺子里去。店员把钱取下来，再把烟用纸包好，塞到小狗的嘴巴里，狗就颠颠地跑回去把烟给爸爸。猫是后来养的，猫狗特别要好，猫冬天怕冷，睡觉时，狗把四肢张开，小猫就钻到狗的怀里，两只小动物看上去特别亲密。
虽然黄孝慈的爷爷希望儿子将来能诗书传家，但黄伯棠生逢乱世，空有满怀抱负却找不到施展的舞台。时局动荡，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先是北洋军阀频频换帅，后是日本人占据北京，横行作恶。好不容易盼到小日本投降了，来了国民政府，苛捐杂税又压得人抬不起头来。黄伯棠大学毕业就失了业，只好把时光消磨在梨园行中，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好在那时家中财力尚能维持。黄孝慈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她去戏院听戏，父亲的人缘特别好，仗义疏财，无论什么人有事找他，他都尽可能地帮助他们，因而在票友圈内朋友众多，颇受尊敬。
每当父亲带着黄孝慈看戏的时候，她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后台。因为在那里，她能看到一排一排的戏服，五彩斑斓，熠熠生辉，煞是好看。她会看着演员们换衣服、扎靠旗、戴凤冠，憧憬着自己将来也可以穿上美美的绣花衣，那衣领上的梅花啊，美得仿佛能飘出香味来。她还喜欢坐在凳子上，静静地看化妆师给演员们化妆。化妆师就像魔术师一般神奇，只见她轻轻地在女演员脸上用嫩肉色的油彩拍彩，然后开始上面红，再定妆、扫红、画嘴和眉眼。化完后，青衣花旦整个脸部轮廓就立体起来了，特别美！接下来是勒头、吊眉、贴片子，常见一对大绺、七个小弯，服服帖帖放置在额头正中，曲线弯弯，风情十足。最后是戴头面，那泡条、顶花、侧凤、绢花、后兜……坐在一边的黄孝慈目不转睛地看着，这戏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们经过这一番装扮真美，美得就像天仙。她隐隐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事就是化妆，这个过程可以让一个面目平平的人儿，瞬间变得光彩照人！
等我长大了，也要像他们一样到舞台上去唱戏！京剧，就这样不经意间在一颗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种子，等待着时机破土发芽。
令黄伯棠没想到的是，人的命运，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面前，是多么脆弱不堪。他大学毕业后玩京剧，拉京胡，走街串巷流连于戏班戏台，虽然父亲不满意，但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叫一个快意人生。可转眼间，北京就换了几个天。他的家族彻底没落了，失去了营生，渐渐连日常生活都成了问题。佣人张妈对主人家忠心，愿意留下来，说只要给口窝头吃就行。王宜还是狠狠心让她走了，因为那时连自己一家人都快养不活了，她把首饰、貂皮大衣都翻出来卖了用来养家。王宜从一个大少奶奶成为家庭主妇，缝补浆洗全落在她一个人身上。
黄伯棠母亲去世时，父亲才四十六岁，要续弦。黄伯棠不能理解，他父亲就离开了四合院。
家境难以为继，王宜对丈夫说：实在不行，就去徐州，回我娘家吧！
恰在这时，黄伯棠一个朋友，在徐州人民舞台做事，说我们这儿缺一个拉京胡的，你来吧！黄伯棠一听，高兴得不得了，马上就说行！对方说，那你把全家都带着啊！因为那时剧团怕不带家人在一起，留不住。黄伯棠一口答应，说行行行，全家带着！
就这样，黄伯棠带着全家人离开了北京，开始了南下的漂泊生活。用小女儿凯良的话说：父亲带我们越走越远，带到了地图上越来越找不到的地方。
四
离开北京那年（1948年），黄孝慈五岁。一家人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只破旧的牛皮箱子和母亲肩头的花布包袱。火车喘着气，呼哧呼哧一路南下，停在了徐州。
徐州古称彭城，是古九州之一，也是汉高祖刘邦的故乡。这里素来民风强悍、侠肝义胆、古道热肠，并非传说中如乾隆所言“穷山恶水、泼妇刁民”，这从刘邦的《大风歌》中也能看出。
外婆家住在徐州统一街5号,离淮海路不远。街上长满了槐树和榆树，虽缺少了京城的繁华，却增添了乡野的气息。
然而日子却愈加艰难。时值国共两党战略决战时期，数百万大军在淮海战场对峙，炮火连天，硝烟弥漫。有人吃粮却无人种粮，到处是逃荒要饭的人群，哀鸿遍野，饿殍遍地。
黄孝慈外婆家一下增加了五口人，吃饭成了大问题。在黄孝慈的记忆中，小时候在徐州留给她最深刻的就两个字：一个是“穷”，一个是“饿”。穷得家徒四壁，父母除了一个破箱子，全家别无他物。饿得头昏眼花，经常吃不上饭，家无隔夜粮，吃了上顿无下顿。
黄孝慈在日记中说，穷有穷的活法，到了春天，不管是槐树、榆树，一开花我就嗖嗖嗖地爬上去，把洋槐花、榆钱子摘下来，和上一些面粉蒸一大锅，让一家人充饥。平时放学，就在大街的地面上乱瞅，给父亲捡烟头，一点点剥了攒些烟丝，让父亲过烟瘾……
回到徐州后，母亲的哮喘病犯了，咳得厉害，经常喘不过气来。为了生计，母亲不顾生病，推着一个自制的独轮车，上街卖肥皂、卖皂角，挣钱补贴家用。每天早上醒来，一听到“吱呀吱呀”的木轮响声，孝慈就知道母亲推着独轮车上街了。
穷归穷，孩子的学还是要上，黄孝慈进了徐州中枢街小学。交不起学费，黄伯棠就找班主任陆老师说情后给免了，为此，母亲给陆老师送去二斤油条。
妹妹黄凯良的回忆相对乐观。她说，外婆家从前也算得上富裕，祖籍可能是在南京，因为喊姑姑叫“娘娘”，这个叫法只在南京有。我外婆家从前有田地，有当铺，在徐州城里有产业。我有三个舅舅一个姨：大舅教书，是老师；二舅开西药房，是医生；三舅解放后去支援大西北了，最后全家移居去了青海；三舅思想比较革命，解放后他跟家里提议，我们城里有产业，农村留田地干嘛？所以，土改之前就把地都送给农民了。农民们很感激，每年有什么好吃的都主动从乡下给外婆家送来，外公还拿钱出力给农民铺路修桥。因为平时的积德行善，土改时我妈家里没有被划成地主，而是市民。
她还说，跟随爸爸到徐州后，外婆家斜对面住着部队。部队一个连长很喜欢我，每天都爱抱着我到连队玩。他们那儿养了只猴子，我很喜欢跟它玩。有一次猴子把我抓伤了，连长急忙把我送到部队医院去治疗。治疗出来，看到门前有好几匹大马，连长还抱我骑大马。那时的我觉得大马很高很大，不敢上。连长就一直鼓励我说没关系的，我护着你呢！现在想来都是一些很美好的记忆。
或许是妹妹年龄小，记得的都是些美好的事情，还体会不到成人世界里生活的艰辛。
不过，妹妹也说，爸爸是个不太管事的人，虽然他带着我们全家来到徐州，但生活上主要还是我舅舅在照顾我们，我爸爸只知道拉琴。
这时,黄伯棠拉京胡的这门技术在以后的生活中起了顶梁柱作用，他参加了徐州当地的京剧团,以拉琴谋生。两口子起早贪晚，艰难度日。
黄伯棠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从一个京剧票友起家，最终却因为生计变成了剧团的一个琴师，从前玩的行当成为养家糊口的饭碗，也亏得这一把京胡使他能够在苏北大地闯荡。黄伯棠入了行后，才真正体味到了戏班的苦。这些唱戏的艺人居无定所，四海为家，风餐露宿，一卷铺盖走天涯；吃无饥饱，全凭当月收入而定。好的时候两天能吃上一顿肉，差的时候半月不见荤腥，甚至忍饥挨饿。每天清晨起来都要早早在山上或河边喊嗓子、练功，演出结束有时至深夜都不能入睡，要拆卸装台，赶下一个场子。当徒弟学戏更苦，戏班子时兴“打戏”，他们中有的在练功时被师父打得伤痕累累，也有人得病后无钱医治不幸去世，戏班班主叫人用席子一卷，草草埋了。也难怪，旧社会许多父母把孩子送入戏班就是为了混口饭吃，生死由命。黄伯棠常常深夜静思，这戏班演戏挣钱太过辛苦，吃尽苦中苦，想混成一个“角”出人头地却是难上加难。他暗暗告诫自己，自己入了这行就算了，今后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再吃这份苦！所以，他坚决不让自己的三个孩子学戏，而是送去学校读书，希望将来能出人头地。
天真烂漫的黄孝慈哪里懂得父亲的心思，她依然如故，一有空闲便往父亲的剧场跑，前台转了后台转，整个人泡在剧场里。等到戏开演了，她就两手扒在舞台边沿看戏，小小年纪身子还没有舞台高，两只脚就像跳芭蕾舞一样立着脚尖，一点也不觉得累。她沉浸在演员的表演中，虽然不能完全看懂剧情，但她天资聪颖，很多唱词都能记住。有时被父亲发现了，她就会被赶回家。到家后她依然兴致不减，跳上木板床当舞台，腰上围着床单当裙子，手上绑上毛巾当水袖，模仿着演员舞台上的动作，独自开唱……
就这样，黄孝慈在父母的呵护下，在上学与看戏的交替中成长着，日子虽然清苦，却也快乐。
五
1953年，黄孝慈十岁。
这年在父亲黄伯棠身边发生了一件大事——程派创始人程砚秋先生到徐州人民舞台演出，黄伯棠有幸为程砚秋先生操琴。程先生演的什么剧目因年代久远黄孝慈已经忘记，但却记住了程先生要教她唱戏的事。
听说程砚秋先生到了徐州，黄孝慈吵着父亲要去看戏，父亲拗不过女儿，就带她去了剧场。程砚秋先生见到黄孝慈后，直夸她漂亮可爱，并有意教她学戏。黄孝慈满心欢喜，哪知黄伯棠却连声推辞：“程先生，不行不行，这孩子嗓子不行啊。”此时的黄伯棠还是不太情愿让女儿放弃读书而学戏。
可黄伯棠却忘了，那程砚秋是何等的大家呀！不是谁想学就能跟着学的。不说别的，单说他精心打造的《锁麟囊》就独树一帜。一般来说，京剧唱词都是很规整的七字句或十字句，但程砚秋要求剧作者写长短句：“请您费点笔墨，多写些长短句，我也好因字行腔。”比如薛湘灵有这样两句唱词：“在轿中只觉得天昏地暗，耳边厢，风声断，雨声喧，雷声乱，乐声阑珊，人声呐喊，都道是大雨倾天。”“轿中人，必定有一腔幽怨，她泪自弹，声续断，似杜鹃，啼别院，巴峡哀猿，动人心弦，好不惨然。”这种句式，在传统京剧里是根本没有的。而程砚秋就依据这样的文学描述和人物需要，创造出抑扬错落、疾徐有致的新腔，并把唱腔和身段融合在一起，使程式化表演装满了真实的人间情感和惊人美感。这或许就是大师区别于一般演员的过人之处。
据报载:“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雅致独特的声腔艺术，人人可体味而又体味不尽的世态炎凉，带着几分温暖惆怅，一下子抓住上海观众的心。舞台上站着的名丑刘斌昆，听着听着差点儿把自己的台词都忘了。连演十场，十场皆满。到了第十一场，改演《玉堂春》，可观众不答应。再演《锁麟囊》的时候，就出现了程砚秋领唱、大家合唱的动人情景。”
这样一位京剧大师看上一棵幼苗，要亲自培养，这机会确实难得，千年等一回那是夸张，至少也是十年等一回！
其实，民国时期的程砚秋是拒收女弟子的。当年新艳秋费尽心思，不惜化装成男孩子去剧院偷学程派戏剧，千方百计要入程门，却被程砚秋断然拒绝。后新艳秋不得不拜在梅兰芳门下。1983年程先生逝世二十五周年举办纪念演出，七十三岁高龄的新艳秋专程从南京赶来，被程夫人点名唱大轴戏。程夫人甚至说：“程派弟子各有千秋，但你们这么多人加起来还抵不上一个没拜过师的新艳秋。”可令新艳秋抱憾终身的是，至死也没能得到程砚秋先生亲传。
新艳秋一辈子苦思冥盼没得到的机会现在轻易来到了黄孝慈面前，不料却被父亲婉拒，可见黄伯棠爱女心切。
黄伯棠哪儿知道，他这一阻拦不仅使黄孝慈失去了一次与大师结缘的机会，更使女儿失去一次走上京剧舞台的绝佳机遇，这一拒就是五年的等待。试想，倘若那次答应了程先生的要求，黄孝慈五年后报考中国戏校时也许就是程派的嫡传弟子。
历史没有假如，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却是真理。
令黄伯棠没想到的是，程砚秋离开徐州后，他在徐州又迎来了坤伶领袖新艳秋，并有幸为新艳秋操琴。
有确切资料显示，当年新艳秋虽没能立雪程门，但凭借自己的刻苦与努力，成为四大坤旦之首（另三位是雪艳琴、章遏云和杜丽云）。新艳秋被推为“坤伶主席”，红极一时。只可惜命运多舛，先后两次入狱。第一次是1939年，因敌伪临时政府委员缪斌被刺事件而入狱；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新艳秋因受到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的牵连，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投入监牢。1949年北京解放后新艳秋获释出狱，先是在天津歇脚，1953年挂大众京剧团牌子开始巡回演出。后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过问，始定居南京。先在江苏省京剧团做演员，后到江苏省戏校专门从事戏剧教育，直到2008年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自古红颜多薄命，新艳秋的确可以算得一个。所幸的是，新艳秋虽然命运多舛，却是长寿。
新艳秋到徐州演戏当是1953年以后的事。笔者曾托江苏戏校人事处徐芳女士查阅新艳秋档案，档案中只有一条简单的记录：1956年前后，新艳秋先后在天津、济南、上海、徐州、镇江大众京剧团演出。这条记录可以佐证新艳秋这一时期确实到过徐州，而且是经徐州南下，最终定居南京。
黄孝慈曾在日记中记述：父亲黄伯棠跟随新艳秋到了宿迁，碰上政府要求流动艺人登记，就在宿迁落了户口。
宿迁比徐州更穷。宿迁地处黄淮之间，常年洪水泛滥，历朝历代都有宿迁水患的记载。清朝的档案比较完备，从顺治十四年到顺治十九年，六年间宿迁发生过五次洪灾；从康熙四年到康熙十九年，十六年间十次洪灾。清初经济繁荣，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唯独在宿迁，从崇祯八年（1635年）到康熙十三年（1674年）的三十九年间，人口减少超过了百分之九十，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的人在洪灾、旱灾与蝗灾的夹缝中苟且偷生。
能想象那时百姓的生活吗？挑河，筑坝，为搁浅的漕船卸载、拖曳，终年沤在泥水里，洪峰一到，呼号奔逃，回首时亲人全无，故园不再。明朝著名诗人李东阳在《过宿迁》一诗中写道：“平田翻白浪，破屋带荒烟；黍谷无余种，鱼虾不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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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4-15 21: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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