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老屋｜张炜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没有多少知道什么是“三线”了。我也难以准确地解释，只知道这是三十年前那段特殊时期的产物，是修在山地或偏远地区的一些重要工程，它们可能会应付一些不时之需，也许关系到未来的国计民生。几十年过去，时局形势以及思想都松弛下来，这些工程也就没有了用场，再加上管理和维护费用巨大，所以如今大部放弃不用，呈现半废状态。
然而那是多少人的血汗，并且是智慧的结晶，力量和意志的结晶。有些工程极其完美，至今让人叹为观止。还由于当年的选址都是荒远僻静之地，所以今天看往往免不了山清水秀。我在城东的山隙里就找到了这样一处不小规模的建筑，它在一个山谷中开垦整理出一处大大的院落，盖了一大排宽敞结实的房子，院子里还有三个大水池，其中的一个有标准的游泳池那么大。如今这一切都被一扇大铁门给锁在里面，当然是荒废不用，所以空地上已是丛林茂密，一片蓊郁，合抱粗的梧桐和苦楝树槐树榆树不少于二十株。更壮观的是四周山坡上的大树，它们呈合围之势挤向这个山谷中的院落，看去就像齐心守护一个山里的珍奇一样。这里一片沉寂，只有几条铺得极为讲究的甬道在诉说当年的繁华。我一直搞不明白的是那几个奢侈的大水池，它们是真的泳池还是养鱼池、防火水池？都不像。
这是我在山里游荡时的发现。从此我不再忘记，并且时不时地就要转到那儿，从山坡，从大门，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无论是择址还是建筑，它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山中杰作。有一条弯曲的道路通向山外，现在大部都被葛藤覆盖，就像一场绿雪封了山路一样。这里可能已被遗忘，尽管它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称得上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象，一个人如果得以在此安居，哪怕仅仅是短期的借住或一段时间的滞留，那都将是怎样的一份福气。当然，这又是一个现代人的梦想，它切近而又遥远，只是不近情理。
可是我开始把它挂在心上，常常为它的美丽惊叹，为它的闲置抱屈。是的，它这会儿只好在山中冷寂，因为它与灯红酒绿的现代城市显得太隔膜了。然而它毕竟近在咫尺，它真正安静的时间也许不会留下太多了，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有人就会把它记起，适时派上一个时髦的用场。我后来了解到它属于“三线”时期的一处工程，早在十几年前就放弃了，当年是一处特殊的电力设施，至今还归属电业系统。我多想躲到这个闲置的地方，如果如愿，将获得一段多么好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从此我的心里就有了一个放不下的念头。
我于是想努力争取一下,结果当然是颇费周折。令我大喜过望的是,半年之后真的成功入住了。
一番折腾开始了，劳累然而超出了一般的快乐。我与几位朋友动手整过了年久失修的屋顶，挖出了大小水池中的淤泥和腐殖，又把院内的甬道清理出来，再从荒地上开出两块菜园。从入住大院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没有间断地迎接起林中的野物，它们是拖着长尾的大鸟，蹿来蹿去的野兔，还有站在一角注视的草獾。野鸽子的声音就在头顶的大榆树上响起，它们与远处山隙传来的啼鸣呼叫应答。
一切都收拾停当，有了被褥和炊具之类，有了越冬的火炉，有了书籍和笔墨纸张。这里旷敞得可以住得下一个连队，于是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些朋友来到这里，他们总是携来一些吃物。大家都说，如果能在这儿安安稳稳住上一年，那真是值得庆幸的事了。是的，对于一个来自闹市的人来说，这里真是过于奢侈了。
可当时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我竟然能够在此一住两年多。于是即便在很久以后，我都为曾经拥有这样的一段幸运时光而心怀感激，并一直记住了这种赐予。
山中的夜晚对我来说是不陌生的。然而这里空旷清寂得出奇，半夜时分总会有一声凄然长啼，让人分不清这是何方何兆。勤劳的野物整夜都在院里忙碌，它们掘土，寻索，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地翻开一溜溜湿土。有时我睡不着，就在凌晨起来工作，遥对窗外的星星，陪伴屋外那些不眠的生灵。
菜地的南瓜和芹菜、萝卜都长势喜人，水池里的鱼也肥胖欢腾。鸡群呆在院角的一片沙地上，它们总是在阳光下做着惬意的沙浴，并时不时把蛋下在粗砂粒上。我和朋友们点种的花脸豇豆大获丰收，芝麻和芋头也繁茂可期。春夏的布谷鸟一整夜深情长啼，勾起人的阵阵怀想再也不能止息。下半夜两三点钟动手煮一碗方便面即是美餐，它突然冒出的香味往往会让窗外的一些生灵屏息静气许久。
这就是难忘的两年，大山的恩惠默不做声。不止一次有人询问：这么久你到底去了哪里？出国了？我幸福无言。是的，凡是巨大的幸福，它的结果往往会带来长时间的沉默。
（刊发于2005年4月12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
家乡耍活｜郑彦英
耍活是陕西关中的方言。关中是我的家乡，家乡人把一切玩耍的活动都用这两个字表达了，就像城里人把一切游乐活动统称为娱乐一样。
童年时，我和小伙伴们的耍活大都是从玩土耍泥开始的。再长几岁，就会学着大人丢方。我十九岁离开村庄的时候，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那时还不知道我们村里谁会下象棋。因为我从来没见有人下过。到90年代初期，我应邀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其间和西影厂编剧竹子去了一趟我的家乡，才知道村里已经下象棋成风了，而下得最好的，就是我的父亲，竹子就和我父亲在我家的院子门前摆开象棋盘下起来，竹子下棋的水平在西影厂也就一般，但和我父亲在一个小时内下了三盘，我父亲都输了，父亲深有感触地说，看来，下棋也有大学问！
有一句流传至全国的顺口溜：“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老陕齐吼秦腔，吃一碗面条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我们老家人确实爱吼秦腔，我印象最深的是夏天打麦碾场的时候，大人们在大太阳底下，戴着草帽，牵着拉碌碡的牲口缰绳，一边扬着鞭子一边唱秦腔，往往是此伏彼起，有男的唱，也有女的唱，更有几人合唱的。那耀眼的阳光、流淌的汗水和高亢的秦腔合在一起，形成了麦场上令人难忘的情景。
我们村里唱秦腔唱得最好的是一个瞎子，他还会弹三弦，他一张口唱，其他人就立即闭了嘴。他天生一副好嗓子，提着三弦走村串巷，用乐器和嗓音挣钱挣物养家糊口。我们知道他方游回来的消息几乎都源于他喊他儿子犬的吃饭声，他站在自家院子里，大叫一声“犬——”，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知道他家开饭了。
改革开放后不久，村里通了电，有了脱粒机，打麦的场景从此消失了，也就没了秦腔，自然成了麦收时节乡村人很大的遗憾。
但是社会毕竟往前走着，新的耍活不断出现，比如有了电影，逢年过节，或者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就会请一场电影来，让一个村庄的人看。前几年我回家乡，父亲告诉我，如今看电影也很少了，因为每家都有电视机，在家里都把电影看了，还跑到外面弄啥？
我知道父亲爱吼几声秦腔，有时也哼哼眉户，就问父亲这几年有吼戏的场合没有，父亲笑笑说，过去大家在一块儿做活，说唱就唱起来了，有个互相比的心，如今单个做活办事，唱不起来。想想又说，有一次你弟开着拖拉机拉着我去赶集，路上高兴了，忍不住吼了两句秦腔，但吼了两句也就停了，一个人唱，寡气，没意思。
去年9月,和我一起上初中的一个同学来到郑州，他的儿子考上了郑州这边的大学，他送儿子上学，顺便来看看我。“你把书念成了，我没念成，我得让我儿子念成。”他这样说，话语中渗透着自豪和满足。我发现他的头发已经白了许多，胡子也没有刮，看上去很苍老，就问他家的经济情况，因为目前在我去过的一些农村，最穷的是两种家庭，一种是家里有大病号，另一种是有孩子上大学。他低头一笑说紧是紧一些，但也不至于像我们小时候那样受穷，他说他家承包的土地全都栽了苹果树，每年家里能卖两万多块钱，而且不用交农业税了，供一个大学生没问题。这就让我放心了，中午请他喝酒。他酒量小，两杯酒下肚，脸就红了，指着他的脸问我:“你看我像不像杜甫?”我一愣，心里想，你咋能像杜甫？嘴里说：“你比他胖。”他却说：“重要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说着立起来，做了个捋胡子的姿势，并戏曲亮相一般地定住格：“这下你看像不？”我看着更不像，就笑起来。这一笑，他也笑了，坐下来说：“自古到今，咱那儿的人有了钱就置地盖房子娶媳妇。眼下呢，这些都不在话下了，村里一伙人就想在今冬把钱凑到一块儿，排个新秦腔，剧名叫《杜甫》。我就在争这个角儿呢！我把台词全部背过了，唱腔不但背过，而且琢磨着唱了不下五十遍，应该说每一个唱腔都能达到西安来的导演的要求。我给你唱一段吧？”我连忙摆手，心里想这儿是饭店，不是乡村，能说唱就唱？嘴上却说：“你一准能唱好，你从小就嗓子好，凡是耍活你都比我强，来，来，碰杯。”
前几天郑州下大雨，他冒着雨来到我的办公室，我几乎没认出来，因为他的胡子垂到了胸口。他说这是为戏留的胡子，因为去年冬天他们的《杜甫》演得很成功，他现在一有时间，就琢磨《杜甫》的事，他是跟儿子一起来的，儿子去学校了，他来跟我商量《杜甫》。
“不是很成功吗？”我问。
“成功归成功。”他捋捋胡子说，“导演还是不满意，说我演的唱的都成，就是气质不成。我就是来请教你，咋个把气质弄成？”
我看着他，心想诗圣的气质是一般人能修炼出来的？但我不能给他泼冷水，毕竟，当普通农民都开始琢磨怎么弄成杜甫的气质时，他们的耍活就要活了。我把茶端到他面前,“不就是个耍活嘛,放开弄！”
（刊发于2006年11月1日《人民日报》文艺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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