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乌镇|叶文玲
阳春三月,我再次来到乌镇。
秋光如金时想起乌镇,是桐乡乌镇那一片铺天漫地的菊海,承载着我情思的小船;春雨如酥时想起乌镇,是乌镇古戏台旁的每一块街石,令我遥想它那逝去年代的缩影;想起乌镇,我仿佛总在听它叙说上一个世纪的衷肠,想起乌镇,最令我缅怀的亲切而又具体的一个名字就是茅盾先生。
记得是1977年,一封融和着《人民文学》编辑部美好心意的请柬,在灿烂秋光中飞到了郑州,飞到了当时还是“工人业余作者”的我手中。揣着这真正来自文学的召唤的平生第一份请柬,惊喜莫名的我,在被喻为“春回大地”的当时,尽管心潮激荡,却根本不可能想象将要出席的是一场怎样的盛典,也根本不可能想象我将在这个会上遇到什么人。
开这个短篇小说座谈会的地点在北京的远东饭店。小小的饭厅,自始至终的清淡伙食,两人一间的住舍;作为会场的房子,好像也是饭店临时归整出来的而非正规的会议室,一切的一切,都带着“劫后”初复的匆忙和简朴,但这一切,都没妨碍与会者那种“解放”的欢欣,没妨碍在听说将要与会的那些名字时所生的再度震惊和惊喜莫名。
我的同室茹志鹃,是当时与会的另一个女作家。我对《百合花》和其作者的钦仰由来已久,而茹志鹃对茅公的由衷的敬仰和感佩,自然也与《百合花》以及它后来所遭遇的一切相关。故而,当她讲这个会将由光未然———当时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主持,文坛大师茅盾先生可能也与会祝贺时,我简直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要知道,在五十年代的初中语文课本中,我曾经像仰望天上星宿一样仰视鲁迅茅盾这两位文坛泰斗的名字,我从未敢设想过能够亲见和亲聆茅盾先生教诲这样的荣幸,如果说那历时三天的会议中有什么“花絮”的话,那么,我与另一位同样幸运的青年业余作者(陕西的邹志安——可惜他已在九十年代初英年早逝)因激动而失眠、因紧张而发言口吃,便都是最真实的“花絮”之一。
会议开始第一天,主持人宣布茅盾先生因为目疾和健康的原因,来不了会上,但茅盾先生非常重视和关注这个会议,他向与会的作家亲切问候,并撰写了稿子作书面发言……果然,而后报道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会议消息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以显著的版面和篇幅隆重推出,而茅盾先生亲笔撰写的《老兵的希望》更似炽热的火把,点燃了人们对新时期繁荣文学创作的热烈希望和信心百倍的期待。
没曾想,会议结束时又有消息传来:茅盾先生要来与会议的参加者合影!
那是又一个兴奋和匆忙的时刻,那天,所有的与会作家和《人民文学》编辑部及会议工作人员全体到场,当穿着深灰色对襟布衫拄着一柄手杖的茅盾先生在大家中间坐下时,站在他身后的我,虽然感受着梦境般的幸遇,却丝毫没有那种参见巨人的紧张,倒像过年节时和大家庭的家长照一张“全家福”似的,十分温馨平静。
这种“常态”式的心情,自然是由于茅盾先生和大家招呼时那平和亲切的声调,那极其家常而又慈和的态度,还有那身家常的对襟布衫和那柄普通的手杖,都使我有如见父辈的自然和亲切。就在那一刻,我分外感知了什么是大师风范,长者胸襟;什么是秋月澹面,温风如酒……
这张窄长的有着五十余人合影的照片,和过去岁月的珍撷一样,从此为我特别珍藏。
1977年10月在脑海中的“珍撷”自然还有许多:在会议中聆听的那些声泪俱下的发言;在会终游览香山时一位老编辑送我而被夹藏在日记本中的那片红叶……如今,多数发言者和送红叶者都已作古,我们敬仰的茅公也早已英灵在天,但是,那天照相的人和情景,却成为不凋的风景,永远鲜活在我的记忆中。
1977年10月的这些日子,成为我文学创作旅程中的祝福和祥瑞。此后我的创作一发而不可收。次年冬天,当全国性的儿童文学创作会议召开时,我又有幸成为参加者,而会议中的又一次令人兴奋的“高潮”是:我们被获允去茅公府上探望。
当众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们喜悦而又急切地来到茅公所居的院门时,带队者怕人数过多而太惊扰茅公,便特地让金近先生、陈模同志,还有湖南的金振林和我,代表大家去问候茅公。
就这样,我们四人来到茅公的小客厅,因为谨记着“时间要抓紧,别累着老人”的告诫,我心里又一次紧张起来,那小小的客厅是什么布置什么模样都没有看仔细,只记得茅盾先生依然是一身中式棉布裤褂,一口听来语调轻轻而又十分亲切的乡音,虽然彼时我并没有到过桐乡,但我认定那是融和着绵绵的吴侬软语的桐乡口音……
时至今日,我无法忆起茅公当时的原话,但仍旧记得他所讲的大意。他以十分抱歉的神情说自己患白内障多年,目力已经很差了(知情者事先就告诉我们说茅公戴了眼镜的视力也只有零点几……),所以尽管看你们来了很高兴,但我却看不清你们的模样,得知你们开这个会很高兴,但我也无法看你们发表的文章,真是抱歉……
最后,当然是语意深长的勉励,茅公勉励大家要常写多写,为全国儿童多写好文章,最后,又让我们将他的问候传递给大家……
当我们四人按照安排依在茅公身边照了相后,我这才注意到,在我们身后的那面墙上,有一帧尺幅不小的油画;而墙角窗后的一张小小书案上,摞着一沓先生在看的书刊和文稿,最上边,放着新近的一期《人民文学》……
此时,原先在院子里静候的众多作家们,竟一窝蜂地涌入室内,连这次会见的安排者也无奈地被挤在一边,而被大家蜂拥在中间的茅公,虽然被热情得忘却礼貌的作家们拥挤得几无回身之隙,却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而依然宽容地向大家微笑。
若干年后,当我回归浙江并能有幸去乌镇拜谒先生的故居时,当一同参观的友人偶尔认出了1978年的这张照片时,短暂而荣幸的往事联翩来至心头,记忆的涟漪犹似桐乡的菊海,如雪似浪地涌起,在凝视着“目力不好”的先生的双瞳时,我总觉得先生仍是那样慈爱地注视着我们,耳畔就会缭绕起他那乡音温和的话语。
是的,因为那话语不仅有乡音的魅力,对我们这一代更有着感召的魅力;因为那话语蕴含无穷,因为那话语,永远嘹亮着中国文坛这位赤诚的“老兵的希望”……
(刊发于《人民日报》2001年05月24日第十二版)
家有斑鸠|陈忠实
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刚睁开眼,便听到咕咕——咕咕的鸟叫声。这是斑鸠。虽然久违这种鸟叫声,却不陌生,第一声入耳,我便断定是斑鸠,不由得惊喜。
披上衣服,竟有点迫不及待,悄声静气地靠近窗户,透过玻璃望出去,后屋的前檐上,果然有两只斑鸠。一只站在瓦楞上,另一只围着它转着,一边转着,一边点头,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显然是雄斑鸠在向雌斑鸠求爱,颇为绅士,像西方男子向所爱的女子鞠躬致礼,咕咕咕的叫声类似“我爱你”的表白。
这是我回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看见的情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
六年前的大约这个时节,我和文学评论家王仲生教授住在波士顿城郊他的胞弟家里。尽管这座三层小洋楼宽敞舒适,我和王教授还是更喜欢站着或坐在后院里。后院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坪,有几种疏于管理的花木。这一排房子的后院连着后面一排小楼房的后院,中间有一排粗大高耸的树木分隔。树木的枝杈上,栖息着毋宁说侍立着一群鸟儿。一种通体黑色的梭子形状的鸟,在人刚开开后门走到草坪边的时候,梭子黑鸟便从树枝上飞下来,落在草坪上,期待着人撒出面包屑或什么吃食。你撒了吃剩的面包屑或米粒儿,它们就在你面前的草地上争食,甚至大胆地跳到人的脚前来。偶尔,还会有一只两只松鼠不知从哪棵树上蹿下来,和梭子鸟儿在草地上抢夺食物。
我在那个令人忘情的人与鸟兽共处的草坪上,曾经想过在我家的小院里,如若能有这样一群敢于光顾的鸟儿就好了。我们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要赶上人家的年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尚需一个较长的时日;然而我们的鸟儿和诸如松鼠的小兽敢于到居民的阳台和农民的小院来觅食,却是不需花费财力物力的事,只需给鸟儿和兽儿一点人道和爱心就行了。然而实际想来,实现这样人鸟人兽共存共荣的和谐景象,恐怕也不是短时间的事。
飞翔在我们天空的鸟儿和奔驰在我们山川里的兽儿,对人的恐惧和绝对的不信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爱鸟爱兽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来提倡,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我们把鸟儿兽儿作为美食作为美裳作为玩物作为发财的对象而心狠手狠的年月,却无法算计。我能记得和看到的,一是1958年对麻雀发动的全民战争,麻雀虽未绝种,倒是把所有飞翔在天空的各色鸟儿吓得肝胆欲裂,它们肯定会把对人的恐惧和防范以生存戒律传递给子子孙孙。再是种种药剂和化肥,杀了害虫长了庄稼,却把许多食虫食草的鸟儿整得种族灭绝——更不要说那些利欲熏心丧尽良知的捕杀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者。我曾瞎猜过,能够存活到今天的鸟类、兽类,肯定具备一组特别优秀的专司提防、警惕人类伤害的基因。不然,早该在明枪暗弓以及五花八门的机关和陷阱里灭绝了。
还是说我家的斑鸠。
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像辨识家乡的各种鸟儿一样,不足为奇。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朴拙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比不得任何一种鸟儿,连麻雀的羽翅上的暗纹也比不得。没有长喙和高足,比不得啄木鸟和鹭鸶。没有动人的叫声,从早到晚都是粗浑单调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声音。它的巢也是我所见过的鸟窝中最简单最不成型的一种,简单到仅有可以数清的几十根柴枝,横竖搭置成一个浅浅的潦草的窝。小时候我站在树下,可以从窝的底部的缝隙透见窝里有几枚蛋。我曾经在60年代的小学课文上看到过以斑鸠为题编写的课文,说斑鸠是最懒惰的鸟,懒得连窝也不认真搭建,冬天便冻死在这种既不遮风亦不挡雨的窝里。
然而,整个80年代到90年代初,我住在祖居的老屋读书写字,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尽管我搞不清斑鸠消亡的原因,却肯定不会是如童话所阐述的陋窝所致,倒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类性绝杀。这种普遍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在家院的周围再也看不到斑鸠了。
斑鸠却在我重返家乡的第一个清晨出现了,就在我的房檐上。
我便轻手开门,怕惊吓了它。它还是飞走了。
初始,无论我怎样轻手蹑足开门走路,它一发现我从屋内走到院中,扑棱一声就从屋脊或围墙上起飞了,飞入高高的村树上去了。我仍然往小院里撒抛米谷。直到某一日,我开开门出来,两只斑鸠突然从院中飞起,落到房檐上,还在探头探脑瞅着院中尚未吃完的谷米。我的心里一动,它终于有胆子到院内落脚啄食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我和斑鸠的关系获得令人振奋的突破之后,随之便是持久的停滞不前。斑鸠在房檐在房脊在院墙上栖息追逐,似乎已经放心无虞。然而有我在场的时候,它们绝不飞落到院里来啄食,无论我抛撒的米谷多么富于诱惑。有几次我从室内的窗玻璃前窥视到斑鸠在院中啄食米谷的情景,每当我出门,它们便惊慌地飞上房顶。这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它还不完全是我家的斑鸩。
要让斑鸠随心无虞地落到小院里,心里踏实地啄食,在我的眼下,在我的脚前,尚需一些时日。
我将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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