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中|巴金
整整七个月我不曾在书桌前坐过片刻。跟读者久别,我感到寂寞。我是去年十一月七日晚上在家里摔断左腿给送进医院的。在好心的医生安排的“牵引架”上两个月的生活中,在医院内漫长的日日夜夜里,我受尽了回忆和噩梦的折磨,也不断地给陪伴我的亲属们增添麻烦和担心(我的女儿、女婿、儿子、侄女,还有几个年轻的亲戚,他们轮流照顾我,经常被我吵得整夜不能合眼)。我常常讲梦话,把梦景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有一次我女婿听见我在床上自言自语:“结束了,一个悲剧……”几乎吓坏了他。有时头脑清醒,特别是在不眠的长夜里,我反复要自己回答一个问题:我的结局是不是就在这里?我忍受不了肯定的回答,我欠下那么多的债,决不能这样撒手而去!一问一答,日子就这样地捱过去了,情况似乎在逐渐好转,“牵引”终于撤销;我也下床开始学习走路。半年过去了。
我离开了医院。但离所谓“康复”还差很大一段路。我甚至把噩梦也带回了家。晚上睡不好,半夜发出怪叫,或者严肃地讲几句胡话,种种后遗症迫害着我,我的精神得不到平静。白天我的情绪不好,食欲不振,人也瘦多了。我继续在锻炼,没有计划,也没有信心。前些天我非常害怕黑夜,害怕睡眠,夜晚躺在床上,脑子好像一直受到一个怪物的折磨。家人替我担心,我也不能不怀疑:“结束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到来?”但是我并不灰心,我坚持一个念头:我要活下去。我不相信噩梦就能将我完全制伏。这两夜我睡得好些,没有梦,也没有干扰。女婿在我的床前放了一架负离子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它起了作用,总之睡眠不再使我感到恐惧了。
在病中我得到很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写信的有不少熟人,也有从未见过面的读者。除了鼓励、慰问的话外,还有治病经验、家传秘方、珍贵药物,等等,等等。最初将近三个月我仰卧在床上不能动弹,只能听孩子们给我念来信的内容。那么真挚的好心!我只能像小孩似的流了眼泪。我无法回信,而且在噩梦不断折磨下也记不住那些充满善意的字句。信不断地来,在病床前抽屉里放了一阵又给孩子们拿走了。我也忘记了信和写信的人。但朋友们(包括读者)寄出的信并未石沉大海,它们给了一个病人以求生的勇气。倘使没有它们,也许今天我还离开不了医院。
我出院,《大公报》上发表了消息,日笨朋友也写信来祝贺。我在医院里确实受到了优待,在病房内几次接待外宾,还出院去会见法帼总统。《寒夜》摄制组的成员到过病房,找我谈塑造人物的经过和自己今天的看法。还有人来病榻前给我塑像,为我摄影。最使我感动的是春节期间少年宫的儿童歌舞团到医院慰问病人,一部分小演员到病房为“巴金爷爷”表演歌舞。天真活泼的小姑娘在我耳边报告节目,并做一些解释,他们表演得十分认真。看见他们告辞出去,我流了眼泪。
我在医院里度过春节。除夕的午后女儿告诉我,孩子们要带菜来同我一起吃“团年饭”。我起初不同意,我认为自己种的苦果应该自己吃,而且我已经习惯了医院的生活。但是孩子们下了决心,都赶来了。大家围着一张小桌匆匆地吃了一顿饭,并没有欢乐的气氛,我也吃得很少,但心里却充满了感激之情。刚吃完这一顿“团年饭”,孩子们收拾碗筷准备回家去(这一夜由我的兄弟“代班”),曹禺夫妇来了。他们说过要陪我度过除夕,还约了罗荪夫妇。孩子们走了,他们一直坐到八点,他们住在静安宾馆,来往方便。我这种冷清清的病人生活打动了他们的心,曹禺又是一向关心我的老友,这次来上海,几乎每天都要来探病,他比较喜欢热闹,因此不忍把孤寂留给我。我和我兄弟费了不少唇舌才说服他们夫妇穿上大衣离开病房。
我兄弟照顾我睡下不久,罗荪夫妇来了,他们事情多,来迟了些,说是要同我一起“守岁”,但是曹禺已去,我又睡下,进入半睡眠的状态,他们同我兄弟谈了一会,也就扫兴地告辞走了。
我想,现在可以酣畅地睡一大觉了。谁知道一晚上我就没有闭过眼睛。友情一直在搅动我的心。过去我说过靠友情生活。我最高兴同熟人长谈,沏一壶茶或者开一瓶啤酒,可以谈个通宵。可是在病房里接待探病的朋友,多讲几句,多坐一会,就感到坐立不安、精疲力竭。“难道你变了?”我答不出来,满身都是汗。
“把从前的我找回来。”我忽然讲出了这样一句话。不仅是在除夕,在整个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就是这一句。但是连我也明白从前的我是再也找不回来的了。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十年“文阁”决不是一场噩梦,我的身上还留着它的恶果。今天它还在蚕蚀我的血肉。我无时无刻不在跟它战斗,为了自己的生存,而且为了下一代的生存。我痛苦地发现,在我儿女、在我侄女的身上还保留着从农村带回来的难治好的“硬伤”。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梦话。即使我的结局已经到来,这也不是“一个悲剧”。即使忘掉了过去的朋友,我想我也会得到原谅,只要我没有浪费自己最后的一点精力。
我的病房朝南,有一个阳台,阳台下面便是花园。草地边有一个水池。这次我住在三楼。八0年七月我在二楼住过,经常倚着栏杆,眺望园景,早晨总看见一个熟人在池边徘徊,那就是赵丹,他当时还不知道自己已身患癌症,我也不知道三个月后就要跟这个生龙活虎般的人永别。三年过去了。这次住院,我行动不便,但偶然也在栏前站立一会。我又看见水池,池边也有人来往,也有人小坐。看见穿白衣的病人,我仿佛又见到了赵丹,可是我到哪里去找他那响亮的声音呢?!
我在栏前看见过黄佐临同志在草地上散步,他早已出院了。这位有名的戏剧导演住在我隔壁的病房里,春节大清早,他进来给我“拜节”。同来的还有影片《家》的编导陈西禾同志。西禾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进房。他是二楼的老病人,身体差,谈得不多,但熟人见面,有说有笑。几个月过去了,出院前我到二楼去看过西禾两次:第一次他在睡觉;第二次他坐在床上,他的夫人在照料他,他十分痛苦地连连说:“非人生活。”我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我想起四十年代我们在霞飞坊相聚的日子,想起他的剧本《沉渊》的演出,我永远忘不了他在李健吾的名剧《这不过是春天》中有声有色的表演。我忍住泪默默地逃走了。多少话都吞在肚里,我多么希望他活下去。没有想到我出院不到五十天就接到他的讣告。什么话都成了多余,他再也听不见了。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瘸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都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痠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病。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画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物,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做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做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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