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夫妻档案[5]：夫唱妇不随——梅兰芳、孟小冬](//simg.sinajs.cn/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 "民国夫妻档案[5]：夫唱妇不随——梅兰芳、孟小冬")
蓄胡的梅兰芳
梅兰芳被带到了设在九龙半岛一家饭店中的酒井si令部。酒井假惺惺地握住了梅兰芳的手说：“还认识我吗？二十年前，我在北京任日笨驻华史馆的武官，还在天津当过驻防军si令，看过您的戏，并且台下还见过面。”梅兰芳冷冷地回答：“不记得了。”酒井以似乎惊讶地问道：“您怎么留起胡子了？”梅兰芳说：“因为我年近半百，已退出舞台了！”“哪里，哪里！”酒井连声说，“您一点也不显老，何况你是这个世界上有名的艺术大师，任何时候都可以登台大大地唱戏。”但梅兰芳以嗓子已老，不能再登台为由，使酒井的这次利诱最终完全失败。事后，梅兰芳摸着自己的小胡子不无幽默地说：“我就留这小胡子了，我倒要看日笨鬼子还让我怎么演戏！”
利诱不行，威胁随之接踵而来。
不久，日军si令部又送来一封信，说是为了召开占领香岗的“庆功会”，令梅兰芳必须参加表演。梅兰芳请医生开一证明，以牙痛不适，无法演唱又挡了回去。
几天之后，日军si令部又以繁荣城市为理由，对梅兰芳百般威胁利诱，非让他演几场戏不可。但梅兰芳对前来的日笨占领军代表说：“我所以来香岗，是因为不愿意卷入政治漩涡。今后我仍希望过安宁的生活。如果要求我在电影、舞台或广播中表演，那将使我很为难……”没想到，这番语气委婉但态度坚决的话语，竟然连一旁的日军报导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也为之感动，最终只得作罢。
然而，一波未平又起一波。1942年春的一天，南京汪睛卫伪政权以庆祝“还都”为借口，派了一架专机来到香岗，说是“一定”要接梅兰芳前往南京演出。当然随机而来的还有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物。面对特物们的百般纠缠和威胁利诱，梅兰芳称自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平生从不乘坐飞机……
当然，梅兰芳绝非真的不能坐飞机。1942年夏，梅兰芳便坐飞机从香岗取道广州，回到了上海——既然香岗已与上海无异，还不如回到上海与家人和祖国共患难！回到上海的梅兰芳，继续杜门谢客，不但息影舞台，而且连平时练功和吊嗓也完全停止。
听说梅兰芳回到了上海，汪伪政权“外较部长”褚民谊便来到了梅宅，几句寒暄后便宣称“无事不登三宝殿”。原来他是奉命前来邀请梅兰芳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东京等地进行巡回演出，以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的庆祝活动。梅兰芳一听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他故意面朝着墙上挂着的一张《达摩面壁图》的画看了许久，再猛一转身，不无讽刺意味地说：“听说你一向喜欢玩票，这样的戏你是内行呵，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你率团是最合适的了，比我强多了嘛？”褚民谊听罢此言，立在原地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恨不得此时地上裂开一条缝好让他钻下去。
见此情景，在场的冯耿光、吴震修等都向梅兰芳翘起大拇指。梅兰芳又凝视着墙上《达摩面壁图》半晌，沉吟道：“他们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
果然，仅隔数日，日伪《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又来到了北平掌管梅兰芳剧团业务的姚玉芙家，声言：“梅兰芳年纪大了，不能登台，那就请他出来讲一段话。”他让姚玉芙先乘飞机去沪报告，他本人则随后坐火车赴沪亲自邀请。
这样的“戏”梅兰芳当然更不会去“演”。且这一次，梅兰芳几乎是以命相拼了。朋友秦叔忍建议梅兰芳先期注射三次伤寒预防疫苗——梅兰芳系过敏性体质，注射后会立刻发起高烧，卧床不起。依计而施的医生对此十分犹豫，因为他知道，这种针打下去，对于梅兰芳的身体是有很大伤害的，甚至会引起生命危险，可是梅兰芳对吴医生说：“我己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医生深为之感动，含着眼泪为他接连注射了三针。
当朱复昌与一名日笨少佐来到梅宅，怎么也不信梅兰芳会突然之间就患病发烧，立即电告日笨驻沪海军部派一军医前来“协查”真相。当一名留着小胡子的日笨军医一量梅兰芳体温，竟高达42度，或许是他以为梅兰芳真得了什么急性传染病，赶紧唯恐躲之而不及地溜了。
然而，作为一名演员，长期拒绝演出、练功，这就意味着自己的艺术将因此而退化，甚至意味着自砸饭碗；且眼面前一大家人的生活需要日日开支，坐吃山空肯定坚持不了太久；虽然有朋友的接济，但长期以往，肯定不是个事。敌人也正抓住梅兰芳的这一软肋，突然冻结了他在银行的所有存款和账户，想以此相逼。
然而，这一切岂能逼迫梅兰芳就范！听说大师兄程砚秋在北京竟然以种菜而自食其力的消息后，他毅然拿起了画笔，准备以卖画为生。
消息传出，人们因久看不到梅兰芳的戏，更因敬佩于梅兰芳的骨气，纷纷上门购画。为了扩大影响，书画界人士准备为他办一个“梅兰芳先生画展”，梅兰芳一连挥毫数月，终于创作出八十多幅精品。在吴湖帆等人牵头下，画展终于将在福州路的都城饭店举行。梅兰芳与夫人福芝芳兴冲冲去参加开幕式，到现场一看，偌大的展厅中竟然空无一人，再一看，几乎所有展览的作品上，都用回形针别上了认购卡片，上面写着“汪注席订购”、“周佛海院长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梅兰芳几乎被气晕过去了，愤怒地高呼：“我要抗议！我要申诉！”
还是夫人的一句话给了他提示：“你向谁抗议、申诉？向汪睛卫吗？向冈村宁次吗？”
此时梅兰看到地下正好有一把裁纸刀，他拿起了刀，对着一张张画挥了过去，自己为之呕心沥血创作出的一张张精品，随着他的手起刀过，纷纷化作了纸片、纸条和纸屑，在大厅里飞舞，飞舞，飞舞……
走进展厅的汪伪政符“外较部长”褚民谊，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说：“梅先生、梅太太，你们太冲动了，我们太遗憾了！”此时，梅兰芳将裁纸刀扔在地上，也扔下一句话：“遗憾！遗憾的是你们竟然不知道我梅兰芳卖艺不卖心！”
展厅里的纸屑在飘落，飘落，飘落……然而，就在这飘落的纸屑中，事实上已升腾起一个伟大的灵魂。
从北京到上海，梅兰芳从一位勤奋演出，“艺术日有进步”的演员，竟成了一位几乎罢演的“隐士”，就艺术而言，自然是如齐如山当年预言的那样“算是停止住了”，但是，毫无疑问，又正是他的“不演”，他的人格和人品，却得到了升华，而其艺术，也无疑随着他人格和人品的升华，而得到了别样的提高，这种提高绝不是技巧和技术层面上的，而是有关艺术品格和质地的最大提高。这时的梅兰芳，人们不但早已原谅了他在与孟小冬婚姻中曾经表现出的软弱与薄情，更忽视了他作为一名“男旦”其艺术本身的畸形及其所有艺术的负面效应。应该说，只有到这时，虽然早就被称为“艺术大师”的梅兰芳，才成为一位真正的艺术大师。
只可惜鲁迅并没有等到梅兰芳成为艺术大师的这一天，他只看到其演戏，没有看到其拒演；他只看到其“眼太凸，唇太厚”，没看到其也曾留过与自己相似的小胡子；他只看到其在台上“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没有看到其在台下手起画落、纸屑飞舞；他只看到了其“旦”的一面，没有看到“生”的本质。
五
从北京到上海，梅兰芳的人生进出于这两座城市，最后在上海经历了最激烈的战斗，也接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更得到了最后的升华，就这一点来说，其人生倒也与鲁迅十分的相似。然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两位同居一城的文化大师，终究又没能走到一起。
或许有人以为，这都是注定的，因为鲁迅似乎生来就不太喜欢京剧，尽管他小时候也曾因一度喜欢看社戏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并写过《社戏》一文，但那是他故乡的绍剧、越剧之类。
其实并不能这样说！
作为中国现代话剧之父之一的李叔同，其学生丰子恺，起初并不喜欢京戏，也极少听戏，更不关注梅兰芳。只因为1937年11月丰子恺缘缘堂被日军轰炸，一家人不得不远走避难，其间偶尔看了一次梅兰芳的演出，便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不但其带着女儿丰一吟亲自拜访梅兰芳，而且还悟得了京剧和漫画原有相近之处：“我画人像，脸孔上大都只画一只嘴巴，而不画眉目。或竟连嘴巴都不画，相貌全让看者想象出来。这正与平剧（京剧）的表现相似……”最后因为梅兰芳蓄胡明志，拒演于上海，丰子恺更是对他钦佩有加，宣称自己“拜倒石榴裙下”。
然而鲁迅与梅兰芳之间始终没有走近的机会。
据研究，鲁迅从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但他对其得到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据此我们不难作出推断，或许他从来也没看过梅兰芳的演出，尽管梅兰芳在北平走红的那几年，他也生活在北平，他在1924年所写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对于梅兰芳扮相的批评，十有八九只是看过报上的照片。
梅兰芳移居上海后，又与鲁迅同居一城。他们应该是见过至少一次面的，因为有资料可查，在1933年2月他们曾共同出席了欢迎英帼文豪萧伯纳的宴会，只是在这样的宴会上，他们的接触与交往应该也不会太多、太深。这似乎也可肯定。但是如果我们以为鲁迅对梅兰芳的批评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交情或交情不深，那也显然是太低估了鲁迅的人品和人格了。
不过鲁迅在文章中较为集中地提到梅兰芳，甚至进行批评，确实是在他们见过面之后，一次是在1934年6月发表的《拿来主义》中：
听说不久还要送梅博士到苏连去，以催进“象征主义”，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还有一次是在1934年11月，鲁迅以“张沛”的笔名在《中华时报》“动向”副刊上发表的《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一文，在该文中，鲁迅对梅兰芳指名道姓，可谓批评最严厉的一次：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为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他们的手，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都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据说梅兰芳在看到鲁迅对他的批评文章后，曾经说过大意这样的话：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你有意见与看法，干吗不能当面与我说，而要背后写文章，且还要用化名？由此看来，梅兰芳确实对鲁迅的批评有意见，但是意思似乎并不是在批评的内容上，而主要是在批评的方式上。
然而，我们细细研读后，并不难发现，在《拿来主义》中，鲁迅重点攻击对象显然并不是梅兰芳，而是那些只知道“送去”而不知道“拿来”的人；《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中同样也是如此，其攻击的主要对象，也是那些对梅兰芳们“敢于下手”的“士大夫”。当然，也不可否认，鲁迅对于梅兰芳本人也不无讽刺意味，但总的说来，鲁迅只是在拿梅兰芳说事，并非主攻梅兰芳，哪怕是在早年的《论照相之类》一文中，鲁迅认为梅兰芳饰演的天女、林黛玉等，眼睛凸、嘴唇太厚，形象不美——他所说的“凸”“厚”“不美”等，也是以女性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梅兰芳毕竟是个男人嘛！——鲁迅在这里攻击的也并非是梅兰芳本人，而是他所扮演的剧中女性形象。此应该也是事实。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鲁迅实在没有当面批评梅兰芳的必要，虽然他们认识。而梅兰芳显然在这一点上与鲁迅认识上错了位，他总觉得鲁迅这是主要在攻击他，且不敢当面，而只敢背后偷偷摸摸用“化名”写文章。他也正是对这一点很不齿。而事实上梅兰芳如此显然是不但低估了鲁迅的人格与人品，而且还颠倒了事实的因果。至于鲁迅的这些文字，确也在后来的岁月中给梅兰芳带来了池鱼之灾，但那已经更不是鲁迅的事情了。
据说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常常举办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而时为中国文联副住席的梅兰芳却很少参加这样的活动，偶尔参加，往往不是迟到就是早退，更不曾在这样的活动中讲过话。为此有人猜测，梅兰芳之所以以如此消积的态度对待这些活动，都是因为鲁迅在世时“骂”过他。
真不知道是否真的有这样的事，如果真有，那实在是很令人遗憾——同为文化大师，竟也有不相通的地方和不能调和的时候！
2013/5/15
（作者诸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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