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4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的写道：“我们总怀疑有些曾被江清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5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8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谠委书记薛恩厚也被挂了起来，情绪起伏较大。有一阵，他看了谁都说：“揭（发）呀，揭（发）呀。”他曾跟汪曾祺说：“我给我这十几年总结了两条：胆小怕事，保存自己。”过了几天，他颇有感触地又对汪曾祺说：“我发现，我们都成了杨春霞的底色了。”
汪曾祺写了这样一封保证书：“除了替创作组或谠委起草的工作报告外，我没有给江清、于会泳写过任何信。”专案组负责人批了两个字：待查。
汪曾祺在1978年4月11日写了《我的态度》一文，明确地表示：“我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清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也希望早一点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并且坚决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我相信北京京剧团的运动一定能搞好！”
汪曾祺在“挂起来”的日子里心境愁苦，家人和同事深知其况味：
当时上面认为江清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一般人认为样板团是江清的铁杆队伍，吃香喝辣，对江清知根知底，关系非同一般。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跳得挺厉害，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老头不是一直平和，年轻时曾傲得没边。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阁”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梆”的。68年我们下乡插队，他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没法反对。他说，把你们送下去我还没认识清，你们用行动改变我的想法吧。
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骨子里还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化成那一套，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
“四人梆”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做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
（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打倒“四人梆”后，一些人反而拿他开刀，整他，这其中有年轻的创作人员。整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骂得狗血喷头，想打死汪曾祺这只“死老虎”。汪曾祺说：“把我弄得够呛。”
我认为不能这样整汪，冤得很。他尽量躲开我，怕影响我，这是他的好意。有一天在厕所里见到他，他问我：“你害怕不害怕？”我说：“我没做亏心事。”
那时多少人给“四人梆”写效忠信，拍马屁，写小汇报。我说：“你们在于会泳处看到有张滨江的一个字，你们随便把我送哪！”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祺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1998年7月7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联。
他不懂政治，在“四人梆”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mzx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曹禺写舞台指示很漂亮。闲来消遣，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47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他认为立得住的就是《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他心里有底，让你们先写本子，最后还是我上。骨子里傲气。他改我们的唱词，划了一段：“不要煽情。”又划掉一段：“这段没用，白唱。”
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他说过，我们吃样板饭，对他们能理解。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梁清廉1998年7月6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灰溜溜过了一段时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清查组要求他系统地交代“文阁”问题，一遍遍地要讲清与江清的关系。闲时无处可去，只好在资料室喝茶、看报纸，不敢与人随便交谈。有人愤怒地表示：“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清拉他，他就上天鞍门。”
《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约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京剧创作的副产品。
那时，汪曾祺在异常压抑、孤独的境地下，竟发愤写出了《裘盛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作。行内人士依然赞誉剧本的文学性，认为保持了他笔下人物有深度的特点。袁韵宜描述道，出演比较冷清，戏里不是很热闹。
他改编的新作《王昭君》一开始无人问津，后来总算由李世济出演。汪朗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兴奋异常的情形：“他自己把唱词、道白用工整的小楷抄成幻灯字幕，有一位观众看完戏后，竟专门找他探讨书法。”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廉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的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李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汪的另一成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
（1998年6月12日口述）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
阎肃这才意识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他来说太窄小了，从《受戒》中找到了真正的汪曾祺。他对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有感而发：“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我没见过他发过火，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得上你就会跟你非常好。”他忆起“文阁”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清，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闻一多和《楚辞》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聊了契诃夫、易卜生、李商隐，说了不少西南联大、重庆抗战的事，后来他写的小说中画面、情节似乎都说过，但没有谈过《受戒》中的那个小和尚。很少谈论上面的事，无从谈起，也没有那个觉悟，只是有时看不惯而已。”
阎肃记得，“文阁”初期他们谈过现代戏，认为京剧完全都搞现代戏不行，因为要失去很多表现手段，失去一些施展天地。
阎肃感慨而道：“他算是西南联大有才的学生，在文学上格外出众。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多，记忆力好，经常纠正我记错的事情。对故里一往情深，对老师念念不忘，谈自己心仪的过去式女孩子。他有幽默感，谈吐中自然见风雅，年轻时也狂过一阵，女孩子一般都很喜欢这种幽默感、这种性情。他做淮扬菜蛮有味道，能做一手汪氏豆腐。后来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998年7月7日口述）
老友林斤澜评价道：“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政治实际。但他对政治有幻想，有乌托邦的想法。”
汪曾祺曾在林斤澜面前表露过，对一位老友的变化甚感遗憾：“他后来变了，变得不潇洒，不清高，进了仕途就有所求了。”
汪曾祺颇为自负地说过：“喜欢我的人可能有风趣，我喜欢的人肯定有风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1958年补划为“右哌”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谠，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
在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己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谠派人士参加，他觉得“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本错误事实”，成了1958年秋天补划“右哌”的根据。他在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封信中，极为低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因为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认识上和同志们有很大的距离，心里很急躁。所以在昨天的会上表现了那样对同志们不信任的态度，这是很不好的。
……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写了平反结论:“我们认为，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查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哌分子，是错误的。”笔者见到，在这份结论上汪曾祺没有写出任何意见，只是随兴填上龙飞凤舞般的硕大名字。
当年划“右哌”之后，他回家向妻子转述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谠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谠抗拒。
他凄惨地对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谠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过社会主义关，拥护谠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哌”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阁”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清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
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水。
在八宝山向汪曾祺告别时，北京京剧院开了一辆大轿车来，车上只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位工作人员。梁清廉感慨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
晚年时汪曾祺很少跟单位打交道，与呆了三十多年、尝尽辛酸的剧团自我“割绝”。“文阁”十年的梦幻般日子，似近似远，似真似假，他都疏于解释。去世前一年，《沙家浜》版权纠纷弄得心烦，他在电话中对采访的记者们大声嚷嚷一句话：“我无可奉告……”
（摘自《人有病，天知否》陈徒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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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31 22:1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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