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清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不准抽烟。我是被反铐的，马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得很逼真。楼下不时有游人参观，他们奇怪怎么楼上还有人坐牢。”马长礼扮演许云峰，在渣滓洞里念悼词后说一句：“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果听错了，大家唱成了《国歌》。体验山上暴动一场戏时，赵燕侠坐吉普车上山，在农家避雨。怕猫的赵燕侠突然发现农家里有一只猫，她吓得飞快地跑回招待所。
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戴了最轻的脚镣，天天晚上被‘审讯’。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白菜汤。把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开枪的解放军战士把领章摘下。我喊:‘mzx万岁！’里面的人喊：‘gcd万岁！’痛哭流涕。而我们已坐小车回招待所睡觉了。后来上华蓥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还好，没死人。”
在杨毓珉的印象中，他们正在重庆北碚写《红岩》剧本，江清来了一个电话，把萧甲、杨毓珉、李慕良等人用小飞机接到上海，小飞机的机翼上还结着冰。这次由张春乔接待，江青传达了mzd对《沙家浜》的修改意见。
于是由汪曾祺通改一遍，在其中加上了一段mzd语录。至此，《沙家浜》最终形成了定稿本，不久就在《红旗》正式发表。
杨毓珉告诉笔者：“回北京后，在梅兰芳故居继续修改《红岩》，由徐怀中当组长，把原作者罗、杨也调来。代表江清抓戏的是部队作家李英儒。有一天江清突然不让搞《红岩》，不知为什么。后来江清透了一句：‘我问了别人，渣滓洞防范得那么严，能够越狱吗？’罗广斌‘文阁’中被整死了。再后来，江清指定改编《敌后武工队》，也把原作者冯志调来。创作组解散后，冯志回家没几天也被整死了。”（1998年6月19日口述）
江清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祺、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笨人没进过草原，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有一位领导听了汇报后说，算了吧。于会泳却说：“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作笑话，也看作是悲剧。”与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祺执笔写的。他谈到创作该剧的一些具体情况：
1972年江清调王树元、黎中诚从上海来北京，准备把两地剧本合二为一。汪、杨、王、黎四个人研究京、沪两本子的特点，一起讨论。第一场上海本好，我们本比较零乱；第二场上海本好，劫两个法场，情节好；第三场用我们的，感情写得比较自然，他们写得乱；第四场原名《吐翠》，是雷刚识字，铺垫戏，基本上用上海的；第五场用北京稿，雷刚下山，柯湘反复思考，不断有人报告，温其久煽动；第六场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琢磨出来的，加了母子见面悔恨，感情丰满；第七场叫《飞渡》，走山间小道，也是新写的。第八场《雾岭初晴》，发现温其久勾结，审问他，也是后写的；第九场就写《开打》两个字，让导演去策划。
江清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原来话剧里没有写到上井冈山。
于会泳说要有韵白，带有音乐性。开天辟地，这是惟（唯）一说话也要押韵的本子。押韵效果很好，听了舒服。我们一场一场地修改，改了一个多月。
于会泳也在场，他也提意见。他在我们的基础上搞，主要唱段《乱云飞》是他搞的，的确不错。他在音乐上贡献大，对曲艺、评书非常熟悉，顺着嘴就出来了。搞完《杜鹃山》，他就升任文化部长。他说，《杜鹃山》署名不要写四个人，就写“王树元等”。我们没意见，真有意见说出去，还有我们好果子吃？《敌后武工队》也是这样，署“张永枚执笔”，大家也没意见。
江清看《杜鹃山》韵白很好，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两人分头干了一个多月，真写出来了，江清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
“文阁”十年，深入生活多。写码头工人，就到船舱里背矿石，强度大。改《节振国》，到唐山煤矿铲煤两个星期。那时写的剧本也多，写了也不排。江清忘了，又吩咐写新的，有时一年得写好几个。
（1998年6月19日口述）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于会泳每天来排练场，一干就到半夜十二点，编剧都要在现场守候，以便随时处理文字问题。于会泳一坐下来就谈剧本，不谈别的事，到了钟点他站起来就走。大家深夜回家就得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夜班车，冬天夜里时常顶着风。最苦的是武打演员，于会泳不允许随便比画地走过场，要求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照翻多少个跟头，丝毫不许马虎。
杨毓珉表示：“于会泳确实下了功夫，那时基本上他有一个艺术家的感觉。”不过剧团军代表原是黑山狙击战的英雄，当时是师长，有山东人的耿直。不知何故，他不喜欢于会泳，每次上剧场都坐最后一排。人们劝他坐在于会泳旁边，他说，我才不尿他呢！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作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泳却不痛快。”（1998年6月26日口述）
1977年汪曾祺写交代材料时，曾说自己吹嘘过于会泳的才能：“我曾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所惊讶，向人介绍过他能背不少诗词和古文。听人说，于曾对五十几种戏曲音乐进行系统分析，能唱一百多段京韵大鼓。我曾向人转述过，对他的那套工作方法，我也曾佩服过，宣传过。”（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清、于会泳的关系》）
张滨江作为《杜鹃山》导演之一，对汪曾祺所起的作用肯定甚多：
我们整天在一起考虑情节、事件、关系，讨论时吵架，有的地方否定干净了，再接着写。《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排戏时演员很累，倒在幕后就不想起来，排练到夜里很迟。
汪曾祺也在台下坐着，让他发表意见，譬如哪句台词说得不尽如人意，没按规定情景去演，汪曾祺在这方面敢说话，许多演员很尊重他，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经常问他:“老汪，这句怎么讲?”他有时说话重一些，但大家不反感。老实说，他是把知识传授给你，大家不会责怪他，反而愿意请教。
（1998年7月7日口述）
后来汪曾祺告诉林斤澜，有的演员理解唱词有问题，不太懂其中的意思，表演时就显得有些可笑，他在排练场听时觉得挺纳闷。
但他对演员依然抱着诚恳的态度，有求必应，有错敢于指出来。
70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1998年7月15日口述）
1973年后，江清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
汪曾祺对当了部长后的于会泳的表现有些失望：“我觉得于很专横，很会弄权术，把谠的正常的组织手续完全打乱了。他弄了张伯凡当联络员，完全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太上皇。董国臣在我面前大骂于：‘于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北京京剧团的家全当了，还要我们做什么？’他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教研室的人都弄到文化部，把住几个要害部门，文化组简直成了上海同乡会。”（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我和江清、于会泳的关系》）
汪曾祺对于会泳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敬而远之。有时他也敢于说出一点意见，譬如一次讨论创作会议，说到创作必须来源于生活，汪曾祺说：“浩亮同志在这儿，你们关于《红灯记》的文章为什么只是提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一些从生活中来的、寓于朴素的哲理的语言，像‘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为什么不提？”于会泳、浩亮听后不置可否。
从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那里，得知了mzd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他禁不住连声说道：“谠中央伟大！mzx伟大！”
“《红都女皇》事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汪曾祺由此对江清的一些看法发生了变化，隐约地感到中国要出大事。1976年5月，汪曾祺悄悄地与杨毓珉说：“我们这个岁数还能赶上一次大的政治变化。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有个数。”
那时原副团长萧甲已被“解放”，重回北京京剧团。他带了汪曾祺等八个人去西藏体验生活，他觉得经历“文阁”后的汪曾祺锋芒更加不外露，内心更沉淀。
那次，张滨江与萧甲、汪曾祺等一同前往西藏，他觉得汪曾祺对词句更下功夫：“我感到他对词句到了崇拜的地步，夜里睡不好觉，三五个小时才憋出八句台词。他看了西藏水流很急的特点，康定招待所外面的河水响了一夜。他写了‘排空拍岸’，问我怎么样。那个本子写出来，但没有排演。看看他写的词，好极了。”（1998年7月7日口述）
1974年7月，于会泳通知汪参加《新三字经》的修改小组，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出版。江清让大学学者、剧团创作人员分成几组修改润色，并定下完成时间。汪只参与了其中几句话的修改：“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学劲松，立险峰，乱云飞，仍从容。”等等。
1976年2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点，敢不敢写到省、市级，写出斗争的尖锐、复杂和曲折。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于会泳说：“样板戏被攻倒，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是剧团的领导和创作干部，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演员杨春霞在1978年5月18日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记忆中在有关《决裂》剧本改编会议上，于会泳讲到过《决裂》写走姿派，可以写到县长、省长，甚至是部长。”
后来于会泳对以电影剧本为基础而改编的《决裂》彩排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而这一稿是汪曾祺最后定稿付印的，薛恩厚曾对汪说:“救场如救火,你把唱词风格‘统’一下吧。”汪曾祺表示了为难情绪：“我们对‘三自一包’毫无感性认识，无从下笔。”
汪曾祺此时因“统战对象”的缘故，担任了京剧团阁委会的委员。在这之前，汪曾祺发现于会泳有一段时间很沉闷，而在布置写《决裂》时又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写《决裂》难度很大，他们很难跟上于会泳不断变化的要求，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
戏剧家马少波1978年5月23日所写的材料中，涉及了《决裂》修改一事：
于会泳提出增加与走姿派作斗争的新内容，要增加“三自一包”内容，用反对“三自一包”的情节贯穿全剧。
评论组逐场提意见，创作组接受不了，强烈地表示抵制。双方争执不下，我当时十分为难。既摸不清于会泳的意图，又不敢公然违抗。另方面我是赞同创作组的意见，并同情他们的困难。最后只有抹稀泥的办法：“请创作组同志们根据可以接受的意见自己去商定吧，考虑好就写本子，提纲不再讨论。”
1976年10月11日开会，原定汇报各自的写作设想，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梆”垮台了。
就在那时，汪曾祺兴奋地告诉林斤澜：“知道‘四人梆’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他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喜悦，比别人多了一点自己的独特心情。
同事梁清廉回忆说：“江清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我在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清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清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梆，还没有反谠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慎重，搞不好就会否定文化大阁命。
（摘自1978年9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我对于许多同志身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清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清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觉得她在十大以前、在“文阁”期间没有干过多少坏事，或干了坏事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竭力强调重点在于会泳控制时期，在“十大”以后——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我对江清的义愤不像对于会泳的仇恨那样直接，那样入骨三分。我认为江清控制北京京剧团时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清楚。
朱丹南同志指出，我的改造有一定的艰巨性，十多年来，我中毒很深。要做到脱胎换骨，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想自暴自弃，希望为谠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
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清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有政治上的弱点。
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五十八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摘自1978年汪曾祺《关于〈山城旭日〉、〈新三字经〉、〈决裂〉》）
加载中，请稍候......
(2022-12-31 09:03:13)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