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良玉》，尚小云饰秦良玉
九、初次创排新戏
辛亥阁命之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戏曲观众的审美情趣也随之发生改变。大批女观众得以走进剧场，颠覆了生行演员统治舞台的旧传统。因为她们要“看”戏，而不是像以往的男性观众那样去戏园“听”戏。既是看戏，就要看漂亮的人表演漂亮的戏。于是，柔美的旦角逐渐取代粗犷的生行而占据舞台的显要位置。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砚秋等旦角演员一跃而为舞台主角。漂亮的戏，除要有漂亮的人演，也要有亮丽的衣饰装扮。为适应观众的审美变化，创新造型，就成为一种流行与趋势。这成了京剧界人士改革旧戏曲的动力和缘起。大量排演新戏，正是改革戏曲的重要途径。
在梅兰芳的带动下，又因他的新戏广受关注，好评如潮，其他演员自然纷纷效仿。尚小云的《楚汉争》应运而生了。可以说，在旦行领域，尚小云是继梅兰芳之后，第二个参与创排新戏的演员。当然，严格来说，《楚汉争》并非属于尚小云个人的新戏，更非“尚派”戏。
尚小云真正意义上的新戏，是在《楚汉争》之后5年才编排并公演的，那就是《红绡》（又名《青门盗绡》或《昆仑剑侠传》）。尽管早在1918年尚小云就参与编演新戏，但在《楚汉争》后，他的新戏编排，实际上已停顿。较之尚小云，程砚秋年龄小，出道晚，却早在《红绡》之前，连续公演了数部新戏。从这个角度上说，也许正是因为程砚秋的后来者居上，刺激了尚小云滞后的创新理念，使他意识到不进则退，终于，第一部“尚派”新戏《红绡》问世了。
如今，提到梅兰芳，总忽略不了齐如山；提到程砚秋，总忽略不了罗瘿公。他们这一辈的演员，与祖辈在演艺上的最大不同在于：不满足于照搬老辈留下来的表演程式，因为时代环境的影响而有了更多的思想，也有了更多的创新意识。更重要的是，社会的进步提升了艺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有机会，也有可能与文人名士有更多的接触和交往。在这些交往中，艺人通过文人感受文化，文人通过为艺人创作剧本、撰写评论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实践自己远大却实现无门的理想。
那么，尚小云呢？与梅兰芳、程砚秋相仿，在他演艺生涯中，也有类似齐如山、罗瘿公这样的文人参与辅佐他的新戏编创。按照为尚小云编剧的先后顺序，他们分别是洵疏厂、清逸居士（爱新觉罗·溥绪）、还珠楼主（李寿民）。另外，齐如山、庄蕴宽、陈墨香也都曾为尚小云编过戏。
《红绡》的编剧是洵疏厂。该剧是根据唐朝段成式小说《剑侠传》改编而成，讲述了一个典型的有关侠士的故事：磨勒为有情人终成眷属而表现的仗义，磨勒对红绡手势不解而破的神奇，磨勒的“飞檐走壁”。应该说,该剧的主人公是红绡，但磨勒这个人物也相当出彩。尚小云饰演红绡,但塑造磨勒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实则透出尚小云对“侠”的追求。也就是从《红绡》开始，因“侠”而表现出的激烈、抗争、无所畏惧等，几乎贯串了尚小云所有的新戏。
1923年12月23日，《红绡》在北京“广德楼”戏院首演。
一个月以后的1月25日,尚小云又推出了《张敞画眉》。张敞是汉代宣帝时的名臣，与妻子感情甚笃。一日，妻子自花园摘花归，张敞为妻画眉。妻子问:“我与花孰美？”张敞说:“可比美。”正在此时，御史来见，深觉张敞为妻画眉的行为，轻佻不雅，有失体统，便上奏称其行为不检。皇帝召见张敞，责问。张敞说：“自古夫妇之间有甚于画眉者。”皇帝闻之释然，不再追究了。从这个故事情节来看，该剧只是说了一个夫妻恩爱的故事，并无深刻内涵。主人公的形象，与尚小云的性格，似乎也不大契合。
在洵疏厂编剧《红绡》之前，清逸居士就已着手为尚小云编剧《秦良玉》。
爱新觉罗·溥绪缘何以“清逸居士”署名？是因为前清曾多次下令禁止旗人养戏班和出入戏园，更不允许与“戏子”往来，这当然也包括为他们编写剧本。身为皇室子嗣，又袭封“庄亲王”的爱新觉罗·溥绪，只能隐姓埋名。实际上，他出身于“戏曲世家”，他的老祖，即第一代庄亲王允禄，是乾隆年间的戏曲音乐家兼戏曲剧作家。溥绪虽然出身显贵，但遭际坎坷。
庚子之后，溥绪的伯父载垣因追随肃顺反对慈禧垂帘听政而被杀，家族不可避免地受到株连。辛亥革命后，民国优待皇族，溥绪得以袭封亲王。然而，“北京政变”后，他又不得不沦为贫民。几度沉浮，而又非人力所能掌控，使溥绪对人生更多了份悲观。也因为如此，他看破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作品是心灵的展示，溥绪的作品，也就更多地反映对下层受害者的同情，对善良、正义、侠气的赞颂，以及对丑恶的鞭挞。而他的这种创作思想，正好符合尚小云侠义、豪气的性格。这是他俩能够合作的基础。
尚小云最早接触溥绪，是因为《楚汉争》。在这之前，溥绪长期与杨小楼合作，为杨编写过《野猪林》、《山神庙》、《吴三桂》等武生戏；为杨小楼、郝寿臣编写过《连环套》；为郝寿臣编写过《牛皋招亲》；为高庆奎编写过《煤山恨》。杨小楼是武生，郝寿臣是花脸，高庆奎是老生。也就是说，在与尚小云合作之前，溥绪与生行、净行演员都合作过。因此，他的作品充满阳刚之气，这对他之后与尚小云合作很有影响。他为尚小云编剧的人物形象，少见妩媚柔弱的美娇娘，而多是男儿气十足的飒爽女英豪，《秦良玉》便是其一。
溥绪所编剧本，多取材于明清传奇和古话本小说，这种创作模式在当时很普遍。《秦良玉》是溥绪为尚小云编写的第一部作品，故事来源于乾隆年间董榕撰写的传奇《芝龛记》。在历史上，确有秦良玉其人，民间称其为“四川女杰”。在北京厂甸一带的棉花胡同上七条，曾有秦良玉练兵处。明朝思宗帝曾赠秦良玉诗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秦良玉的故事，除了《芝龛记》，在《明史》、《蜀锦袍》等书中都有记载。
尚小云在《秦良玉》中，唱工、武功戏均相当吃重。特别是秦良玉挥师入川时有大段“二簧”唱腔，很有特色，尽展其“铁嗓钢喉”的绝妙音色和坚实唱工。至于武功，当武花脸范宝亭饰演的闯塌天被秦良玉挑下马后就地两滚，动作飞快，而尚小云饰演的秦良玉此时要在锣鼓中立即将其刺死。这一场戏，不仅要求他配合范宝亭的快动作，而且还要分清一个在马上，一个已坠马，分寸比较难把握。但是，尚小云与范宝亭的合作，如评论家所说：“如惊蛇入壑，丝丝入扣，火炽而惊险。”每演至此，观众无不屏声静气，提心凝神。
在装扮方面，《秦良玉》也有创意。尚小云特别设计了“喜鹊盔”。秦良玉戴着这顶喜鹊盔，突显其活泼开朗，又充满英武气的性格气质。
在《秦良玉》之后，溥绪又为尚小云编了一出《五龙祚》（又名《李三娘》）。故事来源于南戏《刘知远白兔记》传奇。1924年10月19日，首演于“广德楼”。尚小云饰演李三娘，与之合作的演员有老生王又宸和于连泉、李万春等。
《红绡》、《张敞画眉》、《秦良玉》、《五龙祚》这四出戏，是尚小云于1925年自组班社之前的新戏。他之所以在这个时期连续不断地推出新戏，除了受环境影响、迎合市场需求外，也有面临着程砚秋等旦行后来者气势如虹的巨大压力。
程砚秋比尚小云晚赴上海演出，但他于1922年在上海演出时，就有两部新戏献给戏迷，使得他的上海演出，备受关注。在他去上海前，他已自组了班社“和声社”，自然挂头牌，唱主角，而不必为别人“挎刀”。这一切，都让他的声名迅急上升。这时，尚小云尚无自己的班社，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新戏，只是固守着传统青衣本行，孜孜以演。尽管他的“铁嗓钢喉”、坚实的武功蜚声全国，但对于追求新、奇、特，且口味不断变化的戏迷来说，吸引力还是欠缺一些。
《五龙祚》，尚小云饰李三娘
1923年初，程砚秋刚从上海回京，在一次戏曲界为接济同业贫苦者，于第一舞台联合演出义务戏时，尚小云陡然发现，程砚秋已经不再是以往那个默默无闻的“梅兰芳弟子”了，他不仅能够参与名角儿齐聚的大义务戏，且戏码还排在尚小云之后，列倒数第三。
不仅如此，1923年临近年尾时，也即在尚小云的第一部新戏《红绡》首演之前，比尚小云小4岁的程砚秋已经有了《龙马姻缘》、《梨花记》、《花舫缘》、《红拂传》、《花筵赚》（即《玉镜台》）、《风流棒》、《孔雀屏》、《鸳鸯冢》等八部新戏，大有超越尚小云、直追梅兰芳之势。可以说，程砚秋的《红拂传》是受梅兰芳《红线盗盒》的影响编排的，而尚小云的《红绡》则是得《红线盗盒》和《红拂传》的灵感创作的（外加荀慧生的《红娘》，这就是著名的四大名旦之“四红”）。难怪有评论家这样说：“梅演红线，程演红拂，均已脍炙人口，今尚又演红绡……此亦可见近年编剧界之趋势矣。”
带着这许多新戏，程砚秋再次赴沪，自然大红。在他回京后，不只是尚小云，京城各班社，也都感受到了上座率的压力。当然，尚小云有压力的同时，也有动力。以他一贯要强的性格，迎接挑战，是他唯一的选择：“也好，也好，逼我非奋斗不可啊！”
1924年3月,“奉系”军阀张作霖为庆贺五十寿诞，遍邀京城名角儿赴奉天唱堂会，并由俞振庭负责承办。尚小云、程砚秋均在被邀名单之列。在奉天，程砚秋以《花舫缘》、《红拂传》、《风流棒》三出新戏献演，尚小云则以新作《张敞画眉》、《红绡》献唱。在收入方面，尚小云所得不在程砚秋之下。
面对竞争，尚小云积极应对，不但加紧了编排新剧的步伐，同时又为自组班社积极筹划。
（本文系作者所著《尚小云评传》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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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8 22:3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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