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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说戏|徐城北著(11)

(2022-12-17 21:53:44)
分类: 图文:菊坛轶事
城北说戏|徐城北著(11)
马连良要求演出服饰“三白”(白领口、白袖口、白靴底)

        马连良的泡澡

        马连良是张君秋的干爹,又是著名的北京京剧院的第一头牌,旧时代的北平,老戏迷习惯把梅兰芳与马连良并称。还说自己这辈子“能够看上了梅兰芳跟马连良,就算没白活”。马先生的艺术过程,真应该努力写一本专著,不是有一本就得了,还应该反复几次,争取有一本能够传世。他艺术的最大特征是潇洒,我这里仅谈他生活潇洒的一个小段。
        建国后,遇到他晚上有戏的日子,他在家吃完中饭,就告诉司机三点钟“到某某地方去接我”,说完自己就出门遛弯了。大约遛弯一个多小时,私家汽车准确来到他身旁。他上车,车开动,很快来到八面槽的清华池澡堂。这时正好赶上午饭后的空闲时间,浴池的人不多。马把衣服脱在洗浴的单间里,就进入外面的大池子泡一阵。等到身上完全热了,趁着那水汽蒸腾,就喊两嗓子。大池子对面有一老者,对马说一句“我听您这一嗓子还挺像马连良的……”俩人身上都是赤条条的,深入对话都有所不便。马闻言只是笑,也不答。随后进入单间,打电话从清华池斜对面的东来顺饭庄叫几味回民小吃。马是回民,那边与马别提多熟了,只要马一自报姓名,那边的伙计都争着抢着过来送小吃。往往是老板发话:“你们别抢了,小吃由我送。”结果说话间,老板提着小篮就进了清华池。马先谢过,随后两人说几句闲话。老板回去,马随便就吃一点,并认真休息片刻。随后穿好衣服,出了清华池的大门。自己的车正等在马路一旁。马上车,赶往剧场。说话就到了剧场,马进入后台——先随意走走,主动与配演打招呼,并随意看看配演的“三白”(白领口、白袖口、白靴底)是否达标。再后,他则进入主演的单间化妆室,专心化装起来。
        马是中国京戏界一位不能也不应该忽视的大师级老生,过去对他采取了似乎有些偏颇的态度。

        李少春的左右开弓

        李少春也是中国京戏老生当中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年纪与辈分比马连良小一些,曾戏言要拜马为师,马笑着劝止了,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好。李少春唱戏是从武生起来的,后来从上海北上京城,文拜余叔岩,武学杨小楼(因杨小楼已经去世,就跟随杨小楼的舞台伙伴丁永利学习杨派,这与钱氏父子能够创造功法是一个道理)。这做法在当时是很开风气的,其他老生多是只认定一家就狠学下去,但没人能像李少春这么左右开弓的。没想到解放后,他早已功成名就之后,他又来了一番第二度的左右开弓。他文拜周信芳,武拜盖叫天,再一次来了一番创举。此外,他与电影名家石挥,在解放前夕的上海曾有一段形影不离的时光,彼此相互学习了对方的很多东西。于是这对李少春更好更多地塑造自身,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袁世海说蟒袍、脚步及镣铐

        京戏中有不同颜色的蟒袍(简称蟒),表示不同的人物身份或性格。袁世海懂得并能利用这一点,他至少把三种蟒袍都穿得非常准确而出色。穿金蟒的是霸王项羽,穿红蟒的是曹操,穿绿蟒的则是兵马大元帅张定边。蟒袍穿在身上是很有分量的,要想向观众显示它,就必须利用脚步,把蟒袍的下摆踢起来,再配合上全身动作,观众这才震惊着一目了然。1984年袁先生随中国京剧院一团访问香岗,恰巧头七天的演出中,就露演了这样三个角色。随后一位香岗的老戏迷访问了袁世海,开门见山,就问及了这三处的脚步。
        袁非常兴奋。他讲,霸王是杨小楼演出来的,当年自己仰慕杨老板,但受到行当、个头与嗓音的限制,不能不做些改变,能够得到观众的认可与宽容,就算很不错的了。至于张定边,这是五十年代重排《九江口》时的创造,此际社会公认他是麒派的传人,那么他想,自己何不挪用麒老牌舞蹈中的某些东西呢?至于《群英会》中的曹操,那是“文阁”后期闲来无事的时光,自己坐在马桶上翻《三国》,忽然得到启示:如果一出场就矮下身子走“涮八字”,岂不能活画出曹操的多面性格?结果这样一演就大红特红,如今演曹操的,如果没有这个“涮八字”,观众就会不答应他了。
        袁先生后来曾对我说:“我们演员上台要有抓挠,也就是镣铐。没抓挠没镣铐,让我们赤手空拳去遛遛,那还怎么演?所以我们不怕手里身上有重载,怕的反倒是身上没东西。再重的重载,我们从小练功,它就变得不重了,它变成活的东西,变成能够展现人物性格的东西,我们演着这道具,人物跟着表演活起来。观众看懂了,在台下乐了,我们台上出了汗,在心里也跟着乐了。”

        尚长荣身上有两种“泥土”

        长荣是尚小云先生的三子,从小跟花脸大家侯喜瑞学架子花脸。侯先生个子矮小,但拉出来的架势却能很大。长荣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听得多见得广,知道的更没边,这对他来说,无疑是第一种“泥土”。还有第二种“泥土”。他五十年代跟从父亲到了陕西,没过上几年好日子就赶上了“文阁”。老父亲在运动中倒下,他自己也没少受罪。“文阁”结束,时过境迁,他终于迎来了艺术上的第二春。他主演了陕西的现代戏《延安军民》,不久又遇到难得的好本子《曹操与杨修》,但落实到演出非常不顺,最后孤身带着本子闯荡大上海,终于一炮打响,剧目与他都进入了全国前列。他如果幼年不经过苦难,如果自己不排演《延安军民》,如果不毅然决然带着本子闯荡大上海,如果二十年间不能连续排演三台在全国都能叫得响的大战,又岂能有他今天的风光与荣誉?作为艺人,一定不能只有一种“泥土”,而长荣长期活跃在两种“泥土”之中的艺术实践,是很给人启发的。

        于魁智生得其时

        如今的于魁智名声可谓大矣。全国老生的头牌中国京剧院的副院长,又进入全国政协,成为文艺界的委员。像他那个岁数的京戏人,能够达到这样的还真没几个。
        总结他的成功,可谓生得其时。他最初由东北进北京,分配进中国京剧院时,虽然是青年演员中的翘楚,但想唱戏就难了。跟随袁世海、李世济等外出巡回,虽然他算是“唱得上戏的”,但也只能在星期日的白天唱上那么一回两回。后来,他抓住机会给自己亮了个“相”,一个晚会唱了四折老生戏:《文昭关》、《奇冤报》、《打金砖》,还有一出《华容道》。总之,他的嗓子与他的多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真正让他走红的是电视台,电视台经常让他露面,这比什么都强。他赶上了上电视,这机会实在比什么都重要。再往后,上海举办《大唐贵妃》演出,其中李隆基分为前中后的三期,他扮演了中期的唐明皇。再后,北京京剧院排演京戏《袁崇焕》与《梅兰芳》,请他担任了这两个戏的主角。最近,北京京剧院又创作排演的大型史诗京戏《赤壁》,他又担任了第一号人物诸葛亮。总之,他赶上了最好的时候,然而他又是以自己最艰辛的努力,来完成好这一系列创作的。
        所以我们寻找于魁智的身后,本来也还是有一些老生人才的,可惜他们比于魁智晚了一步或两步。可结果呢,这晚一步本来不甚要紧,可目前这个时代就是你追我赶,晚一步就处处迟到,再想追赶前行者,连门儿也没了。

        映山红又是开不败的

        记得一二十年前的某年,中国剧协安排我去湖南看戏,那里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映山红”戏曲大赛,参加的剧团都是业余的。我很新奇,但恰巧当时有其他的事,于是就请假了。事后我打听了一下,据说很红火,新时期中真正在基层走红的,并不是专业的大剧团,反而是在乡间奔波的业余剧团。他们与民间本来“就是一事”,唱的也是农民本身的故事。他们到农村唱戏是要钱的,但不多,每场也就是一两千块。富裕了的农民掏得起,更乐于看剧团把自己翻身的故事搬上舞台。剧团是辛苦的,一个晚上往往要唱两三场,从张村到李店,然后再从李店奔王家洼子。谭鑫培年轻时也有过这样的“赶场”,艺人们或嫌辛苦,他就得哄着同事去叫寡妇的门祈求住宿。结果寡妇恼了,叫她的同乡打这批“流氓”,于是谭鑫培与他的同班艺人连忙逃往下一个演出的村镇。等到了那儿,谭鑫培这才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大家一边扮戏,一边笑骂着谭鑫培的“缺德”。比比谭鑫培,再看看今天的乡镇业余戏班,“他们的差距怎么那么大呀?”最后这句话,请您用赵本山演小品的腔调去念,就格外生动了。在今天的北京,只有评剧演员还坚持下乡,演员四五点钟在剧院集合,大轿子车把他们拉到晚上演出的郊区;等演出完毕,卸了装再拉回到剧院解散,各回各家。至于比评戏还缺少市场的河北梆子剧团,基本就处在濒临解散的地步了。

        我欣赏齐如山的四句话

        我没能赶上拜见齐如山,但我家的书橱摆着他的十卷文集。这是台弯文化界在他逝世后,由亲近者大家凑钱,把他毕生著述集结成十卷文章,一共印行了六百套。当时大陆与台弯尚未通邮,我家里的这套,是齐如山的一位朋友陈纪滢,听说我正在写梅兰芳,就送了我一套——先从台弯寄到香岗,然后再转寄到北京我的家中。我很感念这份深情,后来我在台弯出版《梅兰芳与中国文化》一书时,书前搁置了两篇序言,一篇是吴祖光写的,另一篇就是台弯陈纪滢先生所写。我去征求吴先生的意见时,吴先生厚道地说:“自然应该把陈老的序言放前边,人家是前辈。”等我后来去台弯访问时,陈老已去世,由于访问日程很紧,我都没能去他的坟前祭祀。这实在是很不应该的。我后来追根寻源,还是利用机会跑到北京大学的燕北园宿舍,去看过齐先生的女儿齐香,我看她的时候,她已经七十多了,她的丈夫是著名外文教授罗大冈,罗老当年就过了八十,这些年我们也没再联系,也不知道他们的近况。记得我与齐香见面时,向她表示了对齐老的敬意。她颇奇异,“大陆还有人能够记得他?”说这话时的神情我一直是记得的。
        齐如山平生文字甚多,但他真正让我感动的,只是四句短语。他说京戏的基本大法就是四句话:“有声必歌,无动不舞,不许写实,不许真器物上台。”完了,就这么短,就这么干脆。仔细想想,也真是到位。尤其是前两句,文字是对仗的,但平仄不调。这也与那时整个梨园的文化与民俗相适应。我感觉到,他早期洋洋洒洒的行为与文章,中年凝结成这四个句子,晚年回到书斋,又继续挥洒起来。他最大的才气与贡献,都凝聚其中了。
        从这四句话引申到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应该说就是形势大于内容。人们喜欢旧体诗词,无非先要记住“平平仄仄平平仄”,要在生活中牢记这一点,并且遇到有诗情的时候,就以这“平平仄仄平平仄”的格式表现出来。要形成这样的规格,甚至要想不这样都不行。今人学习古诗,其实是从唐诗的七言绝句开始,然后扩大到七言律诗与五言律诗,最后“随便”了,才肆意变格为七言古诗。等古诗随意了,再转化写词,词也是从中调开始,然后向两边(一是小令,一是长调)延伸,或许还有闲情再接触一下元曲,但能这样做的人肯定不多了。由此可见,人们学习诗词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基本都是在格律当中打转转。这样能够念与写出来的人,无疑都是格律的圣手。中国传统艺术的特征,也就是形式大于内容了。如果一上来就不管形式,那么内容汪洋恣肆,事实上事后也记不住多少了。
        对比西方的古典艺术,似乎也是如此。芭蕾舞为什么只用足尖表达感情?手呢,脸呢,眼睛呢,语言功能呢,统统被废弃了。如果那些最简单最习惯用的全然用上,它也就不稀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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