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学会这小小的云手，没几个月是下不来的
云手
我偶然认识了一位京剧老人，刘曾复教授。当年他年过八十，现在九十六七了，身体还很好。年轻时在清华大学读书，踢足球，看京戏，后者没有耽误他的学习。他迷恋杨小楼与余叔岩二位，后来觉得一心不能二用，就与听戏的伙伴朱家溍分了工，由朱分工专听杨小楼，他自己则集中听余叔岩。他一听就是十几年，此期间余如有戏，他是一场不缺。如今，北京再著名的老生，如果想学得余派，究竟找谁学呢？只有找他刘曾复。更有台弯海峡那边的戏迷，隔海高呼“刘曾复万岁”，希望得到他的亲自指点。俗话说“一两拨千斤”，而刘老就是这样专门的“拨手”。
刘老会武功，还能打把子。有年轻人向他请教，他欢迎。有些亲近的人提醒他：“怎能分文不取就教给对方了呢？”刘老回答：“人家肯来，是对前辈的艺术虔诚。如果不来，我也是白待着，兴许时间一长，我还把玩意儿给忘了呢？”
又是“玩意儿”，这是本书书名上的词，咱们久违了啊。
该说云手了，这是京剧身段的基本动作之一，小而又小，是全套动作的一个小节。但它同时又大得出奇，它综合了京剧各种基本动作，并且得到精粹的体现。所以说，要想学会这小小的云手，没几个月是下不来的。如果真能掌握了它，举一反三，其他各种动作也等于都会了。当然，这“都会了”有些夸大，因为京剧这出戏与那出戏不同，这个人物与那个人物有异，云手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组合，用到不同剧目与不同人物身上，还需要具体化，这当然又是个难点。
这就如同中国画一样，画竹子，一枝一叶都有法度。但叶子与枝子长在不同位置，画法也会千差万别。早晨的竹子，晚上的竹子，风中的竹子，下雪后的竹子，都如云手般要有种种的不同。学会了云手，其实竹子的画法也就通了。
我终于发现，梨园真正的秘诀或秘籍，有时并不在梨园内部，而存在于它与其他有分量的文化的边缘结合部。比如这云手，就是说也说不尽的一种“玩意儿”。
巡回演出的后半夜
我早就发现，剧团出外巡回演出的后半夜，特别对我有吸引力。角儿演完了一出大戏，他或她要站近台口，一再弯腰向观众鞠躬致谢。其实，应该是谁谢谁呢？比如不妨问一声——都是这个戏，昨天有一个演员演过，但效果平平；而今天他一来，陡然就风神万种，那是因为他太“厉害”了，因为他是让这世界几十年才能见到这样一位的演员，不认真谢谢他，我们哪儿还有这样的福分呢？可演员都有个“贱毛病”，明明是应该观众谢自己，可越是精彩的演出完了，他却越要谢观众！没辙！一点辙都没有，千古以来不管天南海北都是这样的。演员不“贱”么？
回想这样的生活，真是很好玩的。我们一行——一个剧院的几十口人，约好了时间，在北京火车站的“西（边）大钟”底下集合，然后上车就出发了。是从北京向中小城市出发。他们只带简单的行李，甚至根本不带钱。他们带着自己的技艺，这技艺只在喉咙中和身体里，得等他们到了要演出的地方，得他们上了那个舞台，他们一张嘴，一摆弄身体的姿势，于是就把台下的观众“风魔”了，舞台上的人也就来钱了。他们出外演出是带着厨师的，外地厨师烧的菜他们不爱吃，或者嫌贵。于是在外地演出的空隙中，他们白吃剧团的饭菜，只记账，日子多了，就要分“节余”。把演出所得算一算，扣除伙食，看还剩多少。如果在大城市，这分“节余”会频繁些，因为演出之外逛大街，会遇到诱惑，会萌生想买东西的欲望。如果在底层，没什么可逛的，那就多把“节余”积攒起来，等临回北京的时候，再一次性给家里买点东西，更重要的，是把剩余的钱，亲手交到老婆的手里。
这伙人是分层次的。头牌的大名角，出外住宾馆，有汽车。其余的住后台，出外全凭两条腿。到外边干什么事，全都“腿儿”着。每次演出过后，后台的演员热闹去啦，先吃夜宵，然后聊天；最后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喝酒，划拳，闹到两三点钟才昏昏睡去。第二天醒来就该吃午饭了。住宾馆也有不同，如李世济这样的，通常住市委特别接待的宾馆，费用饭费都由对方掏；比她差一点的，则住该城市平常些的宾馆，费用由剧团掏。此外就是车，前者往往市委派了专用车，不用就闲着，整天待在宾馆的门外——这也是待遇；再一种，是剧团到了所在城市，自己掏钱租一辆，以备不时之需。“角儿”对这些是很计较的，出门在外就靠演出挣钱，所以团长的作用就是服务，把主演伺候好了，你的责任就尽到了，到时候还能升迁。
“角儿”在外出期间几乎处在纯艺术的真空状态。白天睡觉养精神，晚上精神养足了，就拿上舞台呈献技艺。刚散场时往往很累，累得几乎想找个地缝钻进去。但冲完澡，吃完夜宵，换上自己的干净衣服，这亢奋的劲头就上来了，同时丝毫睡意也没有了。他想说话，想找人聊天，想找人听他跟你白话。找谁呢？剧团其他人都住在剧场后台，离宾馆远，另外与自己也隔着层次。可如今不同，“角儿”忽然发现我去了，于是就找我，因为我经常借“角儿”的光，与他们同住在宾馆。“角儿”也分等级，最重要的住套间，带客厅；一般的住豪华单间；再次的住标准间，俩人一屋，剩下的那张床，大多就归我。“最重要的”找我，我就去套间的那个外间，从午夜一直谈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这“最重要的”最后冲我一挥手：“我困劲上来了，你也休息去吧……”我往往找张小的纸片记几笔，是今晚聊天中最能成文的东西，然后轻手轻脚回到自己房间，生怕吵醒同屋的一般“角儿”。等次日中午起床，再打开电脑写文章。文章分两种。一种报屁股、消息之类，直接为剧团服务。这类本来是记者的活儿，但角儿懒得接待他们，同时更怕他们写的不准确。再一种是自己的大文章，写这类文章我事先绝不告诉“角儿”，等我的大文章在大报纸上发了，我仍然不告诉他。一直要等到每年三月开“两会”时，“角儿”往往会遇到老资格的文化人，是对方先向自己打招呼，说最近看到一篇写你的“大文章”。“角儿”这时才兴奋起来，忙问文章在哪里。等他事后找到文章一看，发现竟然是我写的，此后对我自然就另眼相看了。所以到后来，一部分“角儿”都习惯出门要约我，他们向院部“借”我，只说是谈本子（这是借口），实际就是他们谈人生谈艺术；甚至是谈他们学艺术的大环境大背景，经常是非常精彩。如果你在北京找他谈，他浮在名利中，根本静不下来。在北京，他们事情太多，心里跟长了草似的。只有出门，越下边越好，他们才能渐渐沉静进单纯的艺术中。跟你平等地对话，也容易恢复他作为“人”的本性。
在梅兰芳家磕头
接触的“角儿”多了，既高兴，也麻烦。高兴是我能集中认识这么多的名伶，麻烦是他们彼此都有些互不服气。有时在私下谈话中，某人会亲热地贴近你说：“城北啊，咱们是自己人了，要是别人的话，求我讲给他听，连门儿也没有！不过，咱们说话是哪儿‘说’哪儿‘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很感谢他的热诚；可等他说出来一听，才知道完全是一片废话，甚至是一些嫉妒他人的“小话”；不仅没有艺术价值，连其他方面的参考价值也没有。但我还会第二、第三次遇到这种情况，人家岁数比我大，又是很认真地讲，我不能不听，但时常又是很厌烦再去听它。我能有抑制、阻止他们再说这类话的办法么？我是否得请出名震梨园的祖师爷或人格神出来呢？
思想很久，最后想出办法。因为我工作的是京剧的国家剧院，其第一任院长就是大名鼎鼎的梅兰芳。他离开我们五十多年了，但当年我作为中学生看他戏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相信与他同过台的后辈对他的忆念更深，在他的精神感召下，那些不甚光明的东西就不好意思再拿出来了。我何不专心研究一下梅兰芳呢？他既是我们的前院长，更是今天梨园（扩大说，就是整个的梨园）的人格神。
我当时住在西城区的三不老胡同，这里是全国政协的机关宿舍。同住在一个院的冯亦代伯伯，给我写了一封给梅兰芳第二个儿子梅绍武的“介绍信”，信上介绍了我母亲当年访问梅兰芳的过程，也介绍了我今天的工作单位。我预约了绍武，就到他们夫妇当时住的西城西旧帘子胡同的梅家“副宅”去看望了他。何谓“副宅”呢？“正宅”在护国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副宅”是解放初期以梅夫人的名义买的，专为接待老家泰州亲友或梨园子弟学戏进京而用。等梅兰芳本人去世，这房子空闲下来。等1976年闹过地震，梅夫人等便搬到了这边，并派梅家的第三代把许姬传老人也接到这里来住。渐渐的，梅家的几个子女也搬了来，一人一面房子住了下来。当初，我第一次进入院子，一种下意识就告诉我，怎么那么眼熟？那廊子，那房檐，那台阶……怎么我似乎见过似的？回到家翻出老照相本，忽然翻出自己的一张老照片：只四五岁年纪，冬季，穿棉袍，独自站在廊下，雪花正扑进我的怀里……这时的房子，主人还是《大公报》三巨头之一的女婿，由于天津《大公报》向北平派驻了办事处，而办事处又没有现成的房子，于是我父亲（办事处主任）选中了这房子，就由《大公报》老板向房主洽谈，办事处就顺利进驻了这所房子，这也才有了我那张幼年的照片。
我进入这梅家副宅时，梅夫人已去世，我向住在北屋耳房的许姬传老人述说此事，他也连连称奇。我曾先后进入各面屋子访问梅先生的各位子女，分别写成小文章连续发表。随后，又先后采访程宅、尚宅和荀宅，又分别写成连载文章发表在不同的报刊之上。走访这些梨园的世家，一来对我深入了解戏曲规律有帮助，二来可以稳固自己在剧团的地位。如果有哪个宅门中的再传弟子“犯刁”，我就去他那个宅门中告状。这么做还真有用，今天京剧演员可以不听剧院领导的，但就是不敢在梨园宅门里“犯刁”。
（此处略）
我就在这一时期，还先后访问了四大名旦当中的其他三家：程家老宅在西四北三条，离我们家咫尺之遥。我认识并熟识了程老夫人，熟悉了她的四个儿子，并逐一访问过。他们家有些隐私，我探求几次而不得。后来等我知道了其中一些，反倒彻底放弃。因为有些细节对我来说，似乎还是不知道更好。尚家我去了不少次，尤其是与他们家的张秘书搞得很熟。他们家的客厅很小，但家具都是硬木的，每件背后还用毛笔写着一个人名。我问其故，老夫人直爽地说：“等我死了，写着谁名字的，就分给他。人人都有份，既不要打架，也不要看见别人的眼热！”荀宅我结识了张伟君，她实在是个大能人，并且想“用”我整理荀先生的日记。我思索了许久，没敢接这个活。我和她的女儿、女婿也搞得挺熟。深入到他们派内或家内之中，我多少知道了他们本人本家本派的另一面。另外，中青年演员进入这些大宅门后，那神态那思想那行为那举止，就和他们在剧院时的常态太不一样了。在这些大宅门中，他们有着各自的辈儿，当然，同一辈儿的演员成就不同，这又让他们也萌生了不同表现。在大宅门中，旧的礼节比较多，也比较好玩，至少是我这个外人看来如此。总之，如果新知识分子进入工作状态之前，不先懂得一些大宅门内外的知识（光懂得还不够，最好要亲身参与几回，要得到里边的认可），否则是不容易把工作做到位的。
还有一件事是需要谈的。有一年天津举办四大名旦联合的纪念演出，弟子们与家族成员都住在某宾馆。我恰也在场。演出之后，别的流派屋子里都说说笑笑，非常热闹；唯独梅派这边的屋里非常安静。我一推门，发现梅派时下的几位“大角儿”，一个个屋中端然安坐，梅家人物正讲述着大师生时的某件陈年往事……这真是重要的对比。不比不知道，一比就吓一跳啊。“吓完一跳”了还能再反思一番，就觉得其中大有琢磨之处。
再等我后来先写出《梅兰芳三部曲》的书后，再与其他大牌演员谈艺术，我明显感到对方大多能够自我约束，再不像从前那样放肆地大吹大擂了。以往，我习惯采访他们时由他们去说，顶多事后多去调查甄别一番。总之对他们诸位，我采取一种叫“等距离外交”的政策。但每一次都这样，事后也耽误不少时间。如今发生了这变化，我也是由衷高兴，想不到研究去世多年的梅兰芳，还能对于约束眼前的梨园起到如此的作用！我更深思并感慨起来，要想挑拣认真研究并写作的素材，是需要认真进行甄别的。真值得的，再下大气力不迟，否则，就干脆节省点精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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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14 22: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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