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凭什么说我们是肥肉？”《肥肉与瘦肉》一文惹怒武生演员
肥肉事件
我刚到剧院时，领导跟我说：“不必急于写戏。先多看看戏，多熟悉熟悉咱们院的演员。慢慢来，不急不急……”
其实我心里挺急的，我都37岁了，已经没有多少工作时间了。但领导发话了，我自然得服从，就经常跟随剧团外出巡回。仔细想想，这日子过去根本不敢想，几十人集合于北京火车站“西大钟”的底下进站，坐上火车就东南西北出门了。演员们还是辛苦的，虽然其间有等级，但总要上台跟观众见面。我呢，没有指令性任务，无非是陪着主要演员住宾馆，他们唱完戏，我在后半夜陪他们聊天，有时一直陪到天亮。最后他们困了，一挥手，“我困了，你也歇着去吧！”说完，他转身进了里屋。我回到旁边的屋子，拿出纸笔（后来就是打开电脑），迅速记下谈话给我的兴奋点，然后也昏昏睡去。等到中午起床，再拿出昨天拟就的提纲仔细端详，如觉得“可写”，就蹭蹭几下，划拉出一篇小稿，完全跟玩儿似的；如果觉得材料还有疑问，就动脑筋细想，心想这问题还应该到哪儿去打听。我的兴趣主要是研究文戏，各个行当各个流派我都一视同仁，唯独武戏我不太注重，总觉得每个剧团要养一大帮的武行，有些不划算。久而久之，这成为我调查研究形成的一个观点。后来随手就给《北京日报》寄去一篇随笔，题目是《肥肉与瘦肉》。文章很快发了，我也没太在意。
且说这天，应该是艺术室开会的日子，恰巧我有事先请了假。但这天一清早，就有京剧院二团十多个唱武戏的演员，成群结队先找到艺术室，知道我没来，就又找到院长办公室。有个带头的气哼哼地说：“徐城北那小子来了没有？”撸胳膊挽袖子的架势，像是要打架。副院长迎了出来，和蔼地问他们有什么事。“他敢在报纸上写文章骂我们！”副院长忙细问是怎么回事。经过解说，这才闹明白，是我那篇文章指出，现在一般京剧团养的武戏演员太多，所唱的武戏又不上座，就如同买肉时遇到的肥肉一样，总让顾客感到为难。我在文章中建议，今后安排剧目时，把文戏与武戏的比例搭配好，“把肥肉与瘦肉的比例弄匀称了，买方与卖方才会都觉得合适”。那位带头的说：“他凭什么说我们是肥肉？”说着一攥拳头，“叫他尝尝肥肉中的劲头吧！”副院长急忙拦阻，同时不紧不慢地说：“首先，城北同志刚来（他有意删掉我的姓），他需要有一个熟悉的过程；其次，文章要文责自负，如果确实有严重问题，院部是不会包庇任何人的；再次，建议他多与你们沟通，双方没什么解决不了的矛盾，认识上有分歧，把话说开了，也就完了。我是不是可以建议他直接来找你沟通一下……”
带头的没料到副院长有这么句话。“这……”他想了一阵，换了主意，“别，别找我了，还是找我们武戏的头儿——（张）云溪吧。”
副院长盯住他的眼睛说：“好！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一定转告。”
上述情节是在场人转告给我的，我也是一场虚惊。范先生问我究竟怎么回事，我如实回答。范笑了笑说：“你也是……写文章今后要小心些，其实完全是好心，但效果并不好。我看呢，你不如就着这个坡下，云溪家住在劲松，很远——但依我看，你费些辛苦跑一趟，是值得的。”
张云溪是二团的副团长，戏迷都记得他《三岔口》演任堂惠的矫健形象，武行的人都服气他。范说：“你需要认识咱们院里方方面面的人，也不能光靠我们正面推荐你，你更需要通过这种自然的机缘去认识方方面面的人。”
我打听了张的准确地址，请院部转告了我要去拜访的愿望，如期我就骑车去了。知道我要骑车的准备，曾有人惊讶：“那么远的路，从北京的西北到东南，一条对角线，何必骑车呢？”
我说：“当年在固安，路比这长得多……”
副院长和范先生都赞成我骑车，显得有诚意。
费了不少劲，我终于找到张的家。张很高兴，亲自给我打了盆洗脸水，还放进去一块新毛巾。
我洗完脸刚打算为那篇文章做些解释，张一挥手：“文章我看了，除了比喻不太准确，立意没什么问题。现在剧院每个团的确有这么多武戏演员，总得让他们唱戏呀。但如何才能把武戏唱好，并且唱得有效益，这是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你能看出来并且写出来，勇气可嘉，要是再有技巧一些，自然就更好了。”
相互一笑，我原来准备道歉的话，就瓦解冰消了。
再后，就是一场关于艺术见解方面的对话。我仔细了解了张成名的历史，学艺于南方，成功在北方。我抓住这个核心，回来后写了一篇关于张的文章，题目是《南方的东西北方化》。您一定注意到题目中藏着“东西南北”四个字。原来云溪是先在上海唱戏，等有了小名声，才进入北方继续提高的。我文章是小文章，但意思不小，符合张云溪的事实，又顺便捧了他。文章很快发出，张看了很高兴，还把这文章拿给那次要揍我的人。
这结果是明摆着的，我从某种意义上讲，反倒与张成为了知交。
范后来对我说：“你有写小稿儿这一手，发的还快——这在梨园是很需要的，你就好自为之吧……”
承包才是大事件
我到剧院时，演员当中名气最大的非袁世海莫属，他是富连成科班的学生，是裘盛戎的师弟。北京京剧团那边的四大头牌都不在了，可中国京剧院这边，老一团中李少春也没了；少春的伙伴世海还在。演员们背后说起他，都直呼“老海”，就如同北京京剧团那边直呼“老万”（李万春）一样。许多人谈到袁先生，都说到两点，一是太在乎钱了，这得他老师郝寿臣的真传。传说郝老搭班唱戏时，所给的包银需要在演出头一天晚上，由戏班管事的给送到自己家。比如说好了一晚上是八十块，郝老则把这八十块银元逐块拿起来在嘴边吹一下，然后再放在耳边听它的共鸣声音，很可能，八十块中有七十八块都是真的，但其中有两块的声音不对——要么是假的，要么成色不对。据说郝老当时就把那两块往对方面前一推：“这两块怎么办？”管事的如果是个新手，或许真下不来台，事情就尴尬在那里。因为郝老不拿到次晚的包银的全部，登台则根本不再续谈。这时，管事的多会很从容拿出两块银元放到郝的面前：“您再吹吹……”郝老这时则多是很优雅地收起银元：“我相信你老弟喽……”那个“喽”字拉了长音，很从容很主动的。作为谈话的结束，谈话者多提出这样一个观点，“老海”在许多方面得郝爷的真传，所举例子最绝的一个，就是1976年的十月上旬，他曾自己掏腰包请浩亮吃饭。这在别人，“谁请谁”都无所谓。但这个时间点可特殊，所请之人恰是江青的心腹，袁先生要打听的，也恰是江青一伙的最新动向。因为就在毛zx办完追悼会之后的半个月中，北京政坛出奇的平静了半个月。中国的老百姓无不忧心忡忡，知道江青一伙不会闲待着，同时也期待老帅老将们早点拿出实际行动！样板团作为梨园的怪胎，他袁世海能够进入这个场所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他习惯了戏台上的锣鼓震天，他同样为此际政坛出奇的平静而心里不安生。为了求得一个真知，他找到浩亮，破例请他吃了顿饭，而浩亮此际心里恰也七上八下，他或许想：一旦江青一伙上台，自己肯定会由目前的文化部副部长有所升迁，升迁到哪儿呢？比较合适的位置则是国务院副总理……给我讲故事的人最后指出，他袁先生也是太聪明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拍就拍到驴蹄子上去啦。简短截说，是袁先生自作聪明，这顿饭不但是“白请了”，反而在梨园落下了笑柄。
尽管听了这样的消息，我心中对袁先生还是宽大的，一介艺人嘛，遇到想不明白的事，就想方设法去打听，而且是自己掏腰包！这也足见他老海对政治的“真诚”。给我讲故事的人还说，等粉碎了四人梆，这件事被揭露出来，在样板团内部，有人也要袁“说清楚”，据说袁这段时间有如遭到雷劈霜打的茄子，许久说不清楚自己请客的动机。据说，袁这次也是再三检讨，最后才算放过了他。
1983年元旦，文化部长（记得是朱穆之）发表谈话，宣布文化部直属院团进入承包状态。要打破原来各个团的建制，允许并提倡演员自由组合，形成诸多的小分队，深入基层唱戏。唱什么戏？朱部长没做强行要求，什么戏方便唱什么。而且特殊之处，是朱部长这次公开发表谈话，事先没跟各直属院团的党组领导打招呼。这一来，直属院团的党员领导有意见了。比如我们剧院，领导多来自延安平剧院，他们在领导层中是有“根子”的，他们私下说：“这么大的事，也不先说一声，弄得剧院大权旁落，弄得我们也很被动……”
不久，我又听说剧院领导开会时，袁先生又自己“跳了出来”。袁是副院长，平时院的办公会议经常请假。而更多的人，则把开会视为显现政治权利的机会。这是进城之后的一种组织安排，很大的一圈人，京剧院交给他们延安干部，政府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先有一位副院长发牢骚：说废除原有团的建制，而成立新的演出队，这是个大的原则问题，而且是事关政治的大问题。他说，这一届政府能否适应新的形势，能否真站得住，还需要时间的检验。这发言很能代表延安老干部的情绪，有一位甚至说，真没想到，早晨一觉醒来，和平演变已完成。我们大权旁落，我们自己连知道也不知道。这位说完，其他人也东一嘴西一嘴地附和。没想到的是，袁先生这时自己跳了出来。他说自己“听”了今天的会真是深受教育。我过去不懂得延安干部的水准，刚才听了副院长的发言，才真是吓了一跳。我是旧艺人出身，虽然解放后也接受了不少教育，但没有哪次像今天似的，今天感受的更加深刻。现在摆在面前的问题，是搞清楚文化部这个最新精神的来源，它是怎么想出来的，又是谁提出来的，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营剧院，怎么说解散就解散了？这么大的事，总不会是部长一个人，或部党组几个人的主张吧？袁说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及时知道中央最高领导是否支持这样的实验。咱们院的老同志多来自延安，这是咱们剧院最宝贵的资源。我们的京剧艺术能够得到延安干部的领导，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所以，我今天参加这个会，真希望延安干部给我们带个头，各自通过各自的关系，打听一下部长发布这个决定，究竟是根据谁的指示？“是谁的”就“是谁的”，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咱们下边再拥护再跟着走也好办了。
这如同春风一样，立刻在剧院中不胫而走。而义正词严、雄心勃勃的袁先生，忽然就没了下文，好多天没了消息。正在演员心里惴惴不安的时候，更多的消息还是演员们在背后开会——分化组合正在幕后进行。有一天，大消息从幕后传来，袁先生和刘长瑜几位达成了合作协议，他们成立的不是乌兰牧骑,而是新一团。消息传到院部时，几位延安干部都不信:“我们还没打听到消息呢，他世海怎么就擅自行动了呢？前几天他那么真诚说的那一番话，还嗡嗡地响在我们脑子里呢。”
等有人传话给袁，袁却哈哈大笑：“我放了个烟幕弹，他们就真信了？别看他们来自延安，看来还是没真打过仗，啊，哈哈哈……”笑声真跟曹操一个样。
没几天，袁又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他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谈起承包大计，他则说，我自己总算打听清楚了，是中央书记处有指示，让这样实验一下，看能否调动起演员的积极性。幸亏有人给我通风，让我明白了，于是我才挺身而出，“啊，哈哈哈哈……您听清楚了吗，这笑声是我自己的，而不再是曹操、张飞或项羽的。我们架子花，过去太多时候是替人物笑或哭，至于演员心里是笑是哭，则很多时候没搞明白。”
我觉得，这话说得深刻，架子花表情外露，但究竟是演员自己的，还是人物应该有的，这一点我们过去却没怎么弄清楚。
还归结到执行承包的问题。根据回忆，似乎梨园从来就没人说过承包有什么好。大约执行了近十年，最后实在搞不下去了，一切也就不了了之。剧团建制重新恢复起来，还是原来的领导说话算数，当然权威性比过去可降低了许多。一般的梨园人不懂政治，但知道得听“头儿”的。至于“头儿”究竟是谁，他们并不清楚。他们比较能认准的一点，那就是市场。市场认可你了，你就应该发达，你就应该吃香的喝辣的，别人也不会不服你。可演员在艺术上，尤其是架子花，你再拉个山膀，走个圆场，那么你究竟是金派、是郝派，还是侯派，人们无不“门儿清”，谁也糊弄不了谁。但我认为，这个承包制在此时的被提起，肯定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原来的剧院制度来自苏联，执行多年出现了弊端，需要在体制上变更一番。当然，也不是说承包体制的戏班制就一切都好，但确实需要实行一段再进行总结。最后，要等两种对立的体制，把各自的利弊全都暴露出来，让演员及其他梨园人再共同完善之并执行之，如果这样做了，梨园在今天所呈现的困难，肯定会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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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8 22:2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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