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城楼下的跟屁虫
所谓“迷上戏”有两种解释：一是喜欢看戏，就掏腰包买戏票，进戏园子看戏；二是由此进一步发展，终于进入剧团，成为专业人士。20世纪50年代，我只是一名中学生，家长又不是干这行的，我怎么可能进梨园呢？但今天想起来，冥冥中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50年代中期一把抓住了我，前推后搡着，把我往梨园的圈子里送，自己想稍微慢点都不成。
如今回忆自己大半生的经历——在中国京剧院浸泡了十五年，结交的京剧名家就多了，还写了几十本关于梨园的书，大约没人怀疑我早就是“迷上戏”了。重新回想这一漫长过程，大约可以分作以下的三个阶段。
小时候，曾有一段时间离开父母，住进了爷爷家。那是个四合院，不是最大的那种，但在北京也算是中等了。我人虽小，但属于“老徐家”的长房长孙，自然没人欺负我。我呢，对四合院的生活感到很新鲜，也就愿意多跟着大人活动。换而言之，很甘心跟在爷爷和奶奶的身后，当一名忠实的“跟屁虫”。记得五六岁时，爷爷和奶奶，还有姨奶奶，一天要去前门，问我愿不愿意跟着去。当然没二话，就一起去了。若问去前门干什么？先去商场买东西，然后在饭馆吃饭，最后晚上在戏园子听戏——是听一个大名角的戏。爷爷说了大名角的名字，我没记住。随后再问，爷爷不屑回答，我也就不再问。因为京戏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在我幼小的心中还是未知数。它能有大百货商场的五颜六色？能有大饭馆的山珍海味？能有……我此前还没看过戏，对什么是戏心里还真没底。总算爷爷家离前门不算远，但也得坐三轮儿，我挤在奶奶膝前，有些窘迫，但没有其他办法，再怎么挤，也不能让小孩子独坐一辆吧。
那时是深秋，记得前门两侧城墙上长满了茅草，风一吹过，就“呜呜”地鸣叫，仿佛一个失去孩子的妇女在哭。下了三轮，姨奶奶跟着爷爷买东西去了，奶奶是小脚，走不快，就找了个能坐的地方陪我。我奇异地望着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忙碌，忙什么呢？忙走路，忙买东西，忙找人，忙谈事。就没有任何两个人像奶奶跟我这样闲着。等爷爷与姨奶奶买完东西，大家就进入一家饭馆吃饭。这家是两层的楼，我们在二楼进了一间包间，点过菜，大家说着闲话。我插不进嘴，就跟着跑堂的到楼下的后头，看他们的厨房去了。我进去后，很规矩地贴墙站着，看着那一排排的火眼儿，每个火眼儿跟前，都有一个师傅在颠勺炒菜……一切有条不紊。秩序是那么好。跑堂的叮嘱我千万不要乱动，他又跑出去伺候别的单间去了。不一会儿，距离我最近的火眼儿把我们要的菜炒好了，大师傅“叮叮当当”一敲炒勺，跑堂匆匆忙忙跑进来，那菜端了起来，朝我说：“小少爷，您家的菜好了，您还是跟着我回楼上吧。”他在前头风一通地跑，我在后头火一通地跟。转眼回到单间，大人都着急地数落我：“哪儿去了？这半天几次找你找不见……”我没敢顶嘴，但心头很乐，我终于看见了你们大人都没看见过的场面。
随后是吃饭，顶没劲的就是吃饭。吃完饭，全家就下楼出了大门，一拐弯就进了一个不大的戏园子。那儿没楼，池子(楼下正中的座位)也就坐七八百人，基本满座了。我只记得这戏园子与前门大街平行，后来我得知它的名字叫“中和”。虽说不大，可也算是京剧史上一家很重要的戏园子。
演出的锣鼓太响，整个晚上是武打戏，每每打过一个段落，才腾出空儿来或说或唱。有时打得还很激烈，演员跟演员站得很近，有时刀枪几乎能碰到对方的眼睛鼻子。可越是这样，观众就觉得越过瘾，就拼命鼓掌喊好儿。那个叫某某某的大名角，他总是玩儿着打，能够把很多武器耍成了玩具一般。时常扔到半空，等它落下时，再稳稳落到自己手中武器的掌控中。武器从不会掉落在地上，仿佛演员有一种吸引对方武器的本事，总能把它们粘在手中。演出中有不少很像和尚的演员，他们就是如来佛身边的十八罗汉，每个罗汉都各有武器，武器本来是很厉害的，常常能置对方于死地。可这个大名角比罗汉还厉害，动不动他三下两下就把对方的武器夺到自己手里，然后又像耍个小玩意儿般玩弄起来，他与那些失去武器的罗汉战斗，但从不把对方弄死，只是把对方搞得很尴尬很好笑。观众们纷纷鼓掌为这名角喊好，他也微笑着向观众点头示意。我发现，别的演员精神集中，仿佛全副精力都在戏里，唯独他洒脱，忽而戏里忽而戏外，仿佛做游戏一般。我看了很久，终于发现大名角演的不是普通人，而是一只神鸟，严格说，他是如来佛身边的一只神鸟，名字叫大鹏金翅(鸟)。他本来应该全副力气保卫如来佛的安全，但他不知怎么动了凡心，惹的如来很不高兴，才派出“嫡系部队”十八罗汉去捉拿它。可这鸟实在厉害，最后如来不得不亲自动手——在戏接近结束时，如来借助无边法力，从天上降下一张大网，恰好落到毫无准备的大鹏鸟身上。这演员在网子里一再挣扎，搓手顿足也无法挣脱，全部的戏也就在这儿结束。
如来端坐在舞台后部的一个高台上哈哈大笑，他的统治秩序再没人敢于挑战。但大鹏鸟在台口搓手顿足的挣扎很让人同情。后来当我渐渐长大之后，大人告诉我这晚的名角叫李万春。尽管后来我进入梨园之后，尽管中年的我才认识了晚年的“李老万”(他的绰号)，但我从来都没告诉他——我进戏的第一笔，是从他而起的。
本节说了我幼年看戏的一个小段，完全是自发与散漫的，慢慢积累并生发着我对京戏的兴趣。这是我接触京戏的第一阶段。
徜徉在落叶中
我调回北京时，中国京剧院还位于西郊魏公村解放军艺术学院大院中。这是江青的命令，是在强行解散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之后做出的。它是马路东侧很大的一个院子，其中有许多座楼，也有平房，楼与平房之间，是树木与道路。记忆中那里总是秋冬的感觉，树木之下总有许多的落叶。似乎从来就没人扫，也似乎没办法扫干净它，久而久之，触目处有些落叶入眼，反而显得很正常了。
最初领我认识这个院子的，就是我的编剧恩师范钧宏。我认识他是在60年代初期，中国剧协在东四八条举办全国编剧讲习班，全国各戏曲剧种的优秀编剧都来当学员。讲课的老师则是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名家，而在京剧这一行中，又有很有名的“四条汉子”——吴祖光、汪曾祺、范钧宏、许铁山。他们四个名声太大，如果把他们搁进学员之中，似乎有些委屈。但四位均无官职，列进领导行列也不适宜。权衡之下，就只能委屈四位——还算学员，但管理上客气些，他们自由出入，尤其是吴与汪，是一类很高级的“大头兵”，很少住进宿舍。我早就认识他俩，因为都是父母的朋友；范先生在学员圈里人气很旺，他还曾给全体学员做过报告，因不是领导层人，故名之“交流心得”。我就在这时认识了他。
在我进入魏公村时，范已“解放”，并重新担任了艺术室编剧组的组长。他在全国戏曲界名气很响，但职务级别仅属“正科”。他独自住在一间平房里，一床，一(办公)桌，一（洗脸）盆（含架）、几（条板）凳，如此而已。他家住北新桥的小胡同内，孩子多，白天不能干活，所以他时常住剧院。有时潜意识中忽然觉得家里“有事”，也不管是几点钟及天气如何，则说走就走——他骑起自行车，倒也风急火忙。他是非常怀念老京剧院所在地北池子的。那是一片四合院，更重要的是人，包括那些角儿，都和范有最亲近的关系。从工资上，范比“角儿”远逊多矣；但只要谈起戏，双方就当面锣对面鼓地“碰”起来。范先生在写作上最大特点，就是敢于跟最具威严的程式组合碰撞。演员喜欢读他写的本子，越高明的人也就越容易读出其中的碰撞之处。他敢这样写是需要勇气的，也是需要办法的。所以越是名演员，也就越发喜欢在细读之后再领会他克服碰撞的方法。应该庆幸的是，名演员与范对舞台处理上的创新之处非常默契，使得他们并不需要语言交流，就成为终生的挚友。他们贵在因碰撞而彼此相知。范喜欢有艺术上的知己到他屋里聊天，海阔天空，精神上绝对自由。他有时带我在院中闲逛，遇到熟人，先介绍我，再谈其他事情，回来后再细细谈那人的经历与成就，嘱咐我应该注意的地方。他说：“你要是早十年来，你进到北池子那个院里——这里一抬头，会遇到（李）少春；那里一对脸，会是(叶)盛兰。”他说自己喜欢到大酒缸去“吹”（他非常欣赏这个动词。觉得能够表达研讨提纲时的那种气氛）剧本的提纲，吹着吹着就动作起来，连带把程式一带解决。那时演员知道自己有这习惯，甚至有很著名的角儿也追到大酒缸，和自己一块“连吹带打”起来……说这话时，范脸上充满了骄傲。当然，范从没跟我谈过他的家庭，其实我从旁早知道了，乃父担任过国民谠政府驻巴拿马的公使，回国后开了一家专卖巴拿马草帽的帽店。范年轻时，曾一度成为北京有名的“四大公子”之一，但这个“四大公子”与张学良那个“四大公子”不是一个等级。张学良之“四大公子”都有政治与军事的背景；而范之“四大公子”就表现在家里有钱，同时又对京戏无比地痴迷。范青年时期玩票达到了顶峰，把家里的产业都搁进去了，社会对他私淑马（连良）派的行为则冠以了一个绝对没有恶意的“草帽老生”绰号。
范似乎很熟悉这个充满落叶的院落，这里是他的王国，到处能遇到自己的故交，尤其是对有能耐的前辈，范则充满了尊敬。对于脚前的落叶，他并不绕开，只是用脚尖轻轻踢开，那姿势非常优雅，不知是否运用进了台上的程式？他说过，落叶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艺人的思想，只想着崭新的锦绣绸缎，不懂得落叶中也有学问。在他看来，京剧这玩意儿，就是一二百年来蹚着落叶走出来的。
宽大的练功厅
那时，京剧院大院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其中的练功厅。里外两大间，一面墙完全是玻璃。练功的人也不是很多，几乎全是男演员，唱武生与唱老生的为主。他们赤裸着上身，几条筋肉非常耐看，下身穿一条素色的练功长裤，他们不多说话，拉着山膀，走着园场。比如李维康的爱人耿其昌，我去的时候几乎每天都能遇到他。他的宿舍就在大院里的一个楼上，下来练功也方便。当然，方便的人多了，但绝对不是每个方便的人都肯下来练私功的。因为这里有一条规律：幼年科班里学戏时得最最用功，你这时练功勤奋了，你在实习演出中有了长进，那么老师安排你的戏码就有分量了。甚至，毕业后分配进的剧院、剧团也有名气了。等你真的进入剧团之后，所占据的位置(是行当的头牌还是二路)也就确定下来了。等这个“确定”了，于是便来到每个演员的关键时刻，往往一确定就是小半辈子，十几年的一贯制。遇到老戏，谁唱什么活儿，就由剧团里的“人位”去对号入座，你不能跨越原先形成给你的那个位置。这时，“人位”这个词汇第一次跳到了我的面前，字面意义好理解，可要真懂得它内在的含义，还是在我进入梨园多年之后。在话剧界，还存在“只有小角色，没有小演员”的说法；而在梨园，小角色一定就是小演员。如果你这小演员不安分，总想在次要位置上“冒火花”、“抖机灵”，那周围的人就会抵制你，“要是还不安心的话，（你）就换个地方凉快去吧。”所以，等进入中国京剧院这样的国家剧院之后，只有像李维康这样的优异的尖子，才能一到剧院就进三团当了主演。当然从全团看，她还属于主演当中的“三号”；第一号是刘秀荣，第二号是李光，第三号才是她“康锛儿”（她青少年时有些锛儿头，所以同学给了她这么个绰号）。遇到晚会的合作戏时，尽管她实力很强，但也得给一号、二号“让路”。“康锛儿”都如此，何况别人乎？摆在维康、其昌面前的路，就是好好练功，他们还有（练功与提高的）时间，他们还年轻。果然，后来“康锛儿”连续主演了《李清照》与《恩仇恋》等几出大的新戏，于是她在剧团剧院的位置提升了。借着演员的分化组合，她在新团当中变成了一号。没人再能挡她的路了。至于一般演员，就有一个如何站队的大问题，你在自己的位置上，究竟你“傍”（辅佐）谁？如果决定了，就要死心塌地，不能轻易换来换去。只要“傍”紧了合适的主演，那他或她也会处处想着你，遇到合适的机遇，总会派给你相对合适（甚至是超越你实际水准）的活儿。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等机遇来时，也绝不会有人想到你，你平时再苦练功也没用。大约就因为这一点，让我那时在练功厅内看到的演员并不很多。比较而言，武生高牧坤是非常突出的，他家住在虎坊桥，每天都是坐首班车（或骑摩托车）到魏公村。多年如一日，非常难得。
练功不同于台上演戏，练功的服装不需要华丽，达到朴素就行。比如武打的服装，练功时都穿素色的，不带五颜六色的刺绣，远没有舞台上的光彩夺目。但你如果看多了并且习惯了，就不难觉得这些素色的更灵动也更飘逸。每个真正的演员也都知道这一点，只有对素色的适应了，才可能调动舞台上那些缤纷的。寂寞的练功，整个大厅就几个人，也没有锣鼓的伴奏。但练功的演员心里得有锣鼓，你的每一个动作，都得落在锣鼓的点上。等你真正完成了这一点，锣鼓场面那么多人，才可能进入排练程序，去伺候你成名成家。从这点看，梨园是很残酷的。你没成名时，没人理你，你就苦苦的山后练鞭吧。就这样的十个百个奋斗者当中，最后有一个人出类拔萃成了大名了，那锣鼓场面一批人，才呼啦啦跑了出来，围绕在你的身边，让你一定要“带”上他们。
我此时比较多接触到的，是著名前辈武丑张春华。他经常在这里传授徒弟，顺便接受我的访问。他带着徒弟练功练累了，就坐下与我谈话。我们谈得很轻松，他有许多的手势，比拟着许多的剧目或其他事物。他的思绪很开阔，说到师傅叶盛章，都是百分之百的好话。可我母亲四十年前访问过张春华，也写过年轻的他刚刚出师，每年还得把唱戏所得的大部分孝敬给师傅(叶盛章)。我母亲当时是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进行采访，母亲是写戏改政策的成绩，所以也要带到老戏班的种种。我如今不同，是剧院中的一个艺术新兵，是文化上的艺徒，想了解武丑与其他重要行当如何合作的问题；不能是空说，得结合具体的戏与演员，得让他狠狠掏肠子去想，才能回答上我的提问。张曾好奇地自言自语：“我是唱武戏的，可你问的这些文绉绉的问题，回答起来比唱武戏还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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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07 22: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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