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文阁”前夕的一家三口
三、家庭生活
1964年初，我在演出《亮眼哥》时发现自己怀孕了。怀孕期间无法上台，但我每天仍然去院里上班，还参与了一些导演工作。可能是因为公开露面少了，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好笑荒诞的传言，有的说我难产，还有的说我生了一条蛇。大概这就是所谓名人婚姻带来的“副产品”吧，我听了一笑了之，并不在意。但众多焦急的观众纷纷打电话到越剧院和文化局询问情况，越剧院的门房师傅看见我就说：“哎，我们的电话都成你的专线了。”那时我导演的现代戏《朝阳沟》即将上演，借着这个机会，院里安排我去电台谈导演体会，才算公开辟了谣。
离预产期还有近一周的时候，道临突然接到厂里的任务，要去外地巡回演出。他既挂念我和孩子，又不能放下工作，只得反复叮嘱我：“孩子快生了，我不在你身边，你一切要自己当心。”我安慰他，家里那么多人照顾我，不用担心。临行前，道临一夜未眠，一个人在客厅走来走去，考虑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还设想好各种预案。10月18日女儿出生，全家人都在医院，道临打来电话，阿姨恭喜他母女平安，道临一直想要个女儿，这下遂了他的心愿，自然是欢喜万分。当时正逢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于是他给女儿起名“庆原”。
眼看女儿双满月了，道临才回家，进门看见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叫了起来：“咦？产妇应该躺在床上，你怎么坐着呢？”我笑说：“你当是你们拍电影，产妇头上包一块布睡在床上？孩子都已经双满月了，你才回来当这个现成爸爸。”话虽这样说，但是身为同行，我们彼此都能理解对方，虽然孩子出生时他不在家，我明白他的工作无法请假，他也知道我平时随团演出，经常要出门。有了这样的理解和体谅，才能真正包容对方，以对方的快乐为快乐，即使是常年各自奔忙，较少能照顾家庭，我们谁都没有怪过谁，回来相互交流一下工作情况，聊聊自己的一些想法，就觉得心里十分满足。
女儿三个多月时，我们给她拍了许多照片，道临挑一张最满意的放在皮夹里。一天他回到家，有点郁闷地对我说：“文娟，我给别人看囡囡的照片，怎么都没有人夸她漂亮呢？”我笑他：“你以为你女儿有多好看啊？”他呵呵一笑，抱起女儿自得其乐：“不管别人，爸爸眼里我家囡囡最漂亮了！”
这些年，我们过着和寻常人家一样的生活，不同的是，两人平时各自忙于演出拍片，聚少离多，或许正因为这样，在一起时总有很多积累的想法和经历可以交流。我们从年轻时就习惯了随剧团或剧组走南闯北，能够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但对家里总是报喜不报忧。1978年，道临随上影剧组赴山西拍摄纪录片，在大寨住了一个多月，从寄回来的照片看，住处是土坡上的一家招待所，条件比较简陋，但他信里总说那边什么都好，大寨人热情好客，贴饼小米粥香甜可口，黄土高坡别有一番风情等等，回到家才发现他又黑又瘦。
闲暇时，我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或者各种舞台表演，然后相互切磋探讨，既是业务学习，也是观点交流。当时上影厂常放映一些内参片，以苏联电影为主，我还记得电影《复活》中法庭那场戏，男女主人公时隔多年再次重逢，女主角玛丝洛娃从天真少女沦落为风尘女子，出庭时习惯性地对着法官抛了个媚眼，这一个眼神令观众和剧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感到震动。
我和道临对物质生活都不讲究，只要简单随意就好。多年来，家里主要由我母亲操持，家务基本上请阿姨承担。工作忙的时候，我们常吃一种杂菜饭，像做腊八粥那样放上各种蔬菜、肉类、豆类一起煮，图个简单方便，省时省力，或者把腌白菜、豆芽、萝卜之类凉拌在一起，美其名曰“八宝菜”，有时我母亲会做一些糟鸡糟肉等家乡风味，这个是道临最爱吃的。除了演出或出席重要场合，我们平时穿着也十分简朴随便。记得我在香港给道临买过一件深绿色的茄克衫，他很喜欢，一直穿到磨破开线也舍不得扔，让阿姨把衬里的布料剪出来，缝补好了继续穿。家里客厅的窗帘该换了，两个人约了半年，才抽出空一起去买回来。那些年，我们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了工作上，把光鲜和讲究都留在了舞台和银幕上。
我从小学戏，文化不高，虽然解放后念了一些书，也自学了一部分文化课程，但知识基础的缺陷依然十分明显。道临总是鼓励我多读书，并动手给我列了一份详细的书单，书目中既有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也有一些科普读物和浅显的哲学类书籍。道临是哲学系出身，他认为看一些这样的书，有助于培养理性严密的思维方式，对于塑造人物不无裨益。我每演一出新戏，只要他在上海，就一定会去看，他是我的第一个观众，也是最坦率的批评者。
我的声带开过刀，嗓子很容易唱哑，道临年轻时学过声乐，懂得一些科学发声法，在家时常帮我练声。有时候他听我把声音压细了唱，就会摇头说：“不要憋紧声带唱，这样不够大气。要放松，运用气息，以气带情，以情带声，自然流畅地唱出来。”他格外欣赏“云遮月”之美，觉得我大可不必介意自己的嗓音条件。他认为，短处也可变为长处，比如程砚秋大师就根据自己的嗓音特点创造出幽咽婉转的程派声腔，何况通过练声练气，嗓音是可以改善的，关键是要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
1980年代初，家中阳台上，道临为我和女儿照相
1978年，听道临弹唱
在表演上，他也经常对人物分析和身段设计提出参考意见，每逢排练新戏，我们常常一直研究到夜深人静。可能是由于既同为演员，又与戏曲表演有一定距离的关系，有时候他的观点比较独到，对我有不少启发。比如“葬花”一场，黛玉看到落花，触景生情，他建议可以增加一个圆场转身动作，把人物内心感情和盘托出。在唱到“七条琴弦谁知音”时，我过去有一个抚琴的身段，他认为这个动作有点图解式了，去掉之后不但不影响感情的表达，反而显得干净流畅。又如《孟丽君》“后宫陈情”一场，孟丽君向太后呈上表明女扮男装身份的奏章时有一段念白，道临认为我原来的处理还是有点轻飘，这道奏章维系着两家人的命运，对孟丽君来说，是一道性命攸关的“生死符”，呈递的时候必然怀着极为慎重的心情，像是把自己的命运交付在太后手里，在念说白的时候，每个字使用的力量，语气的顿挫都要特别讲究一番。每当道临筹划剧本时，我也会仔细阅读，对一些处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一起讨论剧本，相互说戏，彼此鼓励与纠正纰漏，是我们这个家庭的日常课题。
1985年，在家中练唱
人与人之间长期相处，我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共同的价值观。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遭遇很多抉择，什么是必须坚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什么是对彼此最重要的，这些问题上如果观点一致，自然不会产生沟通障碍。道临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总认为许多有意义有价值的题材虽然无利可图，还是应该想方设法拍出来。我也明白前途未必乐观，总是一边提醒他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一边支持他去实现自己的想法。有时，道临付出了很多努力，眼看愿望即将实现，合作方却提出一些条件，比如要把投资的一部分作为回扣酬谢有关个人，这样的事情是他不可能接受的，最终希望还是化为泡影。类似的事情多了，对道临打击很大，我也只能设法安慰他，劝说他重新来过。如果我有什么新的打算和计划，道临也一样会始终站在身后，鼓励我支持我。即使在现实面前时常碰壁，至少还有彼此可以互相理解，互相安慰。在艺术上，我们是对话者、切磋者，遇到困难时，又是同道者、支持者，毕竟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珍贵的东西值得追逐，值得保护，比如梦想，比如原则。
2007年2月4日，全家参加嘉善孙道临电影艺术馆开幕
在大方向统一的基础上，两人适当的性格反差，反而能够起到互补的效果。比如，道临严谨细致，凡事都三思而行，而我常常凭直觉判断问题，在我遇到难题时，他能帮助我分析因果，梳理思路，有时当他的思维陷入死角时，我的意见也往往能起到“旁观者清”、“快刀斩乱麻”的作用。
2005年，道临生了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正逢盛夏，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们住在同一幢病房大楼里，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两人只有一层之隔，却躺在病床上无法相见。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知道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追问阿姨才知道我也病倒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此情此景，令在场的人都十分伤感。谁也赢不了和时间的比赛，从起初的相知相守，到中年时的相互扶持，再到晚年时的相依为命，我们和众多普通夫妻一样，走过了充满回忆的近半个世纪。
道临在养病时，有时晚饭后我陪他下楼散步，沿着武康路一路走去，经过密丹公寓时，他笑着问我：“你还记得吗，谈朋友的时候，人家都睡觉了，我们还沿着这条路来回走？你说这样送来送去，像演‘十八相送'一样。”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恋爱时那一次次“十八相送”，每次都是他最后送我回到“枕流”，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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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3 22:2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