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初，我因声带小结在华东医院开刀，与严凤英同住一室成为病友
二、山重水复
就在我们的恋爱关系日益公开，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他的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问题。
……
那一年，我在演出《则天皇帝》时，可能是因为过于疲劳，声带小结问题日益严重，声音变得喑哑，几乎完全不能演唱高音。去华东医院检查后发现，声带两侧都长了小结，严重闭合不拢。医生说，我的状况很严重，一般的保守疗法时间长、见效慢，而且前提是长期噤声，显然不适合我。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手术，做好了会改善嗓音，但如果手术失败，有可能从此再也不能唱戏。
医生让我好好考虑，回去商量了再做决定，我直接说：“不用，我做这个手术。”医生有些诧异地看看我，可能觉得这是攸关艺术生命的大事，我的态度未免过于草率。对我而言，一方面是声带小结已经严重影响了演出，另一方面，潜意识里有这样一种念头，既然感情和事业正面临左右为难的局面，不妨就把命运交付给上天，即使真的开坏了，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起码做那个决定不会再如此艰难。
住院时，严凤英正好与我合住一间病房。她在等待检查结果，情绪低落，我也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恋爱“小舟”在政治风浪中几乎“倾覆”，演艺生命也可能随时画上休止符，对于前途心中一片茫然。两人同病相怜，我努力劝解她，其实也是在开导自己。我提议教她唱越剧，她开心地拍手称好，作为回报，她别出心裁地想出教我打猴拳，我也欣然同意。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钻研起戏文来，不知不觉消磨了病中的时光。
手术前，领导传达了周总里的指示，让医生在给我开刀时一定要谨慎小心。医生再次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坚决表示，一定要做。幸运的是，手术最终十分成功。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道临，他在外拍片，打电话到家里才知道我住院，回到上海后他立刻来看我，因为术后暂时不能说话，我只能用纸笔跟他交流。他怪我这么大的事怎么也不告诉他，万一开坏了怎么办？我心里纵有苦衷，一时也难以明言。
事业上的“乌云”散开了，恋爱的阻力却越来越强。可能是我犹豫不决的态度令人失望，多位领导轮番找我谈话，语气也越来越重，……
我每天心事重重，往日温馨的“十八相送”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道临十分敏感，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一天，我们一路默默走着，道临抬头看看天，轻叹道：“这么晚了，你看别人家都休息了，我们还在这里走来走去，难道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吗？”我明白他的意思，却什么也不能承诺。回到家里，我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约道临出来，他有些惊讶，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主动约过他。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想好的话，竟然一句也说不出口。一路把他送到密丹公寓门口，看着他进门后，我心乱如麻，也不想回家，脚步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深夜的街头，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我站定回头看他，他轻声说：“我在窗口看到你没有回家，天晚了不安全，出来看看。”两人又默默地走了一段长路，最后还是他送我回到了“枕流”。
此后，道临没有再来找我。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开会出来，门口停着上影的厂车，秦怡她们热心地招呼我搭车，我刚上车，就听见秦怡喊：“道临，你怎么不上来，快上车啊！”“不，你们坐吧。”循声望去，只见他快步走过的身影一闪而过。车子启动时，秦怡嘀咕了一句：“这个孙道临，为啥有车不坐偏要走路，真怪！”只有我明白其中的缘故，刚才开会时没有见到他，看来他是在刻意躲我，想到这点，心中不由刺痛了一下。
那段时间我十分忙碌，先是随团在广东深圳巡回演出，年底赴香岗演出，表面上看来，生活一切如常，但我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放下那段感情，它就好像扎在心上的一根刺，随着时间流逝，反而变得更加清晰更加明确。每次想起那个夜晚，那个流泪的身影，都会觉得心如刀绞。平时只要脑子一有空，就会忍不住去想，他现在到底怎么样？是否还那么伤心？会不会影响身体？过去演戏时，我总是试图反复揣摩人物在恋爱中的情感，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回到上海后，我决定到“密丹”去看他。道临的母亲见了我很高兴，说道临有事出去，很快就回来。我急忙问他最近好不好，老人忧虑地说：“别的倒是没什么，就是跑进跑出，整天一句话也没有。”听见他身体无碍，我稍稍放下了心。这时道临回来了，看见是我，顿时愣在那里，一时有点手足无措：“你来啦？我……我去给你买蛋糕……”没等我开口，他已飞快地转身冲了出去。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他觉得重要的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从此，我们又恢复了交往。1961年新春佳节，我得了感冒休息在家，道临一有空便来陪我。夜晚我们重新在一起散步，清冷的空气中弥漫着烟花爆竹的味道，他突然感叹：“一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这里走来走去……”当时对于我们来说，能够这样一直走下去，就已经是美好的。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四十岁，我三十五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趁到北京的机会，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里和邓大姐。……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
1962年新婚合影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兴奋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我笑着点点头。由于周总里出面过问，道临终于卸下了所谓的“历史问题”包袱，我们之间的结合不再有任何阻碍。
命运终于没有辜负我们的等待与坚持。多年之后，我和道临合作拍摄戏曲电视连续剧《孟丽君》，道临参与剧本改编，并撰写了几段核心唱段的唱词，其中一段孟丽君与皇甫少华感情遭遇磨难，绝望中倾诉肺腑的唱词，道临在写作时融入了我们经历中相似的情感：“……孟丽君何德又何能，赢得你至诚至爱如此深情。你与她，良缘堪庆天作合，哪知道，偏受磨难遭不幸……人若在，有一日如能全力克魔障，飞越关山也要与你完婚姻；若是远离人世去，她的魂定要伴你飞升扶摇入天庭……贤契你务必多保重，苍天有眼不负苦心人，孟丽君若是凤凰不变音，若是君子不变心。”是的，“苍天有眼不负苦心人”，我在录音时唱到这一段时，回想起往事，也忍不住泪水盈睫，百感交集。
回到上海后没多久，越剧电影《红楼梦》在海燕厂开拍，道临时常来探班。刚开始，我在镜头前常会习惯性地运用舞台上的表演程式，他提醒我，电影跟戏剧不一样，舞台表演要求演员表情适度夸张，台下的观众才能看得清楚，比如亮相时需要把眼睛睁大，但如果放到电影镜头里，就显得很不合适。他有过从话剧演员转向电影表演的经验，及时教我一些诀窍，比如眼神、表情如何“浓缩”，怎样的角度在镜头前最佳等等。等到电影拍完，他不无得意地说：“你的林妹妹可是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一面忙着拍电影，我们一面着手准备婚事。道临住的“密丹”面积狭小，临时申请房子又来不及，我们把婚房设在了“枕流”，一直等到女儿出生后，才将两处房子并在一起，置换到武康大楼。眼看婚期将近，《红楼梦》的拍摄也完成了大半，导演岑范找我商量，能否拍完“焚稿”再去结婚，他担心新婚燕尔的喜悦会影响我在那一场重头戏中悲愤绝望的感情演绎。我们都习惯了一切以工作为重，自然无条件服从。
1962年7月,我们登记结婚。结婚照是在家里请道临的同事陈述帮忙拍的，道临喜欢我穿中式服装，特意送来一块浅紫小花的绸缎，打算让我做件旗袍，结果他买的料子尺寸不对，横竖什么也做不成，数十年来一直压在箱底。我另外选了一件水红色的中式袄裙，道临穿了中山装。生怕应付不来婚礼喧闹的场面，我们俩早早计划好去杭州旅行结婚，在文艺会堂摆了两桌酒，只邀请了一些亲友邻居，由我小弟担任司仪。等到开席之后，来宾们才发现新郎新娘竟然缺席，此刻我们已经登上了开往杭州的列车。
说起来，那次旅行结婚实在有点狼狈，因为车票紧张，我们只买到两张站票，车厢里挤满了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好容易在两节车厢连接处的空地站定，道临说，我去去就来，回来时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张板凳，笑着拉我坐下，轻轻在我耳边说：“哪有叫新娘子站到杭州的道理？”列车启动，道临站在我身边，我想起小时候在家乡，常常羡慕新娘子坐花轿，想象着自己将来哪天出嫁也要坐一回轿子，没想到现在坐的却是板凳，这就是我的“花轿”了？途中有些人认出了我们，道临朝他们摆摆手，彼此心领神会，并没有人声张。
对于杭州，我们都不陌生，我以前曾在杭嘉湖一带演出，对西湖山水再熟悉不过。但这一回身边的人不一样，西湖的美仿佛也有了不同，无处不让人流连忘返。从杭州回来，我去电影厂补拍《红楼梦》的镜头，顺便给大家发喜糖，大家祝福之余不忘调侃几句，摄影师笑着说：“林妹妹真小气，买这么蹩脚的喜糖给我们吃。”实在是因为当时物资紧张，别说好一点的糖果，就是这种用纸包的比较差的糖，还是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的。
那年中秋，考虑到我和道临婚后一直没有时间度蜜月，越剧院与上影厂同时给我们放了长假，这才有了庐山的蜜月之行。我一休假，玉兰大姐自然也闲了下来，她和俞则人正好和我们同行。那天晚上，我和道临住在山上一幢小房子里，清幽皎洁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屋子。虽然才到中秋，山上的深夜已有些寒气逼人，放不下那样的月色，我们悄悄打开门，两人裹着灰色的棉大衣，静静地坐在屋子外面的石阶上赏月。山高月小，风清露白，四周万籁俱寂，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仿佛整个世界只有我们两个人存在。
从庐山回来，我们又开始各忙各的，只是心境与以前不同了，彼此多了一份牵挂。尤其是去外地演出或拍片，总是格外惦记着上海的家，还有家里的那个人。有时我在离上海不远的地方演出，道临如果不拍片，就专程赶过来看望我。新婚的第一年春节，他在北京拍片，我在南京演出，他在信中感慨地写道：“年轻时听那首‘可爱的家庭'，美好温暖却遥不可及，岁月动荡，山河破碎，何以为家？感觉自己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从不敢奢望爱情和婚姻，现在终于有人牵住了我的缰
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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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23 22: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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