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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23】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

(2022-09-22 23:23:48)
分类: 图文:粉墨人生
【连载23】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

       第八章 七条琴弦谁知音|我与道临(1962—1966)

        一、心底旧友
        1962年夏天,当越剧电影《红楼梦》的拍摄进入尾声时,我也完成了人生中的另一件大事:与电影演员孙道临结婚。那年他四十一岁,我三十六岁,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标准的“剩男剩女”。
        多年以来,我一直打定主意要完成唱戏养家的责任,把弟妹培养成人之后,再考虑自己的婚嫁。从总政回到上海后的几年内,团里的姐妹们纷纷结婚成家,两个弟弟也如愿考上了大学。一天,我住在越剧院宿舍,晚上出来散步,月光下的草坪格外清冷幽静,更显得我独自一人形单影只。也许,在舞台上演绎了那么多才子佳人、海誓山盟之后,我也是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多年同窗,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可以说是我们共同的朋友。此前,同在上海文艺界这个不大的圈子里,我和道临也并非完全不认识。上世纪50年代我住在华山路枕流公寓,常坐门口的48路车去上海音乐厅开会,有好几次遇见同在等车的道临,那时文艺界常在一起开会或听报告,碰见了也不奇怪,彼此颔首微笑而已。认识之后,我才发现他当时住在武康路上的密丹公寓,去音乐厅理应坐26路,问他为何舍近求远,他却只是笑而不语。
        1958年春,黄宗江来到上海,在他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那天道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看起来书生气十足。房间很小,放了四张凳子便已转不开身,道临让我们先坐,自己则站在我身后靠窗的地方。大家都是熟人和老相识,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在我印象中,电影界人士大多性格活跃,能说会道,身后的这位似乎是个例外。
        既是同窗、同事,又是媒人的黄宗江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我们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很快,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并不意外,《梁祝》和《西厢记》是我们当年参加总政时回上海演的,想必是黄宗江请他去看了。交流艺术是最好的开场白,能让我们彼此都不觉得拘谨,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马上滔滔不绝:“我觉得祝英台这个人物不同于一般的古代女性,她敢于女扮男装去求学,并且追求自主的爱情婚姻,这种想法和行为即便今天看来,都是非常勇敢的。你的祝英台,活泼热烈的感情,我觉得表现得还不够,表演上不够放得开。另外,化蝶的舞蹈身段设计得有些简单,中国的《梁祝》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双双殉情的悲剧结尾,艺术表现却不一样,前者写意,后者写实,这其实是体现了东西方审美观念上的差异……”
        一席话让我有些吃惊,当时距离那次演出已经五年多了,我自己都有些印象模糊,他居然能记得那么清楚,他对祝英台的分析,完全符合我心中的设想,而提出的意见,也正是我一直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眼前的这位居然没有丝毫客套,开门见山有话直说,倒让我觉得他十分坦率诚恳,没有那些让人厌烦的圆滑世故。
        “其实,我第一次遇见你,还要更早,是在卡尔登一起演出……”这下我愣住了,他笑着解释说:“那时,我演下午场话剧,你们演夜场,我在后台就看见过你。”接着,他又谈了对《追鱼》和刚上演不久的《红楼梦》的观感,我越听越觉得惊讶,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我停下了脚步,认真看着眼前这个不算陌生的人,突然觉得好像重新认识了他,这种异常熟悉的感觉,莫非就是平时所唱的“眼前分明外来客,心底却似旧时友”?我也谈了一些对他电影表演的看法,我们不知不觉沿着淮海路走了很远……
        那次见面以后,道临开始给我写信。我们俩工作都十分繁忙,不是他去外地拍片,就是我离开上海巡回演出,两个人能凑在一起的时间不多,通信成了主要的交流方式。道临的信写得多而勤,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每次看完我的演出,他都会写下观后感,厚厚的一叠寄给我。书信往来如此频繁,我母亲很快就察觉了端倪。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其中也不乏表示好感的,因为信件太多,我没有时间一一拆阅,一般都由母亲先看,重要的再转给我。于是在这段时间里,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凡是看到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碰到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如果晚上我没有演出,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道临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却丝毫没有受到宠溺,必须严格按照作息表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这养成了他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此后,他回到燕京继续学业,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道临又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再次被捕,出狱后因为不愿在日笨人掌控下的校园念书,又不忍给病弱的父亲增加负担,独自一人在北京交道口养羊,早上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送羊奶,夜晚一个人在灯下看书学习……这段被抛弃受孤立的日子,给他的青年时期蒙上了沉重的阴影,说起这些往事,道临的神色也变得忧郁起来,我对他的经历感到十分同情。
        我也讲述了自己的家庭以及学戏的经历,少年时为家庭分忧的心境,青年时在乱世中为生计奔忙……这一切彼此都觉得熟悉而亲切。他也曾经随上影剧团赴朝鲜战场体验生活,说起那段共同的经历,他笑着说,或许某月某日在某个山洞里,我们曾擦肩而过也说不准呢。一南一北的两个人,本来走着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却在某些时间点上有过不经意的交错,现在又走到了一起,想来或许真的是一种缘分。
        双方都是演艺界的公众人物,一旦恋情曝光,无论成与不成,都必然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因为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大多时候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公众场合也不可能去,像逛街、看电影、吃饭这样的安排便很少有。每次两人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密丹”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就这样绕着武康路、华山路、湖南路、淮海路兜兜转转,最终还是他送我回到“枕流”。这样的“十八相送”,是我们恋爱时最常见的“保留节目”。偶尔休息日的白天,我们会找个偏远的公园转转,有一次走累了,道临提议坐三轮车,我怕被人看见,他说:“看见就看见,怕什么?”我执意不肯,他只得陪我走了一路。
        我们的恋爱很快就渐趋明朗稳定。1959年我在天马厂拍摄电影《追鱼》时,一天我小弟弟来探班,在摄影棚外看见一个人从缝隙向里面张望,觉得很奇怪,走近一看,却是电影明星孙道临。小弟弟跑来当新闻告诉我,还迷惑地问:“大姐,他为啥会来看你们拍戏?为啥又不进来,在门缝里悄悄地看?”等到道临第一次上门,一直蒙在鼓里的小弟才恍然大悟。

【连载23】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
1960年,我在北京开会,道临在北影拍《阁命家庭》,我们相约在北海公园划船游湖,背后便是白塔

        1960年,我去北京开会,恰好道临也在北京拍《阁命家庭》,他提前跟摄制组请了假,兴致勃勃地制定了出游计划。我们约好先逛北海公园,一大早他就背着相机在门口等我,进园后忽然一群青年学生围过来要他签名。道临签了几个,眼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无法脱身,不禁焦急起来,目光在人群中不时找我。北方人士看越剧的不多,当时也没有电视等传播媒介,北京观众基本都不认识我,我只好来充当这个“救兵”,硬着头皮挤进人群,道临赶紧说了句:“对不起,我们还有事。”拉起我就往外冲,等人群反应过来,我们已经顺利“突围”,租船下了湖。道临把船划到湖心,刚拿出相机拍了几张,后面的“追兵”也划着船赶到了。我们只得快速将船划到就近的岸边,狼狈地“逃”出了北海公园。自那次后,我们白天再也不敢去人多的地方,黄昏时两人在后海附近散步,听他这个土生土长的“老北京”说说趣闻掌故、童年轶事,即便是并肩漫步不说话,心里也有着一种平和宁静的幸福。
        回上海的前一天晚上,他说要找个地方为我饯行,于是我们去了莫斯科餐厅,北京人称之为“老莫”。那是一家俄式风味的西餐厅,位于北京城西的展览馆内,这座展览馆曾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相当于上海人心目中的国际饭店。这也是我们俩第一次堂而皇之地下馆子,好在俄式餐厅的风格宽大敞亮,餐桌间隔很大,不用担心被人认出。吃完饭,他送我回住处时提出,拍完片子回上海,想去我家里看看。

【连载23】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我的越剧人生|王文娟著
1960年代初,道临与我妈妈在枕流公寓前合影

        道临第一次上门,我家就出了个小“洋相”。那天我母亲做了鸡子榨面招待他吃点心,那是我们家乡特产,用自制的米面放上笋丝、鸡蛋、咸白菜一起煮。不知是面不好,还是母亲的厨艺发挥有失水准,我吃了两口就忍不住皱眉,面实在硬得难以下口,道临却连连说“蛮好蛮好”,一边把面吃了个精光。后来,我偶然提及此事,问他那天的面到底硬不硬,他扮个鬼脸笑说:“你家的面就是再硬也是好吃的。”
        没过多久,道临邀我去他家。我正出门时,他打来电话,说上影厂临时有事,让我先去。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道临的母亲,她端正的圆脸上架一副老花眼镜,看起来很慈祥。老人不太识字,也极少出门,但非常好客,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性。房间不大,客厅还兼着书房,一张大书桌上横七竖八堆满了各种书和资料,茶几上早已摆好四碟八盘的零食点心,边上醒目地放着一个大蛋糕。那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蛋糕糖果属于难得一见的“奢侈品”。他母亲说,道临一上午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天气太热生怕蛋糕不新鲜,拿了一台小风扇一直对着吹。正说着话,道临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一迭声地说着抱歉,他原本担心我不自在,见我和他母亲聊得挺投机,十分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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