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在朝鲜演出《西厢记》时，在后台化妆
我们渐渐适应了战时的生活，也不忘苦中作乐，用积攒下的零花钱托人去丹东买蜜饯、糖果和罐头，战士们看见了都笑着说，到底是女孩子，走到哪儿都离不开零食。有一次，我和玉兰看见住处门口的小店在卖桃子，那时新鲜水果是难得一见的稀罕东西，我俩都很眼馋，犹豫了半天才下决心买，两人身上带的朝币凑起来，只够买两只最小的毛桃，拿到溪坑里洗了洗就吃，觉得味道特别甜美。
战争已经进入停战谈判阶段，我们所在的开城属于中立区，虽然没有轰炸，但前方的战事却比任何时候都激烈和残酷，因为每一次战况都会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今天我们多拿下一个山头，就意味着明天的谈判对方可能多让一步。那段时间，天天都有许多山头被炮火炸成一片平地，每当我们去前线演出，阿妈妮总是依依不舍，说着祝福的话语，每次演出回来，阿妈妮一把抱住我们，高兴地说：“你们总算回来了！”不演出的时候，我们就在住处前面的山坡上眺望远处战场，只见照明弹如同烟花一样，在空中一排一排地绽放着，炮火几乎照亮了整个山体。每次谈判一结束，我们就跑去问情况，今天有什么新进展？谈判会议有长有短，短的才几分钟，长的可能要好几年。
三、停战之后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订，历时三年之久的朝鲜战争终于结束。我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知道了停战的消息，大家连夜赶扎庆祝用的彩色纸花，停战当天，街上到处都是披红戴绿的人们，大家唱着歌跳着舞，庆贺和平的到来。然而，对许多朝鲜家庭来说，喜悦又是如此短暂，随着战争结束，许多倚门翘首盼望亲人归来的妇女，渐渐地由充满希望的等待变成了绝望的啜泣，她们明白，如果停战了亲人还不归来，那就意味着她们的父亲、丈夫、儿子永远都回不来了，心中残存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比起血肉横飞的战场，永失至亲的痛楚或许更能让人体会到战争的残酷，望着她们茫然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也十分难受，只有希望时光流逝能带走人们心中最深的伤痛。
《停战协定》签署当晚，司令员彭德怀出席了志愿军代表团的庆祝晚会，还高兴地观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的演出再也没有防空警报的干扰，再也不用担心突如其来的轰炸，残酷战场上的硝烟还未散去，浪漫的爱情故事似乎更显得情意绵绵。大家都陶醉在了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久经沙场的彭老总似乎也醉了，工作人员给他端来橘子汁，彭老总挥挥手说：“端到后台去，演员比我辛苦。”演出结束，余兴未尽的彭老总又到后台慰勉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不容易呀，从舒适安逸的环境中来到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从老百姓一下子变成志愿军文艺工作者，不容易呀！”
彭老总说，曾经有人怀疑，在前线演出越剧《西厢记》、《梁祝》是否合适，觉得这样温柔缠绵的戏会瓦解战士的斗志，但你们的演出受到了一致欢迎。我说，部队里确实有种声音，认为我们不应该演“英台哭灵”，觉得太低沉悲戚。彭老总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哭？”那些天，志愿军文工团和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在可容纳两千人的开城人参厂大礼堂轮流演出，朝鲜的南日大将反复看了好几遍我们的戏，他说：“每一个看过演出的同志，都提到你们艺术的高贵，这也就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之一。”
1953年在朝鲜演出《西厢记》时，与南日将军合影
停战后，双方交换战俘，我们接到新任务，去“三八”线附近接待志愿军战俘。之前我们参观过我方的战俘营，房舍草坪整齐，战俘在营地里可以自由活动，他们脸色红润，穿着整洁的蓝色人民装，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打球。所以在我们的印象里一直是“优待战俘”的概念，但看见志愿军战俘时，大家都震惊了。那天我们等候在“三八”线附近，远远开来几辆大卡车，卡车上的人高声唱着国际歌，车停下后，大家才看清楚，有些战俘衣衫褴褛，骨瘦如柴，遍体鳞伤。
这些战士被俘后均受到了严酷的残害，非伤即残，看着触目惊心。除了肉体上的创伤，心灵上也蒙上巨大的阴影，总觉得当俘虏不光彩，回国后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会不会受到歧视？很多人变得沉默寡言。有一个上海籍的小战士，入伍时才十七八岁，入朝第一次参战就在大包围中跟整个连队一起被俘，他一个劲地问我们上海的情况，说这些年一直思念家乡和家人，边说边哭，让人十分心酸。我们安慰他们，当俘虏不是你们的错，你们受的苦，祖国人民都了解，绝不会对你们另眼相看的。每当此时，他们有些木然的眼神便会焕发出光彩，心情逐渐开朗起来，也乐意和我们交流了。
完成了第一批战俘接待任务，我们继续到各地慰问演出，朝鲜人民军热情地接待我们，他们铲平了山坡，把环境安排得整洁舒适，列队唱着歌迎接。怕我们走不惯山路，他们两人一组把我们一个个扛起来。怕我们受凉，他们烧好了热炕让我们休息，炕烧得很热，以至于我们每每从睡梦中热醒，有时候连被褥也烤焦了。他们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们，端上来一只生的猪头，按照当地风俗，猪耳朵是留给贵客吃的，于是他们把两个猪耳朵给了我和玉兰大姐，我们哪里敢吃，只能“望肉兴叹”。
慰问朝鲜人民军的演出都在露天剧场，不管下雨下雪，他们坚持坐在下面看戏。演出时朝方打了字幕，“十八相送”中我们唱到“配鸳鸯，配鸳鸯”，突然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我们都纳闷，这有什么可笑的呢？后来才知道，朝方人员把“鸳鸯”翻译成了“野鸭子”。起先我们还担心人民军是否爱看我们的戏，演出后发现效果非常好，台下坐满了人，后来当地老百姓也来看戏，陌路上、平地上、山坡上，甚至是树上都坐满了。
在朝鲜每换一个地方，我们都是自己带着背包走，所以每个人打背包的技术都不错，我的手劲弱了点，徐玉兰大姐常常来帮我一起打。朝鲜渐渐进入了漫长的冬季，滴水成冰的日子，用手把鼻子一挤，鼻翼就冻在一起了。我们穿着厚重的军靴在坚冰上走，走几步就摔个大跟头，大家笑着说，就当是练习滑冰了。最害怕的是洗被褥洗衣服，在冰层上敲开窟窿，手在冰水里冻成了“胡萝卜”，寒风一吹，感觉手指似乎都不属于自己了。最难的是要把被子里的水绞干，被子冻得邦邦硬，水怎么也挤不出来，又急又冷，差点要掉眼泪。
到东海岸为朝鲜人民军演出时已近12月，演出依然还是在露天，海边的风特别大，整片大幕被风吹起来，用铁脚压也压不住，最后我们剧团的全体幕后人员一起上，大家把整个人都贴在幕布上，使劲压住。在零下几十度演出，我们全副武装，里面套上棉袄棉裤，外面再穿戏服，每个人看起来都胖了好几圈。就是这样还是冻得瑟瑟发抖，一开口，呼出的气也快冻成了冰，我叫一声“梁兄”，竟冻得嘴巴也合不住了，水袖甩出去完全没有感觉，口齿含糊不清，唱起来全都像“刁嘴”。
1954年，从总政回到上海
结束对人民军的慰问演出，我们就要回国了，当房东一家得知这个消息时，小男孩把脸埋在手里哭了起来，阿妈妮和阿巴基转过身去背着灯光抹眼泪，我们不禁也红了眼圈。朝鲜百姓是极其坚强的，很少见他们流泪。哪怕刚刚轰炸完，妇女小孩也立刻从瓦砾堆里站起来，拍拍尘土一声不哭，重建家园。但在那个夜晚，大家都泪眼相对，别离二字真是难以出口。阿妈妮一家为我们备下了饯行的酒菜，深夜还在忙忙碌碌，做了红豆糯米团子让我们带在路上吃，这是朝鲜百姓送给贵客的礼物。第二天天色未亮，开城的百姓纷纷前来送行，他们一手提着灯笼，一手拉着我们，直到上了车还不肯松开。汽车开动了，我们频频回首望去，晨雾中他们依然站在那里向我们挥手。
在朝鲜为期八个月的演出中，我们在东海岸、西海岸以及开城地区总共慰问演出一百一十六场，共计观众十三万余人。回到志愿军司令部，我和玉兰大姐都荣立二等功，并获得朝鲜三级国旗勋章。但这段岁月所带给我们的人生体验，却不是两枚军功章就能完全包括的。
1953年底，我们回国后先到沈阳，住进宾馆，摸着床上的席梦思，坐着软软的沙发，曾经熟悉的一切，在经历了战争洗礼的我们看来，都是那么温暖、美好，值得珍惜。不知谁说了句，“回家的感觉真好啊！”一语道出了大家的心声。
回到北京没几天，听说周恩来总理有指示，打算调我们回上海，加入新成立的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经过这一年多在总政的生活，尤其是在朝鲜战场上的8个月，我们对部队有了感情，大家都不愿意回去，还去找了贺龙老总，请他向总理说情。最后周总理亲自找我们谈话，周总理开玩笑说，“把你们留在这里，我的压力也很大啊。”他说，自从我们参军后，上海很多观众写信来“质问”，为什么把徐玉兰王文娟关在部队里，我们要看她们演戏。总理表示，你们回上海后还是能常常回部队演出，在哪里都是为人民演戏。最后，总理意味深长地说：“南方的花还是要开到南方去。”这句话让我们想了很久，为了艺术的长远发展，总理的决定是对的。
周总理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想了想,提出两点：第一,希望剧团仍然保持独立编制；第二，队长胡野檎随团一同回上海。总理很爽快地答应了。总政的领导们得知我们要走的消息也很舍不得，陈其通团长还流了眼泪，他说，你们这些“上海小姐”，虽然有点小姐脾气，可是相处久了，觉得你们很单纯很直率很可爱。
小别十八个月后，1954年1月我们又回到了上海，成为华东戏曲研究院越剧实验剧团二团，后来改建为上海越剧院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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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8 21:5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