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与尹桂芳大姐合作，在兰心戏院首演《双枪陆文龙》，尹桂芳饰陆文龙，我饰群凤公主
回首那一段“少壮”岁月，一群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意气风发，青春飞扬，相仿的年龄和资历，让全团上下在轻松活泼的气氛中进行艺术创造。1948年新年，大家还效仿西俗，在“皇后”后台办起了“跨年派对”。前台票房红火观众如云，经常要加座才能满足要求，后台也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对我来说，这是一段十分温馨愉快的回忆，1948年6月底，陆锦花因病辍演，皇后戏院也就提前歇夏。
1948年在《浪淘沙》中饰小周后
通常戏院歇夏都要到8月下旬秋凉才开幕，7月初，芳华剧团进入兰心大戏院演出，邀我加盟，与享有“越剧皇帝”美誉的尹桂芳大姐合作。当年我还随师学艺时，就常去看尹桂芳和竺水招两位大姐的演出，尹大姐的唱腔和表演吸收了我的老师竺素娥的特点，但不同于我老师严谨朴实的“冷面”风格，她在舞台上气度潇洒、风流倜傥，尤其是眼神灵动，特别会“放电”，令人过目难忘。
那时尹大姐刚从香岗回来，在“兰心”重整旗鼓，我这个资历甚浅的年轻花旦能有机会与名小生合作，心里不免有些惴惴。兰心戏院当时为外资所有，装有空调,所以炎夏也能照样演出。7月20日，开幕戏《双枪陆文龙》上演，尹大姐演陆文龙，我演群凤公主。开场前，我显得有点紧张，尹大姐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我说：“小妹妹，别紧张，放松……”长姐般和颜悦色的态度，以及那熟悉和带有亲切感的唱做，都让我想起了老师竺素娥，演出配合十分顺畅。
当时一般演出合约都是半年一签，不过演完第二个戏《浪淘沙》之后，芳华剧团就与兰心戏院提前解约了。因为“兰心”提出要增加场租费，尽管演出卖座很好，但即使场场客满，剧团算下来也还是要赔钱。8月31日演完最后一场，尹大姐与我道别，并送给我一张剧照作为留念。“芳华”与“兰心”中途解约，可能给我下半年的安排带来麻烦，因为到8月底，大多数戏院都已经聘定了演出阵容。不过我很快就加盟了玉兰剧团，解约一事并没有对我造成实质影响，所以我也从未放在心上。
上世纪70年代末，经历了“文阁”浩劫的尹大姐不幸因病瘫痪。一次在上海作家协会的礼堂遇见尹大姐，她拉着我的手说：“文娟妹妹，当初的事情，我对不住你。”我听了一愣，时隔三十年，没想到历经风霜依然诚挚待人、严以律己的大姐还在纠结“兰心”的事。我十分过意不去，拉着大姐的手，轻声地安慰她说：“大姐千万别这么想，我真的从来没有怪过你。”在我的心目中，尹大姐永远都是那位乐于提携新人，待人宽厚友善的大姐。
二、解放前后
1948年9月，应徐玉兰大姐的邀请，我加入了玉兰剧团，原定9月初在国泰戏院开幕，后因国泰内部装修，改到明星大戏院演出。徐玉兰是当时的红小生，有一条“金嗓子”，唱腔高亢华丽，表演富有激情。玉兰剧团的阵容整齐，除了徐玉兰和我之外，还有老旦周宝奎、大面徐慧琴、老生钱妙花、小丑贾灵凤、二肩小生魏凤娟（后为筱桂芳）和二肩花旦许金彩（后为余彩琴、陈兰芳）等，剧务部先后有吴琛、钱英郁、徐进、庄志、金风、吕君樵等。1948年9月22日，我在玉兰剧团的第一个戏《风萧萧》上演，徐玉兰扮演荆轲，我演荆轲的恋人，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生涯。
1948年秋，加盟玉兰剧团，在明星大戏院首演《风萧萧》，从此开始与徐玉兰大姐的长期合作
可是，在玉兰剧团的开头并不顺利。因为时局动荡，剧团内部也是风波迭起，先是前台罢工，紧接着剧务部罢工，剧团闹起“戏荒”，只能改演传统老戏。每天日夜两场，场场翻演不同的剧目，包括《游庵认母》、《碧玉簪》、《《盘夫索夫》、《盘妻索妻》、《孟丽君》、《梁祝》、《沉香扇》、《三看御妹》等，因为是临时定剧目，来不及征求每个演员的意见，戏码先贴出去再说，一切只能“台上见”。好在我跟着前辈老师学习多年，传统戏功底比较扎实，每一出都能应对自如，并无破绽。没想到，这些临时救急的老戏很受欢迎，票房不比新戏差，基本都能满座。经历了这次罢工风潮，从老板到班底都对我这个新来的头肩花旦刮目相看。
1949年与徐玉兰大姐
到了1949年春天，局势越来越紧张，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团里的劳资矛盾也日益加剧。有一次，戏院涨了票价，演职员要求老板相应地增加薪水，老板没有答应，但私下找我谈，许诺给我加薪，我天真地以为老板让步，给大家都加了工资。事后有姐妹问我：“老板有没有给你加薪？”我如实说：“加了呀。”这下炸了锅，大家都闹开了：“为什么没给我们加？”“不加钱，我们就罢工！”那时候没有工会组织，大家也不懂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个道理，加薪的事都是单独向老板提，老板如果觉得你比较重要，就会私下找你洽谈。我当时年轻，经历也很单纯，看着这个局面，心里慌乱极了，情急之中说：“别吵了，把加给我的钱拿出来大家分好了。”他们说：“你这点钱怎么够我们这么多人分？”大家纷纷表示，如果不加薪，明天就罢工不演了。我觉得自己闯下大祸，回家后失眠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中午我来到化妆间，果然姐妹们都没有来，后台显得格外安静冷清。日场就要开演，观众已陆续就座，老板找到我、徐玉兰和周宝奎等人商量对策。那天的戏是《《夜夜春宵》，讲的是商纣王和妲己的故事，也是暗讽当时的政府醉生梦死，接近覆亡。除了第一场群戏比较多，后面几场主要集中在徐玉兰、我、周宝奎和二肩旦余彩琴四个人身上。于是我们决定从第二场开始演，老板派人去说通了余彩琴，不久她就赶到后台。开场时间已过，台下观众几次催促后，大幕缓缓拉开，徐玉兰扮演的伯邑考和我扮演的妲己登场开始演出。这时台下一些看过戏的观众叫了起来：“不对，前面还有一场，从头开始演，从头演……”随之而来的拍打坐椅声、喝倒彩声不断。我们演不下去了，乐队也停止演奏，舞台监督慌了神，要跑去拉大幕，这时徐玉兰第一个反应过来，她果断地阻止了舞台监督，向观众摆了摆手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话。今天我们团里演员闹罢工，所以第一场群众戏不能演出了。既然票子都卖出去了，我们应该把戏演完。如果大家看完觉得不满意，就去退票，行不行？”观众纷纷鼓掌表示同意。散场后，票务处说，没有一张退票，我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罢演风波”之后，姐妹们的薪水多少是加了一点，但这点钱对于飞涨的物价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生活上吃穿可以不讲究，演戏的服装费却是省不了的。当时，剧团里无论大小演员，用于添置行头的费用都要占去收入的大半，薪水较高的主要演员尚且捉襟见肘，何况那些普通演员。难怪闹罢工时，曾有演员号召：老板如果不加钱，大家演新戏就不换行头。
我在这方面的压力就更大了，徐玉兰大姐的“行头好”在业内是出名的，作为搭档，我的戏服要与之匹配，自然也不能差。既要尽量省钱，又要别出心裁，实在是挖空心思，颇费脑筋。我想出一个办法，每次拿到薪水后，先多买一些做行头的基本料子（白胚料）备着，等拿到剧本时，再根据具体人物需要确定款式，染色绣花。平日里，我也会想法淘一点便宜好看的小配饰。记得我设计过一件戏服，深蓝色的丝绒面料上镶着蓝色的水钻，舞台灯光一打，散发着黑沉沉的幽蓝色光泽，非常漂亮。还有被海关没收的进口花边，散落在不起眼的小店里，我看见了就会挑上一大包回来存着。有一次，跑去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家叫“小花园”的店买台上用的头花，七转八弯还差点迷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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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5 21: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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