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眼前仿佛换人间｜解放前后（1947—1952）
一、“明星”生涯
1947年歇夏后，我离开同孚戏院，与陆锦花组建少壮剧团进皇后大戏院演出。皇后戏院位于西藏中路南京东路口，地处上海最繁华的闹市中心，在当时属于一流的越剧剧场，也是过去姚水娟长期驻演的场子。
陆锦花在唱腔上学习支兰芳的老搭档马樟花，嗓音清润，吐字清晰，是当时越剧小生演员中的后起之秀，她在“皇后”老板沈益涛、孙文毅的帮助下组建少壮剧团，班底均已敲定，唯独头肩花旦迟迟未能落实。这时，蔡萸英先生向沈益涛大力推荐了我。蔡萸英原本是姚水娟的忠实观众和老朋友，1938年我刚来上海学戏时，我们就在天香戏院后台见过面。蔡先生独垂青眼，很早就赏识我的演出，姚水娟退隐后，他更是逢人就称赞我，朋友们取笑他又当起义务的“活动广告”来了。
沈益涛到“同孚”看了戏后很满意，当即拍板，盛情邀请我加盟少壮剧团。“同孚”的老板起初不肯放人，经过协调，最后沈益涛出了两根金条（一根金条合十两金子），我才“转会”进了“皇后”。
那时演员进哪个剧场和谁搭档，表面上是合约期满后的自主选择，实则都掌控在各家老板手中。老板分为“前台老板”和“后台老板”，“前台老板”即剧场所有人，或称前台经理，而跟演员主要打交道的则是“后台老板”。“后台老板”是戏班（剧团）的老板或股东，他们出资租下剧场，组建演出班子，掌握着聘用人员、选择剧目的权力，功能类似于现在的演出经纪人。市中心的剧场就那么几家，有些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手中握有多个剧场的租约，对于演出市场来说，就拥有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影响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演过戏的越剧演员，恐怕没有人不知道张春帆、沈益涛等人的名字。对老板们来说，演员就好像是手中的一副“牌”，身价有高有低，有涨有跌，可以对等交换，差价交易。
1947年8月16日,少壮剧团首出大戏《礼拜六》一炮打响，轰动一时。“少壮”的班底很年轻，演员均在二十岁上下，剧团取名“少壮”，就是意在年轻有为，奋发进取。我和陆锦花挂“蝴蝶双头牌”，老生陈金莲和老旦周瑶姬略长几岁，二肩小生金雅楼，丑角屠笑飞，我们六人被称为少壮剧团的“六块牌子”。剧务部先后有于吟、吕仲、陈鹏、徐进、仲美、金风、红澜等，实力不俗。老板沈益涛、策划孙文毅也深谙宣传之道，每逢新戏演出，先展开广告攻势，如剧情介绍、排练花絮、现场点唱等。铁风电台就设在皇后大戏院前台，我们演完戏到电台，此时播音员会对听众说，某某小姐已到，大家可以点唱，同时还能电话订票。
1947年与陆锦花合作，在皇后大戏院成立少壮剧团，《天伦之乐》剧照
少壮剧团上演的都是新编戏，尤其以时装戏为特色，演出剧目有《礼拜六》、《胭脂贼》、《义》、《女伶受辱记》、《新珍珠塔》、《天伦之乐》、《笼中鸟》、《青春误》、《再相逢》等，票房十分火爆。沈益涛原来的设想是每周换一部新戏，票房好的话加演一周，原则上一个戏不超过两周。而实际上，我们每部戏基本都能演满两周，如《国难家仇》、《做人难》、《人之初》、《雪梅风柳》、《弃妇》等戏，均在两周以上。
在《弃妇》中，我扮演一位被丈夫抛弃的妻子，从第一幕哭到最后一幕，标准的一出苦情戏。或许是当时观众喜欢看苦戏吧，演了三十四场，连演连满。大概是入戏太深的缘故，那段时期我心情很压抑，人也瘦了不少。最后一场是全剧高潮，我扮演的妻子在指责欺骗了自己的恶丈夫时，有一大段清板，随着感情的递进，悲愤的情绪达到了顶点，我顺势发挥加了七八句唱词。演出完回到后台，编剧红澜先生特意跑来对我说：“王小姐，今天的演出很感人啊！你那几句唱加得好，丰富了人物的感情。”
少壮剧团开演后不久，我的老师竺素娥和姚水娟相约到皇后戏院来看我的演出，报上戏称此举为（越剧）“皇后”看“皇后”（戏院演出）。我和陆锦花两人的名字扎成红绿霓虹灯，在繁华的夜市中熠熠闪烁，显得分外耀眼。当时，我老师和姚水娟都已经结婚隐退，过着家庭主妇的平静生活。看到老师们来看戏，我十分高兴，拿出当时新潮的饮料“可口可乐”招待，小报上称之为“两代红伶的相会”，不免有前浪后浪新人旧人的一番感慨。“红伶”，我盯着这两个字愣了一下，我真的算是“红”了吗？
“皇后”这段时期，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关键一步。从十二岁离家学戏开始，努力用功，争取唱红一直是我的目标,转眼九年过去了，当这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我却并未感觉到多少快乐。后来，很多人问过我，在那个年代，当一个“明星”的感觉是什么？说实话，我的感觉就一个字：忙。
随着关注度不断上升，随之而来的压力也更大了，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每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早上练唱练功，下午和晚上两场演出，日夜两场之间排新戏，演完夜场去电台做宣传，回家后还要读剧本至深夜。有一天晚上我睡着的时候，忽然哭了起来，惊醒了身边的母亲，原来我做梦还在演戏，正在唱《秦雪梅吊孝》呢。
有时遇到需要特殊“才艺”的剧目，还得临时现学。如在《女伶受辱记》中，我演一个京剧女艺人，要唱一段“戏中戏”，赶紧找了京剧老师教唱，学了一段《玉堂春》和一段《宇宙锋》。演《新珍珠塔》时，我又向京昆老师学习身段，还请了昆曲艺人郑传鉴先生为我量身定做设计动作。那时年轻，精力充沛，一出新戏排上两三遍就能上台演出了。
此外，生活上也无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人际往来比以前多了，也有一些忠实观众由戏迷变成了朋友。当时的越剧观众以家庭主妇和女学生为主，一些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学生组建了一个戏迷组织，称为“文社”，算是那个年代的“追星族”和“粉丝”吧。她们常常结伴来“皇后”看戏，有时会对我的表演、唱腔和服装提出意见；在日夜场中间休息时，还带上纸笔教我文化和书法，大家相处得十分愉快。
随着观众群扩大，观众面拓宽，我必须学着应对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在皇后戏院时，我结识了当时上海滩豪门世家“叉袋角朱家”，朱家是近代民办纺织业创始人朱鸿度家族的后人，以开纱厂和面粉厂起家，曾有“面粉大王”的称号。长房朱斗文先生和太太比较喜欢看我的戏，二房的太太是陆锦花的戏迷，所以一家人自然就成了皇后大戏院的常客和贵宾。
一天，日场戏刚散，剧场的案目（注：旧时经营票务等事项的人员，俗称接生意）说：“王小姐，有一位朱斗文先生和他的太太想来看看你，他们是天天来看你戏的，见一见吧。”那时，观众来后台看演员是很普通的事情，我不在意地说：“好呀！”没多久，案目领着一位先生和三位穿着入时的女眷进来了。彼此客气地寒暄了几句，我说：“不好意思，后台小，没地方请你们坐了。”朱先生说：“王小姐不用客气，我们来看看你就走。”朱太太说：“你晚上还要演戏，很辛苦，我们就不打扰了。明天中午我们想请王小姐来家里便饭，不知肯赏光么？”还没等我开口，案目忙一迭声地答应了。夜场开始，朱家夫妇又连看了第二场。
我性格内向拙于言辞，并不擅长应酬交际，好在朱家人十分热情，他们在皇后戏院包下了一排座位，日夜两场来看戏。朱斗文有六个太太，其中六姨太最年轻，对服饰颇有研究，每逢新戏上演，她总是热心地帮我设计服装和头饰。有一回演出，她觉得我的戏服太素淡，提议加一些小珠片缀在衣服上，可是临时找裁缝改来不及，她就拿回家去，三位太太一起赶了个通宵改好戏服，再派人送到后台。可能是受了家中大人的影响，每逢我演出时，朱家的小女儿也会捧了一把茶壶站在台边，见我一下台，便给我送茶递水，俨然一副小戏迷的模样。
上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后，朱家搬离康定路的花园洋房，住到华山路，靠吃定息过日子，还算安稳。到了“文阁”，朱家自然难逃一劫，此时朱老先生已经过世，家中只剩下三姨太和六姨太，被扫地出门后，她们栖身于华山医院对面的一间汽车房里。那地方本来不是住人的，下雨天会大量进水，两人的生活很困难。而沦为“返动学术权威”的我，房子被占去一大半，工资减到只够维持基本生活，但比她们还是强很多。我很想帮她们一点，但心里又有顾虑，生怕被人说立场不坚定。我安慰自己：“同资产街级划清界限是应该的，但是朱家现在已经没有钱了呀，我去帮帮她们，应该不要紧吧。”
其实所谓的帮助也很有限，无非家里做了好吃的菜，留一点给她们，或是送一些比较紧俏的生活物资等，送的时候还得尽量挑晚上，生怕被人看见再生事端……熬过了那艰难的十年，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联系。在我的艺术生涯中，她们无论是锦衣玉食的豪门女眷，还是遭人冷眼的拮据平民，始终以自己的方式真诚支持着我，这是我始终难以忘怀的。
在演出排练、宣传应酬之余，难得有一点闲暇如星期天上午，我会抽时间去看一些经典的中外电影。和学徒时代看电影以娱乐为主、开阔视野不同，现在我更注重观察表演细节，看其中有没有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用来丰富自己的舞台表演。电影表演的写实风格给我带来了很大影响。此外，每逢有京剧名家在沪登台，我也尽可能不错过观赏学习的机会，特别是梅兰芳和程砚秋两位先生的表演。
记得看程砚秋先生演出《女儿心》时，他已经有点发福了，在台上显得身材魁梧，但跑起圆场时，却如同行走在薄冰之上，轻盈飘逸，令人惊叹不已。我在“皇后”时以演出时装新戏居多，对传统戏不免渐渐有些生疏，一忙起来，练功也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看了程先生的戏，我意识到“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真不是一句空话，想要在舞台上有完美的表现，就必须坚持不懈地刻苦练习。于是我在住处的晒台上又恢复了每天清晨练功的“必修课”，此后一直坚持了几十年。
解放后参加北京总政文工团时，程砚秋先生来看了我们演出的《西厢记》，我们请大师指点一二，
程先生也很坦率，就一些表演细节提出了中肯的意见。他对我说，在“惊艳”一场，崔莺莺和红娘手执团扇有一段扑蝶的戏，莺莺是大家闺秀，注重仪表，不妨加一个吹去手上的蝶粉，手指轻掸衣袖的小动作，并在水袖角上略作拂拭。一语令我豁然开朗，看似一个随意的细节，却体现了崔莺莺娇贵端庄的身份教养和自矜自怜的内心世界，既是一种生活化的体现，也不失戏曲程式的美感。程先生对表演的细腻讲究，对我触动很深，我在后来的演出中，也会化用类似的动作设计。
1955年，我们在南京参加部队授勋典礼演出，没想到程先生也来参加，我和玉兰大姐演“十八相送”，程先生在我们后面演“三击掌”，下场后程先生鼓励我们颇有进步，演得不错。
朱家是梅兰芳先生的固定观众，彼此颇为熟悉，因为这层关系，我看梅先生戏的机会更多一些。梅先生那时已不年轻，但在台上演出《贵妃醉酒》时，举手投足间皆是妙龄女子的娇嗔柔美。有一次和朱家人同去看戏，演出结束后，梅夫人福芝芳招呼大家消夜，她客气地邀请我：“王小姐，一起去吧。”几次之后，大家比较熟悉了，台下的梅先生说话慢条斯理，温和儒雅，一派君子之风。我有时去思南路的梅府拜访，常目睹梅先生在草坪上练唱或舞剑，钻研演艺，从不懈怠。
上世纪50年代初，朱家曾提议由他们牵线，让我拜梅先生为师，梅先生一贯乐于指点地方戏演员，欣然应允。但当时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凡事都必须先得到行政领导的首肯，领导认为：“你唱越剧，拜京剧老师不合适吧。”拜师的事爽约，我一直心怀歉意，但梅先生始终十分大度。1952年我们到北京加入总政文工团时，住处离梅家很近，梅先生常请我和玉兰大姐顺道去吃饭，无论什么时候去，梅家永远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谁都不会觉得拘谨，后来我们俩也不再客套，有时甚至会不请自来。梅先生为人细心周到，知道我们不习惯部队的伙食，每次看到我和玉兰进门，都会悄悄吩咐：“今天让厨房多加两个菜。”我们既能打个牙祭，又能听到众多名流的高论，可谓口腹与头脑的双重“盛宴”。我们回到上海后，每次进京演出，梅先生总会邀我们到家里做客，探讨表演艺术，大师风范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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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5 21: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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