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好风来时篷才张｜初露头角（1942—1947）
一、尝试“单飞”
1942年歇夏时，剧团里有一位类似总务职位的人叫王惠章，他把团里的二三肩演员以及我们这些小学员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临时的演出班子去杭州、嘉兴以及上海郊县的剧场演出。这是我头一回出去“跑码头”，可以说是我“单飞”前的第一次“试飞”。在这个班子里，我是二肩花旦，头肩花旦凌喜娟，小生筱素娥，老生筱湘麟。
初次离开老师，生活和演出上碰到的问题都要靠自己来解决。第一站在嘉兴的寄园剧场，条件比较艰苦，我们住在简陋的后台，生活上诸多不便，因为在上海时，我习惯了跟着老师有单独的化妆间。但这些小麻烦和我们终于有机会独当一面的喜悦和兴奋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二肩旦意味着第二女主角，我平日的勤学苦练终于有了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的机会。
在“寄园”的打炮戏是《盘夫索夫》，我演赵婉贞。戏是熟戏，赵婉贞的戏份也不重，照理是不难演的，但此时我却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我平日学戏时，包括看其他老师的演出，通常只注重头牌角色的台词和表演，而对配角的戏不怎么留心，看的时候也只是粗略带过。如今到了真正要上台演的时候，才发现很多具体的地方似懂非懂，印象模糊。
随团学员和科班学戏有很大的差别，随团学员什么行当都要学都要会，从龙套到主角，靠勤奋看机遇，是一个自下而上，优胜劣汰的成长过程。在科班学戏，往往一开始便由老师根据学员的天赋、资质分派行当：生旦净末丑，分派给你什么你就学什么，有的幸运儿一辈子没有演过配角，出科便唱主角。应该说，这两种学制各有长处，通过这次舞台实践，我发现了自己学戏的“盲点”，于是赶紧及时“补课”。
幸好凌喜娟在剧团时就是二肩旦，我碰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随时请教她，她也毫无保留地热心教我，在细节上一一指点。比如赵婉贞去严府拜寿经过花园时，要用到哪些赋子；严兰贞前来索夫，哪些时候婉贞不便直言，应由丫鬟玲珠出面解释等。
回头去看，这段从六肩旦龙套一步步唱到头肩旦的学习经历，既锻炼了我塑造不同身份、性格人物的能力，更培养了我在舞台上的整体意识和大局观念。等到自己演上主角之后，我也习惯于拿到剧本，先整体通读几遍。最好要找个安静的地方，一口气把剧本读完，有条件连看几遍，把最能感动自己的地方抓住，而不是只看自己角色的戏，只读自己的台词。排戏的时候，不仅关心自己的表演，也注意给配角演员留出足够的空间。戏剧是一门整体的艺术，只有每个在舞台上的演员，都能充分展示他们的光彩，这个戏才是真正成功的作品。
在“寄园”，首先获得观众肯定的是我在《沉香扇》中扮演的丫鬟兰香。那天演完戏，王惠章的妻子乐滋滋地跑来告诉我，刚才在观众席里听见大家都在说，“演兰香的小姑娘勿错，蛮活泼可爱的。”我听了也很高兴，但心里明白，这并不全是我的成绩。《沉香扇》是姚水娟老师的拿手戏，她戏路宽广，善于独辟蹊径挖掘戏份，一人兼演两角，前半场演丫鬟兰香，后半场演小姐蔡兰英。我在“偷师”时，把这两个角色一并学了去，这回正好派上了用场。在演兰香这个人物时，重点是表现出她与小姐之间情同手足的主仆关系，表演上可以略微夸张一些，显示她机敏、热心的性格特征。比如小姐和书童蔡安（徐文秀）在书楼相会，此时小姐的哥哥忽然上楼来，她“啊呀”一声，顿足搓手，围着小姐急得团团转，本来替小姐打着扇子，情急之下，倒给自己先扇了起来。
二肩旦的角色范围比较宽，除了丫鬟之外，还要演一些正旦角色，如《碧玉簪》中的李夫人、《玉蜻蜓》中的张氏大娘等。碰到这类角色，我演起来就比较吃力，我那时才十六岁，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身形又单薄，宽大的戏服穿着直晃荡，根本撑不起来。大姐们笑我，活像是小孩子偷穿了大人的衣服。上台前，凌喜娟大姐关照我，扮演中年女性，你得把步子迈大一点，嗓音压低一点，动作放慢一点，抓住这几点，基本就能过关了。
同时，当看到头肩旦的表演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也会将平日的学戏心得告诉喜娟大姐。如《碧玉簪》“三盖衣”一场，王玉林醒来发现身上披着一件女人的衣服，叫醒李秀英，问她：“这件衣服是你盖的？”此处通常的表演是秀英见丈夫平日里不理不睬，现在突然跟自己说话，心里很高兴，立刻笑盈盈地迎上去说：“是我盖的。”姚水娟老师在这里采用了“打背躬”[插图]的传统手法，先用水袖遮面作欣喜状：“今日他笑颜前来问我，我要是说出这件衣服是我盖的，一定其功不小也！”之后当李秀英说出“是我盖的”，王玉林非但不感激，反而送上一记耳光，一脚踹她在地，李秀英顿时呆坐在地上，一喜一悲的情绪反差突出了戏剧效果，表现出女主角此时此刻内心的委屈。
这种把人物内心潜台词说出来的手法，是姚水娟老师在表演中常用的技巧。又如《沉香扇》中“书房会”一场戏，徐文秀恳求表弟（女扮男装的蔡兰英）让他去河南招亲，蔡兰英却要他在自己面前下跪才肯答应。文秀无奈只能依从，下跪前念道：“小姐啊小姐，我为了你的终身，表弟要我跪在他的面前，你在绣楼之中可曾知道啊？”姚水娟在一边用水袖挡脸，俏皮地接了一句“我早已知道来！”每次演到这里，台下观众总是笑声四起，我在台旁也不禁暗暗叫好。姚水娟的表演擅从细节处抓人心，一句台词既增添了喜剧气氛，也不损害人物性格。我后来重排“书房会”一折时沿用了这段表演，许多观众或许不知道，“原版”正是出自这位前辈老师。
又如在“盘夫”中，当严兰贞进了书房，以“背书”为名，要复述她在门外听到的曾荣身世时，曾荣冷淡地表示：“你只管背，我是掩耳不听。”姚水娟老师在这里为严兰贞接了一句念白：“怕你不听？！”这句台词符合严兰贞娇生惯养的强势性格，并凸显了戏剧冲突，我后来也沿用了这个处理。
类似的表演细节我都会向喜娟大姐提出，她也乐意接受，马上在演出中改进。我们相互帮助，合作得非常愉快。回到上海后，我大多数时间依然跟着老师竺素娥辗转于各家戏院，有时也到别的剧团短期搭班，在上海“民华楼”等处演出，观众的反响都不错。
1940年代，生活照
1944年6月,我随老师进了天潼路的河北大戏院，成为王杏花的二肩旦。从学徒时期，王杏花大姐就是我学习和模仿的对象，这次同台演出，更是观摩提高的好机会。王杏花有一出拿手好戏叫《叶香盗印》，原名《七星剑》，是个传统老戏，她将上下两本浓缩为一本，故事主线集中在丫鬟叶香身上，“盗印”一场精心设计了整套身段动作。每次演到这一场，我都到台侧仔细看，将表情、身段和舞台调度默记在心里。后来我扮演《信陵公子》中的如姬时，“盗符”一场也借鉴吸收了王杏花大姐的表演。
王杏花大姐虽然是前辈，但在我这样的后辈演员面前十分虚心，不耻下问。《叶香盗印》里我演小姐谢素珍，她化完妆反复端详了几次，又看看我，问：“我这个丫鬟是不是显得太高大了？你帮我看看怎么上了台能显得更小巧一些，更像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
1944年年底，王杏花大姐结婚离开河北戏院。老板为缺少头肩花旦发愁，找我老师商量，老师说：“不用找别人，文娟可以顶上去。”老板担心地问：“王文娟？她能挑得起这副担子吗？”老师说：“挑得起，我有把握，你如果不放心，她的包银从我的薪水里扣，我保证她能够胜任！”见老师如此坚决，老板同意让我试一试。
老师后来对我说，她之所以这么有把握，一是我在河北戏院唱二肩旦的这段时期，已经小有名气，积累了一定的观众基础；二是老师知道我这些年勤学苦练，会的戏已经不少，就是还缺少演主角的机会和信心。老师平常虽然话语不多，却一直默默关心关注着我的成长。
这是我第一次演上头肩旦，又是和老师这样的名小生合作，心里非常紧张。老师不断地鼓励我，为我打气，说：“你可以做到的，不要怕，不会的我教你！”她夜戏下来，就给我说第二天的戏，对一些重点场次如“写状”、“归宁”、“三盖衣”等，她都仔细替我抠戏。要求我一招一式一字一音，都要与人物的思想感情联系起来，细致入微地刻画角色的内心世界；并一再叮嘱我，每场演出务必要做到一气呵成。讲完戏，我一个人继续排练至深夜，总要老师反复催促才去休息。躺在床上，再把老师指点的关节默想上几遍，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1949年与徐玉兰合演《贩马记·写状》
我和老师合作的第一出戏是《贩马记》，我演李桂枝。这出戏我并不陌生，老师和其他名旦演出时我经常看。开场前，老师又将人物的感情、身段动作反复一一指点，我自认为都已经烂熟于心了，可是到了台上，我眼睛里看出去的赵宠，依然还是我的老师，而不是戏中那个新婚的夫君，怎么也入不了戏。比如桂枝要丈夫替她写状，赵宠故意推托，桂枝激他说:“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赵宠说：“写是会写的，只是无人磨墨！”趁机要求妻子替他磨墨。等他写完状纸，桂枝说：“状子是有了，可是我不会告状呀。”赵宠说：“我来教你！”拿过状子顶在头上，单脚跪下叫了一声：“大老爷，冤枉呀！”此时桂枝一把拿过状纸，学着丈夫的口气说道：“来呀，带去收监，明日早堂听审！”转身调皮地用食指点了一下丈夫的额头，掩口一笑下场。这一场戏，除了要表现桂枝替父申冤的苦情外，还应该在细节中体现新婚夫妻的亲昵甜蜜，但我怎么也演不出来这一点，语气身段都显得生硬。下了戏老师找我谈，一语说出了我心中的顾虑，她说，上了台便不分老师和学生，只有角色和人物，演戏时一定要做到心无旁骛，才能够全力投入。她觉得这是我舞台历练不够的表现，演出实践多了便会改善。
我在台上演戏时，老师一边仔细观看，一边记下演出中的问题。比如演完“三盖衣”，老师对我说：“你在第一次盖衣时，不要一拿到衣服就表现出害怕的样子，此时你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王玉林会受凉，本能地想拿衣服替他盖上。所以前面几步路你要走得快一点，等到走近时，想起他平日对你的冷淡态度，脚步才不觉放慢下来……”这些细节上的提点，让我体会到名师大家的名不虚传，如果不是这样的密针细缕、精雕细刻，戏又怎么会好看呢？老师把自己总结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我，令我受益终身，后来无论我演什么戏，扮哪类角色，想起老师教我的表演心得，常有一种温故知新，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河北大戏院的这段时间，我和老师演出了《盘夫索夫》、《沉香扇》、《碧玉簪》、《梁祝哀史》、《贩马记》、《玉蜻蜓》、《孟丽君》等戏，几乎囊括了所有的越剧传统名剧。那时我才刚满十八岁，现在回想起来，当初还真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演完几场后，在后台遇见老板，他笑呵呵地对我说：“王小姐，这几个戏演得勿错，观众反应蛮好。”那时的剧场不比现在，喝彩和鼓掌都很少见，老板这几句话，也算是我得到的一种肯定，我心想，总算是没有辜负老师的信任。虽然只是临时顶替一回头肩旦，但这一次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
1945年4月,我跟着老师进了同孚戏院，成为小白玉梅的二肩旦。小白大姐性格开朗，待人豪爽热情，她的嗓音亮、戏路宽，演戏不拘泥名分地位，很爱演反派角色。演《贩马记》时，她喜欢演二路角色继母杨三春，把主角李桂枝让给我演。又如演《妻党同恶报》，她演继室田氏，让我演主角柳氏。她总说：“妹妹，这角色我不爱演，你演吧。”她觉得正角不如反角、泼旦豁得开。我既有机会演正派主角，又能观摩她反派角色的表演，一举两得。很感谢这位直爽开朗的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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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9-13 21:3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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