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活动我多年都不参加了,因为对京剧现状,我的看法很悲观,说一句极而言之很难听的话,京戏“没戏”了。但是纪念马先生艺术百年,开这样一个座谈会,还是很有意义的事儿。说马派是怎么形成的,这可是个大题目,我没有资格说,只能从一个马老先生的忠实观众的角度,谈点个人的感想与看法,算作抛砖引玉吧。
我是从1932年,我周岁10岁那一年开始看马连良先生的戏的。正是那一年,因“九一八”事变,我从东北迁居到到了北京,除了有一段时间老先生在香岗什么的,那咱们是看不了,而只要先生在北京、在天津演出,我都会去看,应该说是老先生几十年一贯的忠实观众。
先说个笑话。我在50年代结识了一位李先生,他是搞古玩鉴定的,喜爱京戏,跟王幼卿特别熟。我曾跟这位李先生学了不少王派的旦角戏,比如他和我说过,幼卿先生说《四进士》的旦角坐监时原来有一大段唱,应该怎么唱,他就告诉过我,算是个五六十年代我同好中的熟人,而这位李先生和我父亲也有一点来往。文阁后有一次我见到朱家溍(朱老跟我很熟,比我大8岁,见的比我多得多,他是老北京),朱老说,我告诉你一个笑话,就是这个姓李的,曾在我父亲那里“告状”,说你那个儿子吴小如不孝顺啊。我父亲听了一愣,说,他怎么不孝顺了?这位李先生说,他捧马连良嘛)看,在他看来,我喜欢看马先生的戏,就成了一条“罪状”。而且和孝顺不孝顺大有关系。还是朱老亲自告诉我,结果是,我父亲当时回了他一句,说,我也爱听马连良的啊!于是这位李先生悻悻而去了。
提起看马先生的戏,真是说来话长。我长住天津期间,马先生到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一期演下来可能是两个礼拜,也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更长,几乎我是差不多每天都看。记得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天津租界晚上戒严。中国大戏院有马先生的股份,当时经理是孟少臣,一戒严没人看戏了,班底维持不了了,中国大戏院“底围子”没饭吃,就商量把扶风社请到了天津。进了租界,夜里不能唱,只能在白天唱,唱了大概一个来月。扶风社除了叶盛兰没去,其他几位角儿都去了,旦角是张君秋,武生是马春樵和马君武他们爷俩,花脸是刘连荣,二路是李宏福,小生呢,就是姜妙香姜六爷,其实姜六爷和马先生是老搭档。那会儿报纸也不能正式出版,戏园子广告也没法出预告,有点像广和楼富连成那性质的,只要打上门口儿过,看看今天贴什么戏,临时买张票就进去。反正通常都能维持五六成座儿,马先生有叫座儿能力嘛!记得那一段时间正放暑假,外头又乱,租界上倒是比较安定,只要我没事,从那儿门口过一看,今天这个戏值得看,就买张票进去。所以那一段时间夜里不能演,就白天演,吃完午饭去,回家吃晚饭,就经常是看那么一下午。
那一段时间我看了很多马先生的冷戏,后来再也不唱的这些个戏。我们可以想一想,那时候每天都有戏,一唱唱个把月,哪能天天都《借东风》、《清风亭》啊?那不行,也用不着那么大块戏。比如像唱的《调寇审潘》、《清官册》这些戏,也都看了不止一次,不觉新鲜了。再比如像马富禄反串老旦的那出《焚绵山》,也唱了。说新鲜的,我看过一次马先生的《捉放曹》,这个《捉放曹》大家都知道是谭老板的戏,后来是余(叔岩)先生唱,马先生戏码里没这出嘛。路过戏园子门口,一看,贴出来了,就买票进去,看看这马派的《捉放曹》。马先生这出《捉放曹》,走的基本还是谭派的路子,可是有一样,演出来却处处体现出马派的特色。另外,马先生唱的《洪羊洞》我也见过,也是演出来有自己的特色。我认为,这也是一种创新,创新有各种创法,不一定非得编个新戏,非要搞一个冷门儿,不一定说什么都重新来,唱过的腔儿我就不唱了,要编一个新腔,或者搞一个新本子,我以为这个不叫创新。当然,马先生也有“爆冷门”的时候,比如先生刚从香岗回来,在天津演出,正赶上搞“三反”运动,戏园子不上座儿,结果跟张君秋贴了回《霸王别姬》。当年还跟王长林合演过《连环套》什么的,但这都属于临时应对的性质,都不算是正规马先生艺术的体现。
要说马派怎么形成的,还得说是谭派打的底子。《失·空·斩》是谭派经典,晚年马先生在台上没演过,可录了一整出的《失·空·斩》,现在这个录音还广为流传。真正的行家听了马先生这出戏,觉得是《失·空·斩》,可却是马派风格特色的《失·空·斩》,这就叫创新。像《焚绵山》、《打严嵩》这些都是马先生常唱的戏,后来《焚绵山》也不动了,太累,这个戏太重了。一般的都认为这是马派戏,其实,这两出戏都不是马先生独家专演的戏,马先生演出来有他的特点,也就成了马派代表作。
说起马派形成,还得说马先生的二次坐科,富连成的别人没有他这个经历,出了科就自己挑班或搭班走了。马先生却是出去转了一圈儿,又回到富连成二次在科里深造。可这次的深造,不是说把什么《审头刺汤》、《清风亭》再深造,那个他都会了嘛。主要是科里边边沿沿的那些戏,比如说“八大拿”的施公怎么唱,哪出戏里不相干的角色,二路也好,三路也好,只要是老生的角色,只要是这个戏以前不熟的,凡是老生能动的戏,甚至有武生应工的戏,马先生都学,他这种勤奋好学不拘一格的精神,实在是非同一般。就这样从量的深入,得出质的成就,你要是没有大量积累,会的戏少,就提炼不出来精华。
马先生在20
年代就唱红了,当时的情况我是没赶上,但有一样儿,我听过唱片。马先生20年代初灌的百代公司的唱片,大中华的唱片,还有老胜利的唱片。那个时候报纸上都说,马连良的嗓子,唱起来只能够用“趴字调”。比如《珠帘寨》三个哗啦啦……,应该是一个比一个高嘛,但他没有那么高的嗓子,三个都是平的,但人家把那个戏也唱了。话说回来了,要是“趴字调”嗓子的另一位也灌个唱片,大概就没人要,可是马先生有销路,人家照样买,这唱片的销路说明演员受欢迎的程度多高,这个很重要。这次出马先生的唱片集,说不客气话,我是略微尽了一点力的,唱片集里头我附了一篇文章,说马先生在早年,1929年,就是马先生老提的民国18年,可以说是一个他舞台生活的一个大转机。实际上,他的嗓音1928年已经开始好起来了,1925年以后就陆续见好了,从25年到29年,嗓子整个就出来了。然而在1925年以前灌的那些个唱片,那个嗓子要是别人唱,别说唱片有销路没销路,台上演出也不一定有人看。可那个时候马先生是怎么要求自己的呢?我嗓子不好,就走两条路。一个是余叔岩先生开始走过的这条路。余先生在早嗓子没出来的时候几乎没法唱戏了,甚至变票友了,搭“春阳友会”玩儿去了。那时候余先生的嗓子也坏过,可以说是不行了,余先生走的这个路,也就是后来马先生参考走过的路,他也这么走。余先生走哪两条路?一个就是咱们演做工戏、演“白口”戏,嗓子不行,咱在表演上下功夫,台上侧重于表演、侧重于念白。一直到60年代,回过头来看,马先生的好多好多保留剧目,都是年轻时由于嗓子不好,走另一条路形成的马派艺术经典。当时走的还有另外一条路,就是演靠把老生,后来先生年纪大了,这条路没有继续走。老先生早年唱靠把老生戏,像《定军山》、《阳平关》,走的都是谭派正宗的路子,说句不客气的话,这早在谭富英、谭元寿他们父子之前吧。为什么敢说我是马先生的忠实观众呢?我见过马先生唱的《战宛城》,当然,这个戏谭老板演过,余叔岩先生也演过,在余叔岩以后,杨宝森、奚啸伯大概我看他们就动不了,这出戏据说谭富英跟丁永利老师学过,但演没演过,我就不知道了。我看马先生唱这出戏,是在天津中国大戏院,就演过一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人就将马先生的军,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老演靠把戏么?到中年以后你怎么就把这靠把戏都收起来了,不演了呢?其实马先生演过靠把戏,我看报纸,有一年马先生在东北就贴了《定军山》、《阳平关》,这个都有案可查。
再说说演唱工戏。也是在中国大戏院,别说是马先生了,就连后来杨宝森也难免遭遇,怎么?
看戏的不懂戏嘛。我见过一次马先生贴《洪羊洞》,那一段“自那日朝罢归”的[快三眼]唱完了,底下观众就起堂了。别说马先生唱这出戏,到了后面的
[散板] 就没人听了、走了,杨宝森也是如此。
有一年,我跟我父亲的一个学生,都是戏迷,相约去看杨宝森,那时正是杨宝森挑班唱头牌,戏码是前头《击鼓骂曹》,后面《洪羊洞》,也是唱完“自那日”以后就起堂了。到最后,中国大戏院前排就坐着两个人,就是我跟我那朋友,杨宝森台上一看,就两个观众了。最后到了见“魂子”[散板]那点儿,我那个朋友说,你听听,这个才叫一字一珠呢,唱的真好!杨宝森其实就想,我就是给这两个人唱的。其实马先生贴《洪羊洞》也是怄气,他贴了一次《洪羊洞》,但也是“自那日”以后就起堂了,不是马先生没镇住,是唱《洪羊洞》的主儿碰上不懂戏的观众了,唱完了[快三眼]也都起堂了,别说天津,北京也如此。
现在捧杨宝森捧的不得了,那个时候我看杨宝森老是三成座儿,就是前排一小撮人,那也得唱。说实话,马先生就连1937年在中国大戏院为了维持班底,每天演不重样儿的戏,维持了个把月也没有到三成座的地步,至少有八成座、五六成座,你临时买票,太好的票常常就没有了,那我也看。
我几岁的时候就是戏迷,看马先生的戏应该说从1932年我10周岁开始的,那时候的北平,北城没有园子,西城则有哈尔飞,东城就是吉祥,南城可就多了,有华乐、开明、中和什么的,马先生那会儿是三面转着唱。看马先生的戏,我一直看到他60年代演《杜鹃山》的郑老万,要说我看过马连良多少戏,真是数不过来,相当相当多就是了。但也有没看到过的,那就是马先生嗓子最好的时候,那时,他不但是演他自己本派的戏,也学刘鸿声,唱过刘派戏,现在有唱片为证,比如《辕门斩子》,就是当年他经常唱的。带一点武打的戏,中年时马先生也唱,比如《翠屏山》,至于《磐河战》这类戏,更是马先生经常上演的剧目。
马先生在台上,从唱腔到身段,到念白、动作,到一切的表演程式,都有他自己的东西,要不然成不了派。可是这里面还有个打根基的问题,他在科班打下的根基真是太深厚了。我体会,从喜连城到后来的富连成,给坐科学生打根基的不外乎是这么几位老先生,首先是叶春善先生,萧长华萧老也是什么都说、什么都教,后来的雷喜福出科以后也在科里教课。还有些“喜字辈”、“连字辈”的也在科班里效力、教课,都挺有名的。如有一位演老生的叫王喜秀,艺名叫金丝红,演谭派的,跟雷喜福是一科的;再如“连字辈”跟马先生同科的,有两位什么戏都能说的,教武戏的叫王连平,教文戏的叫张连福……就是这些老师给富连成坐科的学生打下了很好的根基。根基的基础在哪里?那时是谭派风行天下,舞台上几乎是无生不谭嘛,可实际上当时的科班,包括后来的中华戏校,咱们就说老生行,没有说上来我就是学这派的,没有。包括我这个外行学戏,也是没有一上来就学这派那派的。
这又说到我学戏的经历了,因为我是教书匠,教着教着我就觉得,我光看戏并不是真懂戏,而要想真懂戏,自己就得学戏。
打由我父亲的朋友这层关系,我结识了不少懂戏的人士,向他们请教学习,比如朱家溍先生、张伯驹先生、还有天津的一位王禹生先生,我都跟他们请教过。最后,我找到了中国戏校的钮骠和贯涌。那时贯涌要跟我学中文,我说行,我跟你交换,回去跟你们老爷子(贯大元先生)说,我跟老爷子学戏。就这样,我跟贯先生一直到“文阁”前,先后学了14出戏。天津有个老票友韩慎先老先生,跟我父亲是熟人,也是世交,也和他学过戏。我总的体会是,你对京戏的感觉和理解,学了跟没学就是不一样。我有个不成文的章程,觉得自己是个教书匠,教书得教古文古诗,可你自己要是不会做文言文,不会写古诗,就去教,那就是瞎白乎。所以,我也就学作文言文,学作旧体诗。我并不想成为古文家,也不想成为诗人,但是我要学,学了知道这个诗应该怎么作,这个文章应该怎么作。后来我把这个道理延伸到戏里,我也得学,学了以后知道这个戏怎么唱,这样下来,就比光坐台底下看戏稍微明白一些了。
要让我看,马先生在科里他最好学,我看马龙写的那本书里有一个故事挺有意思。唱《斩黄袍》他演苗顺这么个配角,还自己加唱了段【剁板】,里头还有点新鲜花样,与众不同,这就是马先生的天赋。首先是他聪明过人,在传统的框架里面他总想找点新的东西来充实,但是有一样,那个旧的框架,原有的框架你得会。我现在教学生老说,你们老是一来就打破框框打破框框啊什么的,我要问,你知道那个框框在哪儿呀?你得先知道哪是框框,再打,不知道这框框在哪儿,瞎打,打了半天,把好的也都给打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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