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刘还是尊曹?
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在《东坡志林》里提到这样一件事:当时有些人家的孩子,如果顽皮得太厉害,让大人头痛,就给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去听人说古话(类似于现在的说评书)。有时说三国故事,这些小孩如听到刘玄德打了败仗,就有掉眼泪的,如果听到曹操败了,就又唱又笑,非常高
兴。
苏东坡讲的这件事,向我们提供了两条信息:一是北宋时民间就有了说三国故事的,一是那时人心中就喜欢刘备,反对曹操,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拥刘反曹”。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拥刘反曹”也是这部书的主导倾向。在一般受过《三国演义》熏陶的民众心中,刘备虽有时显得窝囊,还有点假,但总体来说是好人;曹操虽然能干,有时还挺豪爽,但他是白脸奸臣,是坏蛋。同样,他们各自或直接或间接建立的政权,蜀汉政权,是好的,诸葛亮、关羽、张飞都在这边,应该歌颂,希望它打胜仗;曹魏政权不好,可惜没被诸葛亮领兵消灭掉。总而言之,刘备和蜀汉政权在民众心目中高居在上,曹操和曹魏政权不能和前者相提并论。
这就是“拥刘反曹”,今日民众心中有这样的观念,《三国演义》的极力宣扬起了重要作用。但从陈寿的《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写成前的一千多年间,却并非一直如此,曹操和曹魏政权一度还占过上风,这也有个说法,叫“帝魏寇蜀”。从“帝魏寇蜀”到“拥刘反曹”,也有个过程,这里把这过程简单说一下。
先说西晋,陈寿写《三国志》,前面说过,是以曹魏为正统。比如说,给魏国几个帝王写生平,叫“纪”,相当于《史记》中的本纪,给刘备、刘禅写的,就叫“传”,相当于《史记》中的列传,规格就不一样。《魏书》里提到刘备,就直呼为
“刘备
”,反过来,《蜀书》里提到曹操、曹丕、曹睿等,就要称曹公、文帝、明帝,等等。总之,《三国志》里曹魏处处压蜀汉一头。
陈寿这样写也是不得已,西晋是承曹魏而来,要表明西晋正统,只能以曹魏为正统。而且说起来因为蜀国是陈寿的故国,陈寿在《蜀书》里写到刘备、刘禅时,还要称先主、后主,还算比较客气,至于吴国那些君主,陈寿即使在《吴书》里,也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如权、亮、休、皓等,比蜀国又等而下之了。
但西晋很快灭亡了,司马家族由中原窜到江左,建立起东晋,这时他们的处境与蜀汉有点像,所以这时史学家习凿齿写《汉晋春秋》就改“帝魏寇蜀”为“尊汉抑魏”,号召大家恢复中原。
到了唐朝,情况又翻过来。唐朝是李氏从西北进入中原立脚,发展建立起来的,就以曾同样在 中原立国的曹魏为正统。如唐太宗就写过一篇
《祭魏太祖文》,对曹操大加赞颂。
宋代的情况有点复杂。先说北宋,官方是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有一次到曹操家乡,见曹操庙破旧,便命官重修。大文学家欧阳修写《魏论》,也主张以曹魏为正统。但是民间的情况又是一样,从这篇开头提到的苏东坡讲的那件事来看,民间是拥刘反曹的。到了南宋,情况又变了。南宋偏安,像东晋,也像蜀汉,于是又得尊汉抑曹。重修刘备庙、诸葛庙,希望能有关、张、孔明一流人物出现,来抵御外侮。陆游在一首诗里写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得建业倅郑觉民书》),把伐金写作“讨曹”。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里,又重弹起习凿齿写《汉晋春秋》的老调。与此同时,北方的金王朝则大捧曹魏,年年到漳河岸上给“曹操疑冢”扫墓。
其实,无论是捧曹还是捧刘,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西晋、北宋立国于中原,自然要尊也曾立国中原的曹魏为正统。再者说曹丕篡汉,几十年后,司马炎照方儿抓药,又篡了魏。而北宋赵匡胤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也不大光彩,有点像曹丕,因此在西晋或北宋如果有谁再指责曹魏政权来得不地道,不是有意让当局难堪?至于东晋、南宋,偏安一隅,自然愿意以蜀汉自比,好打起恢复中原的旗号。
元代的情况又有些特殊。异族政权的残酷统治,使南宋“拥刘反曹”观念中隐有的民族意识,到这时更为发达起来。所谓“人心思汉”,蜀汉政权也成了汉民族的象征。这时出现的元杂剧和《全相三国志平话》,对曹魏都毫不客气地大贬特贬。到了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将此大加发扬,凭着它超卓的艺术感染力,将“拥刘反曹”的观念输送到民心深处,此后便是铁案如山,几百年压得曹操翻不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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