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在《群英会》饰演曹操
对传统艺术的挖掘创新、改编升华是袁先生舞台艺术的一大特点,而一些不拘一格的即兴发挥更加突出了袁老多变的表演风格。袁先生曾主演过一出名为《春秋笔》的传统戏,内容讲述的是北魏年间,檀道济抵御外寇的故事。袁先生在戏里饰演檀道济。当时正值Ri寇入侵我国,未能拿起刀枪的袁先生沿用自己编词、加唱的习惯,在檀道济巡营鼓舞军心时说了这么一段道白:“即当奋勇杀敌,如今你们不能忍受一时之苦,可怜的百姓必受那刀兵之苦,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岂不做那亡
国的奴隶!”话音未落,剧场内便响起了如雷的掌声。事后袁先生回忆道:“好的文化艺术要突破传统,结合现实才能实现自我突破,那次掌声是我从艺来最热烈、最有价值的掌声,它超出了艺术欣赏的范畴。”
不仅有对作品的创新,袁先生的即兴表演更是令人拍案称绝。在他未出科时,曾在《长坂坡》中饰演一个逃难的龙套角色。在台下,他便与其他几位龙套商量好了,当他在“急急风”的鼓点节奏中颤颤巍巍地跑上台后,一头便栽倒在台口,接着在跪蹉步中由后面上场的演员扶下了场。此时台下一片喝彩,“好戏!”“好逃难的!”不绝于耳。
1948年,他加入李少春创办的起社,开始了他与李少春的长期合作。在《野猪林》一剧中,袁世海对鲁智深的唱、念、做、舞进行了精心地设计,丰富了花和尚的艺术形象。
架子花脸一般以配演为主,主演的大戏较少,但甘为配角的袁先生却默默无闻地用自己出色的表演让主演的形象更加光彩,同时也显露出了他本人高尚无私的思想境界。
周信芳先生曾在上世纪30、40年代与袁先生合作演出过。周先生晚年与袁先生分处上海、北京两地,他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再与袁先生这样优秀的坐场花脸同台合作了,他自己感叹道:“与袁先生同台要提着神,一不小心就被他压下去了。”马连良先生首次与袁先生同台时,后者还是个未出科的孩子,坐在官凳上的时候脚都无法着地。但马先生当时便发现了袁先生的才华,只恨其当时年纪尚小,无法随他的剧团辗转演出。等袁先生出科后,二人终于合作演出了《四进士》、《群英会》等经典剧目。梅兰芳先生对袁先生也是格外关爱,再赴日演出时特邀袁世海出演拿手戏《霸王别姬》中的霸王。
1949年,经田汉、马彦祥等倡导,李少春、袁世海的起社与叶盛章的金升社合并,成立了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成功地排演了翁偶虹改编的《将相和》(袁世海饰演廉颇)。1952年,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全体加入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京剧团,袁世海任副团长。该团后改为中国京剧院,袁世海历任二团、一团副团长、中国京剧院副院长。他在中国京剧院工作期间,与李少春等合演了《将相和》、《野猪林》、《响马传》等剧,还排演《黑旋风》、《桃花村》、《除三害》、《九江口》等以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丰富了花脸一行的唱腔和表演。他与马连良等合演的《群英会》、《借东风》(饰曹操);与李少春、杜近芳等合演的《野猪林》均被拍成舞台艺术片。此外,他还致力于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他在《白毛女》、《红灯记》中分别塑造了黄世仁和鸠山两个反派角色,在全国颇有影响。袁世海曾多次随中国艺术代表团赴国外演出,他的演唱征服了海外的观众,为中国戏曲在国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袁世海在舞台上,形象魁梧,工架丰满;念白讲究,有力度;唱则吸收了铜锤花脸的发声方法,充分调动共鸣部位。他在几十年的艺术实践中大胆突破传统京剧中的模式,开创出了不少新戏留给
了后人,成为了京剧艺术中的瑰宝。
袁先生的《九江口》、《野猪林》、《黑旋风李逵》、《西门豹》是梨园行中的一份财富,他在创造新戏的过程中大胆突破,将“架子花脸铜锤唱”的技法又推进了一步。他的扮相魁梧、动作稳健,刻画人物细致入微,能抓住角色内心活动,揭示人物特征。他在继承“郝派”剧目和演唱风格的同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利用“郝派”的艺术创作手法,创造了众多的剧目和角色,使“郝派”艺术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如郝寿臣强调剧情的合理性和注重人物性格的塑造,他就在塑造曹
操、张飞、鲁智深、李逵等人物时,注意从原著中体验人物性格和身份,把握剧中人物的内心冲
突,相应地设计唱腔和身段动作,而绝不单纯卖弄技巧,因此舞台形象深入人心。这突出表现于他对曹操这一人物的理解和塑造:他在继承郝老师对曹操脸谱和服装改革的基础上,又创造了许多曹操在各种情境下的步法、身段和唱腔,在突出表现曹操奸诈、枭雄的同时,同样突出地表现了曹操既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文学家、诗人这一特殊人物的复杂心态。他塑造的曹操,在《群英会》中上场那踌躇满志的台步、《横槊赋诗》中那半醉半醒、吟诗作赋的宰相风度和《华容道》中那层次分明的“三笑”,足以使观众倾倒。
袁先生在“方便”时,他习惯一边“方便”一边看书。看什么书呢?是本从上世纪30年保存下来的《三国演义》,纸页发黄,边角也卷起来了。他经常从洗手间出来把翻开的《三国演义》递给我的好友徐城北说:“你看——你看,写得多好!”随即便背诵起来,不是文言文的那种吟诵,而是戏腔戏调的吟唱。据说那是演《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和曹操纵论天下英雄的时候,几乎念的就是《三国演义》的原文!半文半白,似通非通,但情绪一“对”了,观众不仅“懂”了,而且还被感染了!这,似乎就是民俗文化的魅力所在!袁先生就是这样认真翻阅、背诵、研究了《三国演义》几十年。
有一回,袁先生说起他在《英雄会》中的出场:“我师爷爷黄三,出场时是穿帔,拿着本翻开的书,信步走上,锣鼓也没什么特殊。到我师傅,这地界儿还是这样出场。我呢,跟师傅是这么学的,也这么演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文革ge’后期,剧院事情不多,我在家里闲着,于是就偷空重读起这本《三国演义》——我琢磨着曹操上场的四句唱,其中有为了‘(铜雀)二美’的字样。我一想,这样可不对了。按照新的观点,曹操是那个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大诗人,他下江南难道就为了掠夺‘二美’么?”袁先生站起身子,一边在屋子里踱步,一边思索着说:“我修改了唱词——还是四句,但不是为‘(掠夺)二美’了;更重要的,我要仔细研究曹操的出场方式——不能像新编剧目那样,让主人公一上来就唱一大段,把心里所想的都明白告诉给观众——那么一来,一是没戏了,二也不是京剧了。何况曹操在戏里不是主角,那么大唱一通就抢了诸葛亮的戏了……”袁先生最后说:“我想了很久,最后心里一亮:我用脚步把‘这一个’曹操给观众‘走’出来!于是,反复实验,才出现如今的‘涮八字儿’。”袁老先发明出“新的脚步”,等脚步“有了”锣鼓跟着变了;等锣鼓变了,脸谱也跟着变了……于是,整个曹操的思想和性格的贯穿线,也和从前的大不一样了。
1983年夏天,袁先生所在的中国京剧院一团在大庆慰问演出,大轴为《华容道》。饰演关羽的年轻演员郭玉麟二目圆睁、气度不凡,但当和“曹操”一对眼神之后——糟了!曹操虽衣衫褴
褛、形容枯槁,然而一双眼睛却不怒自威。关公倒失去了神采,顿生畏怯,奇事!关公为何怕了曹操?当小郭走进侧幕与导演细说经过时,老导演才微笑作答:“一点也不奇怪。谁让那曹操是袁世海演的!”袁老对曹操呼之欲出的刻画还体现在一些细节之上。上世纪50年代后,袁老通过研究历史、重读《三国演义》,认识到曹操既是枭雄又是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文学家的特殊身份。于是他特意在曹操的脸谱中揉入了一丝红色,让不同于严嵩、秦桧之流的“多面”曹操出现在舞台之上,赢得了“活曹操”的雅号。这与他平时努力刻苦学习和研究《三国演义》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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