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铡美案》是戏曲名剧之一，许多剧种都搬演这一题材。陈士美停妻另娶，秦香莲千里寻夫，黑老包怒铡驸马的故事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的，而这一人人皆知的内容竟能久演不衰。应该说，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戏曲艺术的观赏功能。
京剧《铡美案》的演出历史也是很长的了。从晚清的花脸名家穆凤山、刘永春到金秀山、金少山父子，裘桂仙、裘盛戎父子都擅演此剧。本世纪初，剧评家说到刘永春演《铡美案》时，有“刘永春演此，气旺神流，尊威严重，真有凛凛不可犯之慨”的赞辞，可见威严凝重、铁面无私的包拯的舞台形象是早已深入人心了。
从剧本上分析，《铡美案》无疑是带有强烈的人民性的优秀剧目。它塑造了一个孝敬公婆、体贴丈夫、抚养子女的善良的农家妇女秦香莲的形象，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几乎集于秦香莲一身。特别难得的是，当丈夫抛弃她甚而干出杀妻灭子的罪恶勾当时，秦香莲没有甘受凌辱，而是据理力争，层层上告，做出勇闯宫闱、陈情相府、开封告状直至与处于封建王权顶峰的皇姑、国太当面抗争。即使是对恩相包拯，她也来不得半点调和，她敢于用“官官相护有牵联”、“屈死我也不喊冤”的警句刺激龙图阁大学士，终于促使包拯痛下决断，铡死了忘恩负义的陈士美。秦香莲该是一个多么温柔贤淑而又坚韧刚烈的女中豪杰！
与秦香莲的形象相匹配，剧中的包拯也是有血有肉、性格丰满的。只要用《铡美案》和一些传统的包拯戏相比较，就不难发现，《铡美案》中的包拯更有人情味，更有多个性格侧面。他不象《打鉴驾》中的包拯那样一往无前，理直气壮，也不象《探阴山》中的包拯那样纵横阴阳，所向披靡，更不象《打龙袍》中的包拯那样忠孝当先，君君臣臣。《铡美案》中包拯的性格主线是正义、善良，而在这“主线”的枝枝蔓蔓上，却显露着包拯的刚直、幼稚、急躁、深沉甚而包括软弱这样的多种性格特征。说包拯刚直，那是在他骤遇秦香莲告状的时候。耳闻陈士美杀妻灭子，包拯怒不可遏，他一方面迅即命王朝去诱陈士美来开封大堂赴审，一方面要秦香莲前去写状。孰料“状告当朝驸马，（状纸）无人敢写”，包拯当即吩咐马汉：“哪个不写，抓来见我！”这是绝妙的一笔。因为戏才开场，矛盾冲突的一方秦香莲、包拯等已然登台亮相，而以陈士美为代表的另一方尚未露面。可这些皇亲贵戚虽未露面，其官高势大、位压朝野的态势就已显露出来。秦香莲要到包拯那里告自己的丈夫，可因为丈夫是当朝驸马，连状纸都没有人敢于代笔，驸马爷的可怕当是可想而知。唯其如此，才愈益显出秦香莲告状的勇气，愈益显出包拯断案的艰难。这在山雨欲来之前的一笔，顿时把气氛烘托出来了。包拯的“哪个不写，抓来见我”实际上是矛盾双方的首次交锋，未露面的陈士美凭着皇家势力，不必直接授意，下面就无人敢与他做对，而包拯坚持写状，不写就要抓人——抓的是不肯写状之人，矛头显然对准的是当朝驸马了！
“一公堂”上，包拯对陈士美好言规劝，这既表现包拯的善良，也露出了包拯的幼稚。包拯认为晓之以理，责之以义，陈士美会回心转意。包拯忽略了这时的陈士美已不是秦香莲闯宫时的陈士美。如果说当初的陈士美对秦香莲母子还有所怜念的话，那么经过“拜寿”、“杀庙”之后的陈士美已经做过了利害权衡，已经选定了一意孤行的道路。这时，任何言语规劝对他来说都不起作用了。
陈士美由偏执、狡辩发展为依仗皇亲国戚的身份公然对抗律法。这成了包拯断案的转捩点。凭心说，包拯对秦香莲告陈士美一案感到辣手，他最理想的方案是和平解决，假如陈士美听了他的良言相劝，假如秦香莲母子与陈士美团圆，假如圣上降罪由包拯一力承担……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包拯面对的就是一个“你敢把当朝驸马怎开销”的狂妄之徒，这使得包拯怒火中烧，铁面发青，他一声厉喝：“陈士美搭至在铜铡道”，包拯要惩治恶人了。
包拯是深沉的。舞台上，他痛快淋漓，先摘去陈士美的乌纱，又扒下陈士美的蟒袍，将负心人押在了铡刀刀口。但他没有立即开铡。他料定了皇家会有人来讲情、争论甚而是直接干预。对陈士美行刑与否必须安排在包拯与皇家的交涉之后，而不能在这之前。这不但是戏曲虚写时空的刻意安排，而且也是生活真实的具体再现。须知包拯不是李逵，包拯胸有锦绣，腹藏机谋，他是凭文才出众才得以做官的。身居高位的包拯太熟悉封建官场的种种黑幕和秘闻了。可贵的是，包拯不肯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他追求的是“乌纱罩铁面，与民断屈冤”的目标。为这个目标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包拯是有精神准备的。
对皇姑求情，包拯不大放在心上。因为从身分上看，皇姑虽贵为金枝玉叶，但她毕竟年轻，甚至可以设想她是包拯的晚辈，从情理上看，皇姑讲不出什么道理，只会撒娇使气，两句话就让包拯问得哑口无言。包拯知道，自己真正的对手是国太，包拯真正怵头的也是国太。包拯深知国太的地位及性格，这位老太太是饱见世事，老辣难缠的。《铡美案》中最精彩的一笔就是在国太讲情无效，恃强使性之后。这时，包拯在保护受害人秦香莲合法权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被告陈士美的岳母对案件处理结果的接受程度。忽视这点是不现实的，以为老包只知执行“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政策，这从生活真实上看是对包拯的理想化，从戏剧情节上看则少了点跌宕、冲突。包拯生活在封建社会，他是清官，但他也受社会大环境的制约和束缚。他处在皇族与平民、邪恶与正义的斗争漩涡的中心，不可能不考虑到各种处理方案及其后果。在巨大的压力下，包拯软弱了，动摇了，调和了，敷衍了。他开始违背自己的初衷，苦心构思了一个让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赦免陈士美，赠银秦香莲。这对包拯来说是痛苦的选择，这方案于包拯的宦途有利，可于情理、王法来说，又显然是大相径庭的。这方案实在是包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遮羞处理。无名的剧作者真“狠”，直到这时，他还让包拯维持着清官的形象——他赠给秦香莲的银子竟是自己的俸银！法官解私囊而赍原告，这事奇而又奇，可人们知道，这银子后面有包拯的愧悔、耻辱和强按下的三千丈怒火。包拯的这一笔软弱，这一念之差，极大地丰富了包拯性格的另一侧面，有力地推进戏剧冲突，包拯“欲怒先忍”，为戏剧走向最高潮做了极好的铺垫。当然，这一笔又从一个侧面再一次地渲染了皇权的无情、有私，铁面老包尚且委屈避让，逞论其他！对比“文ge”中出现的“三突出”、“高大全”，《铡美案》真是大手笔了。
在包拯最为困惑的时候，秦香莲站出来了。她不要赠银，不肯宽恕坏事做绝的陈士美。她发出绵里藏针的“人言包相是铁面，却原来也是官官相护有牵连”的怨辞，发出“从今后屈死我也不喊冤”的誓言。对包拯来说，这不啻当头棒喝。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善良、正义的主旋律又一次在包拯心中奏响，“纵有这塌天祸包某承担”的豪气在他心中陡然而升。包拯在权与法的斗争中选择了正义，他的形象万古留芳了。
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传统剧目，即便是人民性极强的剧目也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糟粕。京剧《铡美案》从原始剧本到裘盛戎五十年代之后的演出本，直到1963年袭盛戎与马连良、张君秋等合作拍摄的戏曲影片版本的发展、革新，就是戏曲工作者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变革过程。
旧本的《铡美案》文字粗糙，有些唱词更是文理不通。比如人们熟知的“公堂”一场，有包拯规劝陈士美回心转意的〔西皮〕唱段，这是全剧唱段精华之一，可传统的词句实在让人难以接受。
那唱词是：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
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在朝房与驸马相过了面皮。
我相你左眉长来右眉短，左膀高来你的右膀低，
眉长眉短有儿女，膀高膀低你一定有前妻。
我劝你相认是正理，祸到临头悔后迟。
这段唱词几近荒诞。这里，龙图阁大学士成了相面的先生，一场严肃的公案审判几乎变成了八卦阴阳的诊解。更糟糕的是听着这段唱词，观众常常不是痛恨那丧尽天良的陈士美，倒是嘲笑凭面相揣度别人身分的包拯，演出时每每产生演员最怕的“反效果”。
从五十年代起，中国戏曲研究院、华东戏曲研究院及稍后的北京京剧团等先后对《铡美案》进行了去粗存菁的处理。裘盛戎的演出本中，包拯的唱词做了这样的改变：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尊一声驸马爷细听端的：
曾记得端午日朝贺天子，我与你在朝房曾把话提。
说起了招赘事你神色不定，我料你在原郡定有前妻。
到如今她母子前来寻你，为什么不相认反把她欺。
我劝你认香莲是正理，祸到了临头悔不及。
这新旧不同的两段唱词，辙口一样，句数相同，可内容却起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相面”的痕迹一扫而光，代之以包拯回忆以前与陈士美的交往，特别是回忆起陈士美对招赞言语恍惚的往事，而这回忆又与今日秦香莲的状纸相对照，则陈士美停妻另娶的身分确认无疑了。
1963年，裘盛戎与马连良、张君秋等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戏曲影片《铡美案》，裘盛戎又将“公堂”中〔西皮原板〕的第一句改唱为“尊一声驸马爷莫要执迷。”与“细听端的”相比，“莫要执迷”的规劝、诱导的成份又大大加强。
在包公唱词调整的同时，陈士美的唱词也做了调整。主要是将原来的“明公说话言太偏”的“言前”辙唱词修改为“明公休要来诬罔”的“江阳”辙唱词，这与后面包拯念状的大段“江阳”辙唱词韵辙相同，听来连贯、流畅。裘盛戎在《铡美案》中的演唱有口皆碑。其中尤以“公堂”一场的“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驸马不必巧言讲”的唱法更是脍炙人口。1984年，我曾为方荣翔捉刀，研究、整理了裘盛戎处理这两个唱段的技法、经验。我们一致的认识是：“公堂”中包拯两个唱段的板式结构及唱腔唱法，各个流派之间大同小异，裘派区别于其他流派的主要是在吐字、发音、气口、润腔等细小然而却是至关紧要的演唱技巧上。
加载中，请稍候......
(2022-09-06 21:36:25) 
加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