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剧作讨论会上，屡屡听到一些方家批评戏曲剧本的唱词写得太雅，是诗，不是唱词。并借用古人的话说：“诗，贵蕴藉，忌分明，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让人思而得之；贵深不贵钱。唱词，贵分明，忌蕴藉，贵浅不贵深。”进而指出，戏曲是大众文化，宜俗不宜雅。
其实，初学写戏时，这些理论已深深刻在心里；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实践，却越来越觉得有些东西值得商榷。
一、诗并不“忌分明”
读多了古诗，便觉得“贵蕴藉，忌分明”之说只是一家言，它有诸多偏颇。
用语“分明“的诗句，便不是好诗句？
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诗经》）
帝子降兮北渚，波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楚辞》）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陶渊明）
再到唐、宋以降：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一夜小窗听风雨，明朝深巷卖杏花。……
浩浩诗海里，有多少千古名句，用语浅近，分分明明，却又有谁不以为它们是好的诗句？
王阳明谈诗的意境时，分明就另是一种说法:“一言以蔽之，在于隔与不隔。”进而又解释说,“隔，如雾中看花，使人总觉得似隔一层；不隔，就是让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亲临其境。”
在这里他强调的，却似乎竟是语语分明。两种理论，使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诗既可以蕴藉，亦可以分明。并非只有蕴藉让人思而得之的才是好诗。唱词贵分明，诗亦可贵分明。
二、唱词与诗同质
说唱词写得太雅，是诗不是唱词，其实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认识。诗讲意境，唱词不讲意境？诗写人状物，抒情喻理，摹声绘色，传形传神；唱词同样要写人状物，抒情喻理，摹声绘色，传形传神。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得灰飞烟灭，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至今在昆曲舞台一字不易仍然演唱不辍的关汉卿《单刀会》的唱词,谁不认为它是形、神、情、理兼备的好诗？
对着盏碧荧荧短檠灯，倚着扇冷清清旧帏屏。灯儿又不明，梦儿又不成，窗儿外淅零零的风儿透疏棂，忒楞楞的纸条儿鸣；枕头儿上孤另，被窝儿里在寂静……
王实甫《西厢记》里，如此描景摹物，托人心理，饶富诗情画意的唱词，俯拾皆是，谁能说它不是好诗？
至于脍炙人口“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明眼人谁都知道其脱胎于范仲淹的《苏幕遮》。
正是因为它们因景生情、情中融景的浓郁诗意，才使其历时久远而传咏不衰。正是因为《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唱词的诗意盎然、文采横溢，才使其能绵绵传世。
古人云：“文之无文，行之不远。”好的唱词，必然能道他人之不能道，画他人之不能画，把人物心中情、眼前景，历历惟妙惟肖地给以展现，词微言约，融情、理、形、神于和谐的美的统一体。这些，才是写唱词的至境。诗理，即唱词之理；诗魂，亦即唱词之魂。好的唱词，其质一定是诗；唱词，本来就应当是诗。不然，何其要把戏曲叫作剧诗?
曹禺先生晚年振臂疾呼，要提高戏剧的文学性，我以为在戏曲而言，就是要提高其诗性。
三、雅俗之辨：文似其人，人似其文
因个人好恶，以一种尺度，去要求诸多作品，是看似内行其实外行的做法。
成熟的剧作者都清楚，一个剧本唱词雅俗风格的决定，其实权力并不在作者个人。决定剧本雅俗风格的主要因素，取决于作者笔下要写的人物。人物的美学定位，决定剧本语言的雅俗取向。只有才力不逮的作者，才会用一套笔墨，去应付各种题材。
李煜（唱）
一别三春，
浑不似昔日伊人。
蓦然惊，飞光眼彩，
留鉴鬓云，
乍看似娥皇当年风韵，
细思量别一番可喜精神！
周玉英（唱）流水、行云、金声、玉韵，
人道是文似其人；
洒脱、真淳、俊逸、清新，
果然是人似其文；
澄心堂洞天福地，
人在武陵春。
合 （唱）莫名奇想，
如缕缕春温。
霎时间心旌摇曳，
更不知，有此身！
这是随意从郭启宏先生的《南唐遗事》摘来的一段唱词，谁也不会否认它写得非常雅，而谁又敢指责先生不该用这种笔墨呢？因为只能用这种大雅的笔墨，才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李后主、周皇后诸人物的神韵，达到“文似其人，人似其文”的境界。
先生表现的是李后主，而惟有这种笔墨才适于表现李后主。
作品笔墨的雅俗，取决于要表现的人物的雅俗——再次重申。
早年，老师给我们讲课，曾举了河北一剧种传统戏《陈州放粮》一段台词，说明地方剧种语言之俗：
宋仁宗 包黑儿，我命你去陈州放粮，你去也不去？
包拯 只要你给我一斗粮食一把伞，谁不去是龟孙！
立即哄堂大笑。
要说俗，够俗的了；要说贵浅不贵深，浅得不能再浅了；但是，这是宋仁宗、包公吗？
写俗人，用俗笔；写雅人，用雅笔，这是不讲自明的道理。只有如此，才能“文似其人，人似其文”，否则，只能使作品不伦不类。
有人又会说：强调俗，是因为戏曲从来都是俗文化，它的受众从来是没有多少文化的劳动者，甚至主要是农民。鉴于此，前人才提出了贵浅的原则。雅、深，观众看不懂。
就是在这种“贵浅”说的原则下，出现了我们一些传统戏写士大夫，写大文士，没有一句唱词像士大夫，像大文士（如《醉写吓蛮》）。出了诸如“与爷带过马走战”、“岚萍公主用目睁”、“双足跪倒地流平”、“河东城困住了赵王太祖”之类唱词，而且至今不辍！
诚然，戏曲的基本受众大多文化程度较低，但今天劳动者受教育的程度绝非往昔可同日而语；小孩子一进校门就开始接触古诗，是不争的事实。更何况，大元朝、大明朝的下层百姓不见得就比今天观众的文化层次高，可恰恰在那时,王实甫就写出了《西厢记》,汤显祖就写出了《牡丹亭》。今天，我们老担心太雅，但当代又有哪个作品写到了《西厢记》、《牡丹亭》那个雅的份上?
因之，看一部戏曲剧本，不要凭空谈论其该雅该俗，无论它是雅是俗，只看它是否达到“文似其人，人似其文”。只要在美学的层面，文和人物统一和谐，便当允许存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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