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四五花洞》唱片
下边再谈与“四大名旦”有关的第四个人和“一张唱片”:这第四个人便是梅花馆主郑子褒,“一张唱片”即是梅尚程荀四人合灌的京剧《四五花洞》。
关于此片,梅花馆主说:“‘四大名旦’口号是叫出了,但是捧梅捧程的人很不赞成,就是顾曲的人们,亦未见得个个肯买这笔账,直要等到二十一年长城唱片《四五花洞》灌成以后,这‘四大名旦’四个字的专名词,方才成立,亦才能得到全体顾曲周郎的公认。有人说:‘留香这次特殊的收获,比诸前清赶考的士子入了翰苑,还要荣耀的多’,这个比喻,倒是很确切的。”(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半月戏剧》三卷十期。)
以下是“四大名旦”蓄灌《四五花洞》时的趣闻及其经过情形:
“长城唱片公司请‘四大名旦’收灌《四五花洞》,是公司董事会议决案之一,其意义之重大可知,我当时是公司负责代表之一,到了北平以后,第一棒桩任务,就是向各位名旦家串门子,开始接洽这桩任务,并商量各人唱词之分配,情形好像是很简单的,到了后来,一步难似一步,一天难似一天,已成之局,几乎毁于一旦,幸而程玉霜大度包涵,不计小节,经奔走数十天,费尽唇舌,用尽脑汁,挖空心思,叩求礼拜之一张名贵唱片,居然得告成功,玉霜之功劳,真不可磨灭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半月戏剧》三卷十期。)
长城唱片公司是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和张啸林及社会名流李征五等人合股经营的唱片公司,杜与黄金荣齐名,有人写书称杜为“旧中国的教父”,他的一生,与中国京剧的发展有密切关系,他同中国当时的名伶,除了余叔岩之外,都有极深的交往。1949年杜月笙流亡香港,哮喘病严重,在行将就木之年,独居数十年之久的坤生孟小冬,突然宣布下嫁杜月笙为妻,由此可见杜与京剧关系之深。
长城唱片公司灌制了不少京剧唱片,其中最著名的是杨小楼、郝寿臣的《天霸拜山》,梅兰芳、杨小楼的《霸王别姬》等,对中国京剧艺术的传播、发展与保存,起了重大历史作用。上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得益于长城版唱片之处甚多。为了将荀慧生捧到与梅等齐名,他们在“四大名旦”征文基础上,又别出心裁,于1932年春天,派长城公司经理梅花馆主,代表长城公司董事会,前往北京(时称北平),约请“四大名旦”合灌《四五花洞》一片。
梅花馆主到北京的当务之急,就是向各大名旦家中走访,同时接洽“公事”并商量各人唱词先后之分配。之所以越往后难度越大,“已成之局,几乎毁于一旦”,究其原因,除了上海白党诸公捧荀之外,以梅为首的北京三旦,均无此雅兴,但又情面难却;在北京梨园,梅大王霸主地位早已确定,举世尽知,当年的童伶主席尚小云名气之大,在北京人眼中,也仅次于梅王,后起之秀、以“鬼音”而石破天惊的程砚秋,早已功成名就,其地位较之尚,已经是后来居上。捧梅的人既多且广,亦有“梅党”存在,而且多有声势和地位,有的还有权势,北方财政金融界的经理、董事长,几乎全是梅的后台。早期的,如有“财神”之称的梁士诒和叶恭绰。梁曾任民帼总桶和总桶府秘书长,叶长期担任北京政府的交通总长,二人均是左右民帼政坛的“交通系”的首领。后期如金城、中南、交通、盐业银行的经理周作民、王孟钟、王绍贤及吴震修,都是梅的好友,有的人如吴震修,还是梅的缀玉轩成员,常参与梅的剧目创作,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且是梅的经济保护人。缀玉轩中,有不少文人墨客为梅出谋划策,对他们的意见,梅不能不认真考虑。尚的后台,主要为北京市民阶层,及清室的遗老遗少和《顺天时报》的读者群,如前海军大臣载洵、前军咨府大臣载涛及内务府大臣世续,都是尚的忠实观众,这些人虽已归林,但财产雄厚,对“捧角儿”的兴趣之浓,仍不减当年。此外,在梨园前辈诸老,如孙菊仙、孙怡云等人眼中,认为只有尚在舞台上能守前辈“风范”,因此口碑好,有人缘。
至于程,同梅尚相比,虽是后起,但是独辟蹊径,出奇制胜,程腔一出,便风靡全国。他早期的保护人是罗瘿公、傅增湘、樊樊山等清末名士,后来又有当时的要人李石曾、张公权的财政支持。上述诸人,有的任过提学使,有的做过教育总长,还有人任过总桶府印铸局长,虽系清水衙门,但名气大,地位高,门生故吏满京华,很有些呼风唤雨的能量。(李石曾是国民谠元老,他是清“高阳相国”李鸿藻的公子,是清末的高干子弟。张公权在宋子文、孔祥熙未成气候前,以中国银行上海行名义,用大量金钱支持蒋结石1926年前后的北伐,是蒋的阁命军名副其实的“财政部长”,蒋结石开府南京后,他成了南京政府的经济台柱子,是当年浙江集团的财界巨子。此时,李、张二人掌握一笔巨大的庚子赔款即法帼退还部分的支配使用权。1980年,北京实验京剧团在吉祥演出《凤还巢》,笔者受人委托到翠明庄招待所,请前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同志看戏,适前盐业银行董事长、名票张伯驹先生亦在座,离看戏还有段时间,宋便同张谈起当年在北京上学时的梨园掌故,在谈到财界对梨园及名伶的投资时,张向宋及笔者说:“程四爷30年代赴欧×考察及同焦菊隐创办中华戏校,其经费来源盖出自庚款,不过经手人不是张嘉傲即张公权,而是李石曾罢了。这在外界是秘密,但金融界同仁都知此内情。张嘉傲在中国银行时代,同冯耿光是对头,冯支持梅,张便扶持程,这也是金融界的内幕,少数梨园大佬也多知情,大家都不说罢了。”宋振庭听后,对笔者说:“张先生说的这一史料,很珍贵,你好好整理一下,将来修梨园史的时候,一定用得上。”上述这些人,都不买上海白党捧荀的账,而荀在北京的地位,同梅等三旦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从地域上讲,上海仅处东南一隅,不仅北京,就是北方各大城市的观众,也不以为然。面对北方观众的反感和压力,上海捧荀的白党(以长城唱片公司为代表)便花样翻新,放弃文字鼓吹,改用科技“战略”,使用上海拥有的现代手段和设备,于1932年春,派梅花馆主到北京,主持灌制《四五花洞》唱片,此片一出,其声腔便伴随着留声机(长城公司便经销此项业务),立刻流行全国。这时,“四大名旦”的名词,才算真正被国人接受。长城公司这张唱片,可称一举两得:既达到了把荀捧入“四大”宝座的目的,也攻破北京“不以上海‘白党’为然”的壁垒,而长城唱片公司则名利双收,留声机和唱片销量直线上升。
关于《四五花洞》一片灌制的曲折过程,梅花馆主有很细致的描述,他说:“当我们假煤市街丰泽园,请四位大名旦吃饭那天,程玉霜到最早,荀慧生接踵而来,梅兰芳因事道谢,尚绮霞到了一到就告辞回去。玉霜对于四人合灌唱片一事,原则很是同意,可是说了一句‘这事有些不好办吧’的顾虑话。慧生一口允诺,说‘长城的负责人,不是我的尊长,就是我的好友,叫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好了’。绮霞临走,对我咬了一下耳朵,说‘老兄的事,尽管吩咐好了’。我们想,四个人有了三个答应,还有什么为难之处?况且畹华和我们的交情,比其他几位要深厚的多,这个小小的要求,谅来不至推脱,所以,我们走出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精神上确实非常兴奋。那知后来竟会发生种种别扭,和不可思议的困难呢!”(《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梅花馆住接着说:“我离开了丰泽园,就乘车到东城无量大人胡同,去访问这位梅大王,恰巧大王在家,一访就着,进得门去,寒暄了几句,就言归正传,同时把身边所带的李徵五、张啸林、杜月笙三位董事所写的信递了过去,畹华看好了信,便慢吞的说道:‘郑先生,我们不是共过好几次事了吗?这次的事,当然是没得说的啦,您请放心!并且请转达各位,大家安心好了’。我听了畹华的话,真是高兴极了,坐了几分钟,立刻告辞出来,向公司同人说了一遍,大家听了,亦都很快活,并且还异口同声的说了句‘梅兰芳真痛快’!
“第二天起,难题就慢慢的来了。第二天的下午,慧生来电话,请我去一趟,我奉命唯谨,即刻就去,慧生见了我笑眯眯的问道:‘五花洞的名次,打算怎样排列?您预备把我搁在第几?’我说:‘此刻正在商量,还没有决定呢。’慧生说:‘不管是谁前谁后,反正总得得罪几位吧!’我听了慧生的话,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口里还连说‘不会不会’,慧生见我面露窘状,亦就不言语了,我告辞的时候,他临别赠言说了一句:‘看你的高见吧!’”(《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有一天,我到畹华那里去商量灌音日期,畹华开头第一句,就问我怎样灌法,灌二六还是灌慢板?我说大概是慢板吧!畹华说:‘不很合适吧,照舞台上唱,真假金莲是重一句的,现在唱片上都唱第一句,不由得怒上眉梢,岂不都成了上一句了吗?如果各唱各的,又和《四五花洞》的真意失去了。’我说‘那末二人同唱如何?’畹华说:‘亦很不妥当,一则二人的声音是混合了,二则照怎样唱,至少须灌二片,而且太没精彩。’我说:‘我的原意是各人唱一句,虽于情理不合,但是总比较成个样儿。’畹华此时正有西宾来访,我们的谈话就此打住,我便约期后会而别。”“绮霞那里,我亦去过几次,绮霞人最直爽,说话亦最痛快,我问他对于灌片有什么高见?他说‘一无主张,您要怎样灌,我就怎样唱好了’,反正是玩儿,还有什么别的话可说呢。至于御霜,他因为急于出国,所以常来电话催促,叫我们早日办妥,以了心愿,他的盛意,是很可感激的,不过我们的苦衷,不能向他直说就是了。‘三个臭皮匠赛如诸葛亮’,过了一个多月,种种难题终究给我们打破了,唱片上名次的排列和词儿的支配,都有了很圆满的解决,那知很难很难的难题,还在后面呢!”(《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
“程御霜出国是有了日子了,我们在东奔西走,到处央求之下,居然定期在程老板出国之前夜,约会在南池子欧美同学会,举行收灌‘四大名旦’《四五花洞》典礼,这是多么兴奋的事!那知演出不是那么简单!当天下午,御霜来电话说是‘今天晚七时以后,有三处盛大宴会,灌音工作,务必在七时以前办理完竣,迟了我就无法应命了’。我放下电话,立刻跑到畹华那里去面为嘱托,畹华却非常赞成,原来他当晚亦有好几处应酬,一处还是自己作东,为高足御霜饯行呢。出了梅宅,又到尚荀二处转了一转,回到旅馆,我们全体人马在灌音室恭候,慧生六时半就到,提出一个很普通的要求,他说:‘我的嗓子,不如别人,唱上句比较合适,所以预备的是第三句。’他这个小小要求,我们焉有拒不接受之理?御霜准时而到,没有别的话,就是催促提早灌音。到了七时半,梅尚二人都不见来,御霜又时时要走,分头打电话,又都说不在家,这一急,真把我们急坏了。我们越是心急,自鸣钟的长短针,越是像赛跑似的往前奔,程老板的怨言,当然亦越来越多。钟到八时,御霜披上大氅,坚决的要走,他还说:‘这不能怪我,我是预先声明七时要走的,现在已经多等一小时了,这一小时的消耗,我倒无所谓,三处宴会的主人和许多宾客,试问如何受得了呢?’我和我们的前经理叶先生哪里肯放,一面向御霜道歉,一面打电话向梅、尚二宅催请,到了八时一刻,梅老板是盼到了,可是尚老板还是无处找寻,直到九时,方始姗姗其来,他进门头一句话,是‘来迟迟吃’,第二句是‘我唱第二句’。他这句话一出口,把我们一屋子的人都僵住了。原来我们预定的计划,梅唱第一句,程唱第二句,尚唱第三句,荀唱第四句,因为荀慧生要唱第三句,所以只好请绮霞委屈一下,改唱第四句了,现在他指定要唱第二句,预定的程序,不是全盘要给他推翻了吗?在这时候室内的空气,真是紧张极了!各人有各人的主见,毫无商量余地,御霜的赴宴钟点刻不容缓,跟四大名旦同来的友好,又都是各怀成见,不肯叫主儿让步,这种紧张的局面,我真是有生以来未曾遇着过咧!”(《半月戏剧》、三卷十期、梅花馆主《四大名旦专名词成功之由来》。)只是因为程的谦让,这个大难题才算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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