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多次提到有关《西厢记》的内容，但是仔细考察，矛盾不少：
1.二十三回中提到茗烟为了逗宝玉开心，去书坊里买了许多古今小说包括《会真记》即《西厢记》在内，并再三交待宝玉看归看，千万不可拿进园去，道：“若叫人知道了，我就吃不了兜着走呢。”而宝玉在给黛玉看《会真记》时也说：“好妹妹，若论你，我是不怕的。你看了，好歹别告诉人去。真真这是好书！你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可见，在重视礼教的贾府里，宝玉之流是不能读《西厢记》这样的书的。
2.又四十回中，大伙儿在宴席上说酒令，轮到黛玉接令时，第二句便引了《西厢记》中的“纱窗也没有红娘报”，被宝钗听到。至四十二回，宝钗便借机劝说黛玉，女孩儿家不可看“杂书”，以免移了性情。这也说明，在名义上，《西厢记》之类的书是不被允许传入闺阁之中、并由着大家闺秀们在家庭小宴这样的场合中公然谈论的。
3.但五十一回中，薛宝琴将素习所经过各省内的古迹为题，编了十首怀古绝句，其九为《蒲东寺怀古》：
小红骨贱最身轻，私掖偷携强撮成。
虽被夫人时吊起，已经勾引彼同行。
这首诗中提到了《西厢记》的故事情节，众人都“称奇道妙”，唯独宝钗抢先说道：“前八首是史鉴上有据的；后二首却无考，我们也不大懂得，不如另作两首为是。”黛玉忙拦道：“这宝姐姐也忒‘胶柱鼓瑟’，矫揉造作了。这两首虽于史鉴上无考，咱们虽不曾看这些外传，不知底里，难道咱们连两本戏也没有见过不成？那三岁孩子也知道，何况咱们?
”既发此语，那么宝黛一干人必是看过戏曲《西厢记》无疑了。
4.又五十八回中，芳官为洗头与干娘发生争执，挨了打，“只穿着海棠红的小棉袄，底下丝绸撒花袷裤，敞着裤腿，一头乌油似的头发披在脑后，哭的泪人一般”，麝月于是笑道：“把一个莺莺小姐，反弄成拷打红娘了!”麝月是个不识字的丫鬟,又自小就入了贾府，她从哪里知道的“拷红”，又何以能对之熟悉到脱口而出，用其中人物来笑嘲芳官呢?
5.更奇怪的是在第五十四回中，贾母居然当着众人的面说：
唱一出《惠明下书》，也不用抹脸。
又说：
我象他这么大的时候儿，他爷爷有一班小戏，偏有一个弹琴的凑了来，即如《西厢记》的《听琴》、《玉簪记》的《琴挑》、《续琵琶》的《胡笳十八拍》，竟成了真的了。
“惠明下书”、“听琴”，这都是《西厢记》的出目。显而易见，贾母是看过《西厢记》这部戏的，而且从她言谈间的熟悉程度来看，看过还可能不止一遍。这就更令人不解了，宝黛之流不能读剧本，而作为家长的贾母，却可以带着孙儿孙女们，堂而皇之地观看舞台上演出的戏曲《西厢记》。
从3.4.5.可推知，贾府中的大多数人物，上至贾母，下至麝月，包括未读过《西厢记》剧本的宝玉、黛玉在内，对西厢故事均不陌生，他们了解、熟悉西厢故事的主要渠道就是戏曲。这就和1.2.里茗烟、宝玉对《西厢记》小心翼翼、唯恐被人发现的行径，以及宝钗对黛玉的劝诫形成了莫大的反差。舞台上的表演难道不是《西厢记》剧本的生动再现吗？既然能够在贾府里堂而皇之地演出，为什么宝玉、黛玉得偷偷摸摸地读剧本呢？可见，以贾母为首的一般人所观看的戏曲西厢，和宝黛二人所读的剧本西厢并非一回事，二者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的。
1.《红楼梦》四十九回中有这样一段话：
宝玉便找了黛玉来，笑道:“我虽看了《西厢记》,也曾有明白的几句，说了取笑，你曾恼过。如今想来，竟有一句不解，我念出来你讲讲我听。”黛玉听了，便知有文章，因笑道：“你念出来我听听。”宝玉笑道：“那《闹简》上有一句说得最好，‘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这句最妙。‘孟光接了梁鸿案’这五个字，不过是现成的典，难为他‘是几时’三个虚字问的有趣。是几时接了?
你说说我听听。”……宝玉方知缘故，因笑道：“我说呢，正纳闷‘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原来是从‘小孩儿口没遮拦’就接了案了。”
2.又第一部分5.所引五十四回中贾母说的两段话。
从上述1.2.引文中提到的“闹简”、“惠明下书”和“听琴”这三出标目来看，在贾府里演唱的应是李日华的南曲《西厢记》，而非王实甫或关汉卿的北曲《西厢记》。因为在王、关《西厢记》的出目中，“闹简”部分的一般称谓是“玉台窥简”、“妆台窥简”、“省简”等三种，而李日华等的《西厢记》则基本上标作“闹简”；“惠明下书”也是南曲《西厢记》的标目，王、关《西厢记》这一部分则一般称作“白马解围”、“解围”或“寺警”；“听琴”标目也见于王、关《西厢记》的《明何璧校本》，但绝大部分王、关《西厢记》都标作“琴心写怀”或“琴心挑引”、“琴挑”或“莺莺听琴”等等。
《红楼梦》二十三回又说：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不顿饭时，将十六出俱已看完。
这“俱已看完”四个字说明了这一部完整的《西厢记》一共只有十六出，而《六幻西厢》中的《剧幻·王实甫西厢记》出目如下：
第一本：佛殿厅逢，僧寮假馆；花阴倡和，清醮目成
第二本：白马解围，东阁邀宾；杯酒违盟，琴心挑引
第三本：锦字传情，妆台窥简；乘夜逾墙，倩红问病
第四本：月下佳期，堂前巧辨；长亭送别，草桥惊梦
这是所有《北西厢》之中惟一的十六出本，李日华改编本、陆天池改编本等都在三十回以上。可见，宝玉、黛玉二人读的是王本北曲《西厢记》无疑。
同时，根据明清两代的戏剧史料，早在明朝中期，由于南曲盛行，北曲已基本上将成绝唱。祝允明《猥谈》云：“自国初来，公私尚用优伶供事，数十年来，所谓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乐大乱。”祝氏所谓“声乐大乱”，就是指北曲已失去昔日盛势，日趋式微，而被称为“宋人词益于里巷歌谣”的南戏却得到了迅猛发展。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了“近日多尚海盐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从婉娈之习者，风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世后，北曲亦失传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可见，正是在南戏盛行、诸腔勃兴、北曲王本《西厢记》面临失传的前提下，
李日华、陆天池等人才着手将其改编成为南曲，重新搬上了舞台。就象“唐诗过后是宋词”，伴随
着人们兴趣中心的转移，到了明清，在市井间虽然仍有元杂剧（北曲）剧本的流传，但之于舞台演出，已经完全由南曲取而代之了。
再者，南曲《西厢记》虽然由北曲故事改编而来，但为了要适合南曲演唱，对原曲词作进行改动在所难免。由于曲词的增删损益，使原剧中许多地方的文采和意境都遭到了破坏。同时，受一个时代主流审美价值观念的导向影响，南《西厢》与北《西厢》在思想的表达、趣味的倾向性等方面也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以《六十种曲》中所载李景云、崔时佩的南曲《西厢记》为例，全本共三十六出，较之王本《西厢记》，新增了许多内容，但在结构的细密紧凑、语言的典雅精致等方面却远不及王本。如：张生初见莺莺后，王、李本中都有一段张生与法聪的对白，王本中作：
(末云)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聪云）偌远地，他在那壁，你在这壁，系著长裙儿，你便怎知他脚儿小？
(末云）法聪，来来来，你问我怎使知，你觑：若不是衬残红芳径软，则这脚踪儿将心事传。……
李本中作：
（生）世上怎么有如此之女，岂非天姿国色乎?
休说他那模样，只那一双小脚儿，值一百两黄金。（净）先生，他那双小脚值一百两黄金，我这一双大的值一千两。（生）你好不知趣。(净)先生，那小姐穿着绕地长裙，怎见得他脚儿小。(生）你出家人那晓其中趣来。(引净看介生）你看这苍苔上的不是。（净）还是读书人聪明，果然一双脚迹大些，一双儿小些，只有三寸三分。
两段对话，大意相近，但差别是非常明显的。王本用语含蓄简练、干净流畅，既道出了张生惊艳之下，对莺莺一见倾心，故而连脚印都观察得如此仔细，又从侧面进一步衬托出了莺莺脚似金莲、行如拂柳的轻盈体态。相形之下，李本的语言就比较粗糙、轻浮。张生赞叹莺莺脚小，本是他对莺莺爱慕之心的自然流露，但在法聪一再的装傻充愣、插科打诨下，反显得张生心怀不轨，言行猥亵。因此，观众一笑之余，很难对他俩的爱情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出于媚俗的目的，为了迎合观众心理，李本《西厢记》中还加入了许多不必要的插曲。上文所引法聪与张生的对话便是一例。又如：第五出“佛殿奇逢”中，张生入普救寺拜见长老，长老不在，其徒法聪便回道：“我师父不在，方才办了八个盒子，望丈母娘去了。”张生道：“出家人哪得有丈母娘？”法聪又道：“徒弟家里去了。”象这样纯粹为了搏观观众一笑，实际上却毫无意义、对全剧情节不起任何推动作用的人物对白在李本中不胜枚举。又如：第七出“对谑琴红”中，机智伶俐的红娘居然小丑一般和琴童斗起了牌名，二人大打“嘴仗”，这就大大损害了观众心目中的红娘形象。
总的说来，虽然大部分格调低下、庸俗不堪的对话和行为都由琴童、法聪这类无关紧要的角色来承担表演，但红娘的性格特点、莺莺与张生惊世骇俗的爱情却被这些庸俗化的情节淹没了。正因为如此，原剧中张生与莺莺爱情的震撼力和整个故事对当时婚姻制度的批判在南曲《西厢记》中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
这就解释了《西厢记》何以能在“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内公开演出，而宝、黛二人却得偷偷摸摸地读剧本这一问题。原因就在于：演出的是南曲，而宝黛所读的则是北曲的剧本。正如上文所述，南曲与北曲在风格、语言、思想等各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由此，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宝、黛在看戏时毫无感触，但读了王本《西厢记》后，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之感，觉得它“词藻警人，馀香满口”，赞叹之余，还在心中加以默默记诵，甚至熟悉到了在酒宴上脱口而出、自己仍浑然不觉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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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8-02 21: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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