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很多年前开始,我就产生了出一本传记的想法,对自己的艺术与人生做一个总结,但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完成。直到现在,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
我对自己曾有一个“四世论”的总结:生于乱世,长于治世,成于盛世,流传后世。这本口述实录,是对我80多年人生过往的一个全面的回顾,是对我艺术生涯的一次很好的总结。当然,我也说了,我不希望它只是一本给内行看的太专业的书,而是希望能让大家在书中看到我成长的整个经历和国家的发展变化,看到像我这样一个生在旧社会唱戏的苦孩子在党和国家培养下,成为文艺工作者的那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后来能够进入国家京剧院(原中国京剧院),能够继承并创作出许多艺术作品被广大观众所喜爱,能够代表祖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京剧艺术并获得盛誉,取得的这些成绩,甚至超过了我年轻时所想。这些绝不能记在我个人的功劳簿上——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是这个时代造就了我。
我希望这本书能为后人留下一些人生的经验和艺术感悟。如果读者同志们能从这本书中了解到我一生对京剧的热爱与追求,了解到我们京剧发展的不易与辉煌,了解到时代的发展进步和祖国的不断兴盛强大,我也就非常满足了。我因年纪大了,许多记忆模糊了。如若书中对人对事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由我本人负责,并提前致歉,望祈谅解。
猴年的小白猿
我是名幸运儿。关于我的出生,首先要提到的是京剧行的陈家。我刚出生不久,便被一条毯子包裹着抱到了陈家。于是,我姓了陈,有了陈玉华这个名字。
我是1932年生人,猴年腊月生的。我父亲陈喜光就是不告诉我是腊月哪一天,他说不能让别人知道。所以,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生日的具体日子。我的堂哥比我大10个月,他对我说:“你记住了,我是农历猴年二月生的,你是十二月生的。”他还说:“可是,你是猴年腊月里来的,没多少天,很快就迎来了鸡年。咱们中国人不按这公历,不信这洋菩萨,还是按照猴年来计算。”所以说,这非常有意思,我生下来没有几天就1岁了。到我真正1岁的时候,按传统的算法,我都3岁了。
京剧里有一出戏叫《白猿教刀》,讲的是关老爷在梦境中跟一只通灵的白猿学习刀法。这只白猿非常有本事,而且孝母。因为我是猴年生的,皮肤很白净,所以,长辈们又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小白猿”。
我小的时候,家里是比较拮据的,逢年过节才能吃得好一点,但对小孩子来说,倒并没觉得特别的苦,反倒是养成了我杂食而不挑食、什么都吃的习惯。我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吃硬的食物、带壳的东西,这让我的钙质比别人都强;另一个就是馋饮,从小就爱喝茶。那时候,北京城居民喝的都是玉泉山的水,后来人一多,水也变了味儿。
陈家虽然不算书香门第,但是这家人有诗书的传统,男丁都要从小上私塾,学习传统国学经典,读书习文。
就以我的爷爷来说,他就是一位很受人尊敬的文化人。他在世时,每逢年节,都会有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比如教私塾的先生来给他拜年。虽然我与爷爷未曾谋面,但我心里老想着他老人家。据说,他是位极善良慈祥、疼爱孩子的老人。晚年,他虽跟一般老年人的作息一样早睡早起,然而每天后半夜3点总要准时起来,打着灯笼在各屋门口给大人打招呼,提醒大人不要睡得太死,留神别压着孩子,可见他对隔代人的怜惜关爱之情。
陈家不知什么缘故,传到我爷爷这代已经有些败落了。我爷爷有七个孩子,五龙二凤,人丁比较多。为了生计,不得已将男孩子送进了京剧科班。那时把孩子送进科班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梨园行自己的子弟,进科班是为了继承梨园的血脉;另一种情况则是穷苦人家,生活无着,养不活孩子了,只能让孩子学戏,既有口饱饭吃,又能学门手艺。
梨园行的陈家
科班十年俗称“十年大狱”,都有“关书”,即合同,说得更透彻些,就是卖身契。学戏练功是非常苦的,一般家庭不到山穷水尽之时,是绝不肯让自己的孩子去“受罪”的。我爷爷那时,大抵是后一种情况。也正是如此,便成就了梨园行的陈家。
说起来,陈家全家都与京剧有缘。我的大爷是后台管大衣箱的,相当于现在管服装的舞美人员。我父亲陈喜光排行老三,工铜锤花脸。我的四叔陈喜兴工文武老生。我的五叔是拉京胡的。家里的长辈们除了唱京戏,也有喜欢古曲的,我的姑姑兴致来时会教我唱旦角。我就是在这么一个戏曲氛围极其浓郁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我们家很有意思。我叔叔和父亲先后进的富连成科班,都排在第一科——“喜”字科。当时在“喜”字科的除了“六大弟子”(雷喜福等人),还有带艺入科、搭班唱戏的梅喜群和周喜芳。梅喜群就是梅兰芳先生在科班时的艺名,周喜芳就是周信芳先生在科班时的艺名。按现在的话说,梅先生是走读,白天来、晚上走,不住宿。所以说,我父亲、我叔叔和梅先生、周先生是同科的同学。
我叔叔条件挺好,老生嗓子很不错,出科以后开始搭班唱戏。那时候,王府常有堂会戏,我叔叔常常参加堂会演出。因为是在王府演出,那里的规矩大,我爷爷怕我叔叔唱砸了或坏了什么规矩,所以每次都跟着去王府。但是有一次,我爷爷太累了,就先回家休息。我叔叔那时候年轻,不懂世事的险e。人家对他说:
“你累了困了,抽口fu寿膏吧。”fu寿膏其实就是ya片、大yan。就这样,我叔叔染上了大yan瘾,把唱戏给耽搁了。
1930年,梅兰芳先生赴美访演,约请我叔叔同行,但提出一个要求:尽快戒掉鸦片烟。我叔叔想照办,但医生说:“不能快,要循序渐进,否则,心脏、神经就不工作了。”我叔叔很遗憾地告诉梅先生这个情况,并给梅先生介绍了一个学生——王少亭,说这个学生人好,会的戏也多。梅大师采纳了我叔叔的意见,用了王少亭,这一用就合作了一辈子。
四大名旦的另一位荀慧生先生,邀请我叔叔与他合作,我叔叔欣然答应,和荀大师合作了一辈子。后来,荀大师不演戏了,我叔叔就到北京市戏曲学校任教,高寿去世。医疗费用、在北京八宝山大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等,都是由荀家向北京市文化局请求,由北京市文化局承担、主办的。所以,陈氏家族对荀家的恩德永记不忘!
富连成的秀才
我父亲因为从小上私塾,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进了科班以后也利用各种时间和机会读书。当时,富连成对科班学员的作息是有严格规定的,每晚睡觉有规定的时间,并有专人看管守夜。富连成科班的总教习萧长华先生发现我父亲天天很晚了还老是上厕所,感到非常奇怪,后来才知道,原来我父亲是偷偷在那儿借着月光看书呢!
萧老先生亲自到我家里来调查,他对我父亲说:“你们家也不知哪朝哪代,老出秀才,到你这儿落魄了,但你是富连成的秀才。干脆,我给你取一名儿,你就叫‘秀才’得了。”于是,“秀才”这个名号就在科班里传开了。
富连成社的出资人是吉林的牛子厚,因此,经常有从沙俄来的人到富连成约已经出科的学员,组织一班人马去东三省唱戏跑码头。之后,一拨人去立陶×,另一拨人去海参wei(今符拉di沃si托克——编者注)。我父亲也跟着去演戏。他人很瘦,唱戏的声音却洪亮。那里的人讶异于这种强烈的反差,经常请我父亲唱戏,他因此挣了不少钱。后来,他买了房,准备将来年纪大了,教徒并写剧本。谁知后来,房子让我外公焦家人写上了他们的名字,没写我父亲的名字。这是我父亲一生的心血呀!我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再不与他们焦家人来往。
然而,我父亲到底不愿意出北京。在北京唱戏,一来能够兼顾家里,生活上有余钱剩米;二来还能继续跟萧长华先生学戏。我父亲毕业出科后,既搭班唱戏,也在富连成效力。搭班唱戏虽然能养活家人,却不是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最能使他感到愉悦的,是帮着萧长华先生排戏。那时候,他经常协助萧长华先生给“连”字辈科班学员排《三国》戏。对于《三国》戏,我父亲能够“抱总讲”(这是我们中国独特的排练导演方式,必须会唱念表演、剧本台词、音乐等),实际上就是“六场通透”。
后来,我父亲嗓子坏了,怎么办呢?动笔杆子。由于他读过私塾,有点墨水,又有在富连成学戏、排戏的实践,在萧长华先生的指导下,我父亲开始做编剧工作,在戏班里叫作“打本子”。他给哪儿写过戏呢?比如天津有名的科班——稽古社,他们演出的《麒麟送子》、《宝莲灯》就是我父亲编写的。还有《临江驿》(又叫作《潇湘夜雨》)、李万春先生的《十八罗汉收大鹏》等,也是我父亲编写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罗汉的画,4岁的时候就开始描画十八罗汉,用圆规按照演员头型的尺寸一比一放大,烤干后上颜色。
有志气的娃娃
我父亲还给他的同科同学——周信芳先生编过戏。周先生在北方一直唱不红,什么原因呢?就因为倒仓以后,周信芳先生的嗓子没有得到很好恢复,那时候不懂得进行科学治疗与恢复。
这北京人听戏,没嗓子的别起哄。京剧四功以唱为首,那时北京上戏园子的人不叫“看戏”,叫“听戏”,没嗓子的演员就必须在身段、武功上下功夫多琢磨。北京人比较承认麒派的做功即表演,但也有些人不喜欢周信芳先生的唱腔。他在北京站不住,没怎么红,唱不过马连良。
但周先生到底是大家,技艺极高,对艺术又肯钻研。他长期在南方,但还是愿意学北方的戏,对谭(鑫培)派艺术研究很深。那时,周先生根据自己的条件,创造了很多新唱腔、新板式,大家都承认。他把我父亲请到上海去给他编戏。我父亲肠胃不好,不爱吃米饭,周先生就专门给他雇了一个做面食的北方人。
周老伯对我父亲是很尊重和优待的,所以,我见了周老伯也非常亲切,非常尊重他老人家。
我17岁在上海巡演,周老伯是华东ju文艺方面的领dao人,他一个月就给了我2500块钱。当然,一方面是因为我演得非常叫座能赚钱,另一方面跟两家的交情也有关系。他要把我留在上海培养,我谢绝了。我的理由是北京的老师岁数大,我都17岁了才会30多出戏,得赶紧回北京抓紧时间向老师们学戏去。我向周老伯说情,周老伯眼睛一亮,说:“娃娃!有志气!什么时候想到上海,给伯伯打电话!”
要说我的第一场戏,很有意思,是在开明戏院唱的。当时有一个票社(指戏迷爱好者组织),票友们要组织一场演出。有人就把我介绍过去,他们问我:“你能不能唱?”我说:“我能唱啊。”但也有人怀疑:“她这么小,又是头一回上,要是砸锅了怎么办?”我就非常肯定地说:“砸不了。”我还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我这一整套都是按照鸣春社来的,是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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