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猛开打”、广东话叫“生猛”,上海话叫“杀搏”,北京话叫“火炽”,而盖叫天先生早已超脱了这三者,做到了“从容不迫”的境界。“从容”是一个很平凡的字眼,可这里面就包括几十年的功夫,几十年的修养。我们从领袖的从容的神态里可以看到他领导人民革命的睿智,我们从我们的将军们的从容的行动里可以看出他如何克服万难战胜敌人的绝顶聪明;从这里我们也可以领略到盖叫天不慌不忙的一手一式中蕴藏着多少真才实力。
艺术之所以成“家”,所以需要学习,需要锻炼,需要经受长期的不停的考验,该就是修到这“从容”的境界吧?而实际上又岂仅艺术需要如此呢。
惟其从容,所以可贵,作为一个演员,他使观众看着舒服,放心,信任他;知道他有十足把握不会失手,不会脱板。他的每一个转动,每一个手式,每一个起步,每一个适应鼓点突然静止的姿势都这样美好,完满;教观众睁大眼睛贪婪地用力观定,惟恐它倏然逝去。
程砚秋先生在观众席里定睛凝望,击节赞赏,不自禁地说:“他的动作都是圆的。”
是“圆”的!是圆满无缺的!这就是六十三岁的盖叫天,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炼到精微的地步,真是今天武生行中的鲁殿灵光,泰山北斗。
盖叫天先生以后也许再少有和北京观众相见的机会,但今晚任何一个观众都将在心中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大幕放下了,可是观众久久站立,鼓掌不息;仰慕着他,尊敬着他,深爱着他。今晚上在这万头攒动的剧场里,每一个角落都熏沐着盖叫天的光荣。
盖叫天先生!光荣应当属于你的!只因为你已是六十三岁的高年,仍然充盈青春的力量;你在人民的舞台上当仁不让,有若生龙活虎。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我回到抗战胜利的上海,头一次看到盖叫天先生的《三岔口》。我深受感动,回到家去写了一篇文章《旧戏新感》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文艺复兴》上。只是说明我深感旧艺人如盖叫天这样的老前辈对于艺术的这一种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的精神。这种精神对于我们是多大的启发,多大的感召;无疑地这应当是我们钻研精进的良好借鉴。对艺术的忠实和认真更会造成人格的坚贞;艺术的高尚和人格的高尚正是二而一不可分离的整体。在日寇侵陷的祖国土地上,那些一代宗匠的人物如杨小楼先生绝迹舞台坚持到死,梅兰芳先生蓄须明志,程砚秋先生隐居耕读,都是人所艳称的佳话。“不精不诚,不能动人”,这就是艺术以及一切事物的真谛。动人的艺术原是掺不得丝毫虚情假意的。
几天后丁聪兄带来了口信:说是盖叫天先生央人为他诵读了我那篇短文,读了两遍,他流下了眼泪。他感叹着说:“人家就这么懂得我们。”
随后我同小丁应邀去拜访了他。这老人充溢着兴奋和热情,谈了又谈,谈他自幼如何刻苦练功,谈他为生活奔走做过“镖客”,谈他如何曾把腿骨折断,又如何埋头苦练恢复健康。他自知年事已高,担忧着一旦会技艺失传,他辛苦的在训练着几个儿子——都是武生。他详细地谈讲武生行的每一种把式:譬如“趟马”吧,他的每一个姿势都有现实根据的;不信可以试一试,检一匹真的骏马来骑,对照舞台上只是手持马鞭的“趟马”,每个哪怕最细微的举动都是现实中的提炼,不会错的……十几年来不过只是习惯于看看舞台上的“热闹”的我,这是一番顿开茅塞的谈话。比在舞台上我得以较深地认识了一些盖叫天先生,不过只是“较深”而已,六十几年的他的经历和学问正如一个汪洋的海,要认识这样的老前辈原不是简单的事情。
我们也是无限的留恋辞别他的,我们曾想着用电影留下他的表演,——有名的导演佐临先生也是这样的倡议者——他非常高兴地期待着。但是不久反动派掀起了内战,上海形势险恶,我们都走开了,这事便不再提起。
欣喜我们有了共同的自己的祖国。今天再旧事重提应当是有必要的。我们的政府召开了全国戏改会议是一桩值得歌颂鼓舞的事情。年在五十以上的这些老艺术家们都是我们的国宝,都是人民的财富;他们应当会为当此垂暮之年居然找到了正确的方向,找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而欢欣。而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也会如何大力设法妥善地保留下他们的声音和颜色。为了不留下遗憾,这应当是一个急迫的工作。
祝福你盖叫天先生!祝福你们依然活跃在今天的舞台上的老前辈先生们!祝你们健康、长寿,为创造新的人民的艺术而奋斗!为提掖后进树立典范而奋斗!在过去的旧时代里也许只有少数人
“懂得你们”,但今天全中国的人民都懂得你们!尊敬你们!需要你们!
(原载《新观察》195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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