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鄂尔多斯鬼城之说,其实就是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领域所说的荷兰病的一种具体表现。在上一节关于鄂尔多斯鬼城之争的讨论和简单介绍了鄂尔多斯的资源优势以后,本节介绍荷兰病的概念,以及应对荷兰病的措施。其中,把鄂尔多斯和中国的荷兰病表现做一个简单的分析。希望对鄂尔多斯的发展和中国目前的经济转型有所帮助。
鄂尔多斯当地流行的童谣
我先把朋友转来的鄂尔多斯当地老百姓流行的童谣给本节博文做一个铺垫。从底层百姓说出来的童谣不一定百分之百是正确的,但是对做纯学术研究的人,这个童谣却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鄂尔多斯现象》
鄂尔多斯是传说,扬眉吐气曾有过,
如今贪官尽挥霍,经济危机谁之过?
敢问百姓苦不苦,现钞换成混凝土,
没吃没穿没房住,满腹委曲无处诉。
贪官污吏到处有,装满钱袋把起走,
榨得子民鲜血流,百姓已经没盼头。
贪官污吏似豺狼,鱼肉百姓没商量,
地区经济闹恐慌,屁股一拍换地方。
无权无钱苟且过,百姓日子似水火,
回想当年好生活,无比想念云峰哥!
鄂尔多斯的荷兰病
经济学领域所说的荷兰病(Dutch
Disease)指的是 ‘对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或经济体)而言,自然资源开发伴随着其它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衰弱。’
因为自然资源出口所取得的收入,会加速该国货币的升值,使该国的其它产品出口缺乏竞争力而不能正常发展。
荷兰病的概念是经济学家1977年提出来的。该概念出自于荷兰1959年发现了大型的天然气田以后,使荷兰的货币(Florin)相对于德国马克的汇率在1960年和2000年之间大幅度的上升,从而减弱了荷兰其它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1982年,经济学家Max
Corden 和 Peter
Neary建立了一个基本的经济模型,解释了荷兰病的发病机理。他们把资源出口型的国家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发展迅速的资源出口部门(如煤炭、石油、天然气、铁矿沙等),发展缓慢的非资源出口部门(如农业、制造业),和不可贸易(non-tradable)部门(如房地产、服务业)。
资源部门的快速发展对整体经济可以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生产要素转移效应(factor
movement effect),一是消费效应 (spending effect)。
生产要素转移效应指的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力、土地和资本,向资源出口部门转移,导致非资源出口部门缺乏发展动力。但是,由于资源出口部门创造就业有限,这个效应不会导致太大的负面作用。而消费效应则不同,资源出口可以换取大量的外汇和收入,大大的提高了不可贸易部门对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的需求,从而大幅度的提高了这些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也大大的提高了非资源出口部门的生产成本,使其出口的竞争优势严重弱化。
根据
Heckscher–Ohlin/Heckscher–Ohlin-Vanek
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任何一个国家参与世界竞争,必须对某个产业部门有特别的竞争优势,而资源富有的国家(或地区)的优势,理论上应该就是资源的生产和出口。
但是,过度依赖资源的出口,对这个国家长期的发展也许却是有害的。例如,当自然资源被开采枯竭的时候,或者当资源价格下跌的时候,该国家或地区的收入就会迅速下降而无法维持原来由于资源大量出口所形成的生产和生活的格局。
这是因为资源出口和不可贸易这两个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往往低于非资源出口部门的技术进步所致。过度依赖资源出口和不可贸易部门而发展的经济,使非资源出口部门缺乏了长期的国际竞争优势。而当资源出口能力下降,或者资源价格下降时,一贯靠资源出口拉动的经济体就会落后于其它经济体。这是解释荷兰病的理论依据。
为了减轻资源出口型国家的荷兰病,这些国家可以采取如下两种措施。第一,减缓本币的升值速度,加强非资源出口部门的竞争优势。第二,净化资源出口收入,也就是说,对资源出口的收入不要一下子用完,而是把相当的一部分收入留在海外,当资源价格下跌时,再把海外的存款引入,从而缓冲由于短期收入下跌而对整体经济造成的震动和冲击。
鄂尔多斯是典型的资源出口型经济体,在煤炭价格急剧上升的时期,鄂尔多斯的GDP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0%,这不是什么经济奇迹。因为GDP快速上升不是因为技术进步,也不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煤炭价格的提高所致。
大量的财政收入,出卖煤炭的收入,让鄂尔多斯人,特别是政府的口袋一夜之间装的满满的。于是,政府大笔大笔的花钱,老百姓大把大把的花钱。可惜,这些投资,不是去帮助非资源出口部门,而是都花在不可贸易的部门,尤其是房地产、高标准的标志性建筑和娱乐设施。
整个康把什区就是这样建设出来的。孤立看问题,这些建设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就在于能否持续?能后在煤炭价格下跌时,鄂尔多斯还能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
当2012年煤炭价格由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而大跌的时候,原来天量级的房地产投资难以为继,而且出现了大量的空置。房价大跌,资金链条断裂,造成了鬼城,这就足以说明鄂尔多斯的建设理念,没有认真考虑经济增长周期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充分考虑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荷兰病。
鄂尔多斯的发展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
鄂尔多斯的人口才2百万人,人均GDP是中国平均水平的4.5倍,是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人均GDP的2.5倍。如果发展对路,可以率先享受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但是,鄂尔多斯人真的是进入了这种水平了吗?答案是否定的。
2011年的人均GDP是16万元,而人均可支配收入却只有1.6万元,只是比全国的平均水平高出20%,而不是4.5倍。
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严重脱节是中国整体经济的普遍毛病,只不过这个毛病在鄂尔多斯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罢了。
就全国而言,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是GDP的30%多,而在鄂尔多斯,这个比例只有10%。如何解释?
还是拿2011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为例。该年,GDP总量是3200亿,而投资总量却高达2243多亿,也就是说,70%以上的GDP都用于投资。而投在什么地方呢?当然,有相当的钱是公共交通建设,楼堂馆所的建设,也有房地产的建设。这些建设,出现了多少贪腐?出现了多少无效用的浪费?
所以,投资浪费是鄂尔多斯的第一大错误。
鄂尔多斯的第二个错误,就是没有培育非资源型的出口,鄂尔多斯集团进入全国500强,靠的也是当地的自然资源,包括羊毛和羊绒。能够出现鄂尔多斯的羊毛系列品牌,当然也是成绩,不可否定。但是,鄂尔多斯为什么就不能在教育、共租房和医疗方面更加有作为?
鄂尔多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可能出现的荷兰病,从而采取措施减轻荷兰病可能给当地经济由于煤炭价格下跌而产生的突发性影响。不仅如此,投资规模无限制的加大,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过高,是计划者缺乏经济发展知识和眼光的悲剧。
李尚勇在《财经网》的博文指出,强大的政府,不顾民生,只顾少数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府官员的利益,使鄂尔多斯的高速发展没有惠及人民,这可能是荷兰病在鄂尔多斯乃至整个中国的特殊表现。
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615-45980.shtml。
鄂尔多斯给中国的启示
如果说鄂尔多斯是因为出口煤炭和天然气等资源而得了荷兰病的话,中国却是因为出口便宜劳动力和便宜的污染而得了另外一种的荷兰病。靠低成本、高污染得来的低端制造产品的竞争优势,换取大量的外汇和贸易顺差。
顺差促进了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也促进了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飙升。同时,把贸易顺差大规模的投入房地产,而不是投入民生、投入教育和科技进步这些能够提升整体国力的部门。这几个现象,其实就是荷兰病的中国特征。换句话说,中国得了荷兰病,也是因为过度的投资房地产,过度的人民币升值,导致非劳动力密集型的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导致了资产泡沫。
对鄂尔多斯而言,资源还是无限的,数千亿吨的煤炭储量,足够让鄂尔多斯靠煤炭出口发展1百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控制投资规模和流向。如果做好了,鄂尔多斯的发展前景还是光明的。
中国就不同了,便宜劳动力的出口不可能长期下去。相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很高,而且还会不断的提高。要解决出口便宜劳动力而得的荷兰病,中国必须提高技术水平,提高投资效率,控制好人民币的汇率,加强教育和其它的社会服务,大幅度的提高整体国民的素质,从体制上下功夫、挖掘内生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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