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学学院（SCCS）的诞生
　　到2006年，两个研究所的收入（也就是ICCS的教学收入）达到80万英镑，开支160万英镑。大学给两个所的亏损补贴，高达80万英镑，原来5百万美元的捐款原则上已经被耗尽。
　　大学的压力很大，中国政策研究所（CPI）向Leverhulme基金会申请360万英镑资助。不幸的是，CPI的申请失败，被牛津和曼彻斯特大学夺得。
　　我1999年在朴茨茅斯大学当上经济学教授以后，于2001年到伦敦米德尔萨克斯大学商学院经济系，当系主任和教授。经过六年的努力，为经济系创建了两个硕士专业，改进了一个本科专业，稳定和提高了本科招收的数量及质量，大大提高了研究生招生数量。6年间，硕士生人数从不到20人，提高到80多人，每年为商学院多创造了75万英镑的收入。同时，成功的培养了7名高质量的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员。他们先后都担任了国内外各个知名大学的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和副校长。其中,有一位当上国内一家大型上市公司（市值250亿人民币）的董事副总经理, 一位211大学副校长、一位985大学的副校长和一位国内数一数二的证券公司首席投资官。这种桃李芬香的感觉，是当一位清贫教师的最大幸福和安慰。

　　但是，因为该大学的管理不善，除了商学院有大量盈余之外，有半数以上学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因此，不管我们为大学多赚了多少钱，经济学系的人员只减无增。老师压力越来越大，好的老师开始跳槽，水平差的老师却被提升当了领导。有一位秘书出生，没有教过书，没有发表过任何文章的行政人员，甚至被提升为副院长。在英国出现这样的情况，实在让我忍无可忍，大失所望，我开始对这样的大学失去信心。经过再三考虑，我申请了诺丁汉大学教授职位，同时从属于两个研究所，马安祖和理查德都是我的老板。
　　我2006年8月1日到诺丁汉大学开始上班。针对两个研究所的情况，我认为必须加强学位课程的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因为没有担任领导职务，我过了几个月轻松的生活，全心全意的投入研究和教学工作。
　　与此同时，我开始招收3位博士生，并为他们争取到了全额奖学金。随后，我提交5个全新硕士专业课程的建议报告。很可惜，其中3个报告被ICCS的领导们拒绝了。当然，他们还是给了我这个新教授的面子，留下了两个：当代中国学文科硕士，和当代中国管理学理科硕士。
　　不到两个月，不仅招收了3名博士，上了两个硕士课程，这对我自己来说，对两个研究所来说，已经踢开了开创性的两步。两个研究所的其他人，包括当时的领导人，都还不知道我踢的这两步，对今后诺丁汉大学中国学的发展，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
　　出乎我意料的事情发生了。2006年10月，大学突然找我谈话，希望我帮助筹建当代中国学学院（SCCS），并征求我是否愿意当首任院长。领导的谈话，对我来说是很突然的。两个研究所，两帮完全不同的人，经济条件奇差，办公条件奇差，每年需要大学输血80万英镑，而人员才13人，还有一半的人对我来说是‘非生产人员’。这样的摊子，怎么说，都不可想象能变成一个学院？
　　我问领导，‘你今后每年都能给我补贴80万英镑吗？’领导说，‘不能’。我说，‘不能，那你让我当院长，你是在提拔我，还是在坑我？’
　　那位领导说，‘你不做，别人做，你甘心吗？别人做不好，对你也有影响，这是给你的机会。就因为现在情况不好，你搞好了才有成就感吗。在你来面试的时候，我们就想让你来干了。本来是想2007年8月成立学院的，我们现在决定提前到1月份成立。如果，你不反对，我就支持你，有困难，大学帮助你！’
　　就这样，SCCS成立了。大学参议院，同意任命我为首任院长，为期4年。原来的两个研究所，ICCS名字取消，原所长马安祖放学术假一年，并于第二年到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当院长，后来升为宁波分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CPI名字留在，原所长理查德，留任该所所长，归属学院领导。
　　当代中国学学院（SCCS）迅速发展的5年
　　2007年该学院成立时的家底是：2位教授（我和郑永年），1位副教授，5位讲师和语言老师，5名行政人员，共13人。
　　为了2008年参加英国全国的研究评比（RAE），许多人认为实力不够，不能独立参加。但是，我和哪位主管副校长，坚持要独立参加。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大量找人来参加评比！第二件事，就是争取提高收入，也就是开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并大量提高本科生的招收数量。第三件事，就是，开创新的本科专业。向当代中国最热门的专业进军，彻底打破传统‘汉学’和传统‘中国学’的办学观念，向经济、管理、国际关系、当代中国学方向，大胆发展。
　　我的三大改革措施，得到大学上层领导的坚决、有力的支持。但是，学院内部传统势力却并不欢迎我的改革措施。他们认为，离开传统课程和专业，他们的课怎么办？我说，只要有学生，你们害怕没有课上？到时候，不要上不过来就好！
　　果然，新的行动和办学方法开始见效。2007年，学院第一次招收13名硕士生，10名博士生，7名本学院的本科生，30多名和其它学院合招的联合本科生，近200名选修中文课程的本科学生。
　　第一年的开门红，收入增加50万英镑，原来的非工资性开支锐减15万英镑。到了2007年底，共有13人参加了2008年度的全英大学的研究评比。当年，学院总亏损从原来的80万英镑，降低到50万英镑，而教职工人数增长50%。
　　2008年，是诺丁汉大学第一次参加中国学（归亚洲学范围）评比，结果，出乎意料，我们学院的研究能力全国排列第4，70%的文章达到国际或国内的优秀水平！得到了评比委员会的高度赞扬，一举成为英国比较大，而且，富有生命力的中国学中心。
　　2008年，我们继续开设3个新的本科专业，本科人数迅速上升。其中，本硕连读的当代中国商业经济学，2008年招收3人，2009年招13人，2010年招26人，今年57人！本学院硕士专业的学生于2010年上升到25人，跟语言学院合招的中英文翻译专业学生从原来的4人，上升到31人。在校博士生从3人，上升到25人。2010年到现在，学院已经毕业了8位博士生。其中，1名成了本学院的讲师，2名成为商学院讲师，1名成为德蒙特大学讲师，这四位，都是我自己来诺丁汉以后招收和指导的学生。
　　2010年，教学管理经验丰富，熟悉中国银行和金融专业，我10多年的好朋友，陈建博士，在我的多方努力下，也加盟SCCS。他刚到学院，就帮助我开出三个新的硕士专业：中国银行和金融市场、中国公司金融、中国商业经济。2011年9月招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年的硕士生人数爆炸式增长250%！单项专业硕士生人数，从去年的25，一下子飙升到87人。加上中英文翻译硕士人数，整个学院的硕士人数超过100人。
　　这对一个不到5年的中国学院来说，连我自己都是感到非常意外和惊呀的。今年9月26日，在迎接新生的讲话时，我看到大大的课室，坐满了学生，连走道都坐满了，外面还有学生排队登记。我无比高兴，给校长写了一个激动的邮件，‘这是我20年教学生涯中，最值得高兴的一天，最难忘的一天！陈建博士，当立头功。’
　　英国国内和欧洲的本科生，每年的招收人数，从2008年的60人，上升到2011年的170人(包括85名单科学位学生和75名双学位学生。从中国和其它海外国家招收的学生，从2007年的3人，2008年的13人，2009年的26人，上升到2011年的39人。选修中文课的本科生，从原来的不到200人，飙升到现在的900多人。全世界，除了中国，已经找不到有第二家大学，能够吸引如此众多的学生学习中文做为他们的学位课程了。
　　与此同时，学院的科研经费也迅速上升。王正绪博士一个欧盟项目的经费多达140万欧元，三个玛丽-居里夫人的研究员项目，总经费48万欧元。安得鲁斯博士也得到了一个110万欧元的课题。姚树洁、王正绪、宋丽娜、理查德（2004年离开中国学院，现在本大学社会学学院任教授）得到了一个250万欧元的欧洲中国研究网络项目。武斌、摩根、张晓玲、张靖、赖洪毅、帝兰-萨斯兰，还有许多老师都从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各种科研项目和经费。目前，学院的科研总经费高达450万英镑，每个科研人员平均25万英镑。在英国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诺丁汉大学富的出油，我们更是富的出油。
　　5年前，中国学院需要大学80万英镑的补贴。上一个财政年度，学院向大学上交140万英镑，其中，100万英镑是正常的大学管理费，40万是学院的盈余。今年，因为学生人数大量上升，学院的总收入将继续增加120万英镑。
　　这些收入的提高，是在保证了工作人员增长200%，学生人数增长300%的情况下实现的。如果说，5年前的学院，只是个有名无实的学院的话，今天的学院，已经可以和一些拥有超过50年历史的学院相比了。再过5年，学院还会发生更大、更好的变化。
　　现在学院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招聘世界知名的中国学专家来任教。这个月，我们登广告同时招聘一位终身教授、一位讲师和一位高级研究员。过完圣诞节，希望再招聘4到5名终身教师和研究员。
　　今年，大学准备给学院盖一个新的大楼。新大楼的一部分钱（1百万英镑），是我在校长的帮助下，从思源基金会哪里申请来的，地址就选择在美丽的猪不理校区的湖边。新大楼的建成，所提供的办公面积是现在的4倍，将为学院的进一步发展，奠定更加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