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计划今天是去花莲，结果晚上发生地震，五点四级，震中在花莲以东的洋面。台北也有感觉。听说把我们在花莲预定的酒店玻璃墙都震碎了。为了安全，组织者决定取消花莲之行。

   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去拜访老朋友。

   我的老朋友简鸿文，是台湾证券业公会理事长，兆丰金控下属兆丰证券公司董事长。

   我们是真正的老朋友，从打交道起到现在估计有十几年。

   但是我们也算是“梁山兄弟”，是打出来的。

   此话怎讲？

   在九十年代，我也担任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职务，经常要带团出访一些国家或参加一些国际会议。而我的这位老朋友是台湾证券公会的会长，他也经常带团出席国际会议。这样就不免“冤家路窄”。

   那个年代，外交活动要讲政治，中台关系非常敏感。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一个中国”，不能是“一中一台”。这就十分麻烦。比如会场上不能悬挂台湾的国旗，台签不能标明“中华民国”，而必须是“中华台北”，会议文件中不能将台湾描述为“国家（country)”而要说是“地区(area)”。如此等等。我们两位团长经常为此吵架，外国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吵什么。记得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会议上，我们两人用中文争论，大会主席警告我们：必须用英文，否则其它代表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每次争吵都以我方的胜利为终结。

    现在想起来，其实不是我们多么能言善辩，而是台湾人并不把这些事看得太重，无所谓。不像我们这么神经衰弱。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过去为了这个所谓的“一个中国”立场，在外交上多花了多少冤枉钱！这都是咱老百姓的真金白银呀！兄弟之间，同室操戈，白白让外人捡了便宜。

   当然我们只是在会议上吵，开完会照样在一起喝酒，形同兄弟。

   从菲律宾马尼拉到韩国的首尔，再到英国的苏格兰，我们不知道吵了多少次，越吵我们关系越好，后来我还专门邀请他去游览了长江三峡。因为我知道，政治这种玩意只是纸面上的，台湾的资本市场比我们发达，我们是小学生，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

    这次轮到他做东，请我们到一个高档的上海菜馆去大撮了一顿！

                                    【在简鸿文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