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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慧能和中国禅风  之二   禅宗的理论源头

(2010-11-07 16:00:24)
标签:

杂谈

 

 

 

 

 

 

 

 





僧肇和道生:禅宗的理论准备

 

    中国禅宗发展的理论源头,可以追朔到姚秦鸠摩罗什手下两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理论家,僧肇和道生。

    僧肇,伟大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的高足之一。京兆长安人。由于家境贫寒,以代人抄书为业,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尤崇尚老庄。弘始三年(401)投鸠摩罗什译经,成为门下佼佼者,尤以精通般若学而著名。

    僧肇的贡献,在于他在融会中外文化思想的基础上,以中国化的表达方式,完整而准确地阐发佛教般若学思想,特别是“非有非无”的般若空义。他的主要著作是《肇论》,由《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等几篇文章组成。围绕着般若之空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用中道空观解决了当时争论的有无,动静等问题,同时也以此沟通了出世入世,此岸彼岸的联系。他说: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圣远乎哉?体之即神。

    在《物不迁论》中,他发挥般若性空思想,从时间,空间角度论证世界万物看似变化,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真实变化,变化着的事物只是一个假象。“梵志出家,白首而归,邻人见之曰:‘昔人尚存乎?’梵志曰,‘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他用这个例子说明事物“若动若静,似去而留”。

僧肇认为,客观世界就其本体而言是虚幻不实的,因此是“空”是“无”,但这种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又表现出种种现象,从这些现象讲是“有”。但这种有是“假有”。所以,“有”和“无”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现象和本体应该结合起来看,不能偏执于一方。

    早年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属于“格义时期”,时间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五世纪。所谓格义,是指用老庄的哲学语言来解释和比附佛教的教义,使佛教教义更能方便地为中国人所理解,也称作“以庄解佛”。因为僧肇善于以老庄玄学化的语言来表达佛教的般若空义,深受那些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土人士欢迎,而且他的“动静一如”,“有无齐观”,“事理不二”等思想,他强调出世不离入世,使玄远的思想哲理转向现实生活的态度,把魏晋以来的般若学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对禅宗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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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肇英年早逝,其后影响大的是鸠摩罗什的另一高足竺道生,亦称道生。古代高僧在姓名前冠以“竺”字,意味着他的老师是印度人。史称道生“幼而颖悟,聪哲若神”。东晋隆安五年(401)投罗什门下,和僧肇一起翻译大、小品《般若经》。

   道生时代,《涅磐经》已经译出。在此之前,佛教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但一阐提人(断了善根的人)除外。这个好像有点今天的“血统论”味道。所以道生认为,因为众生的一阐提人也有佛性,亦可成佛。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算是惊世骇俗,因此他被赶出僧团,逐出京城。当后来新翻译出的《涅磐经》中果有一阐提人有佛性一说,与道生“合若符契”时,才使道生重新从异端回归主流,并且名声大振。他所主张的人人皆有佛性说流传极广,成为中国佛性论主流。人人皆有佛性后来也成为禅宗的重要思想之一。

    道生是涅磐学派的代表人物,精通涅磐经,有“涅磐之圣”的美誉。其实道生的观点是他把佛教的观念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儒家认为修身养性的目的是为了成圣人,而佛教认为修行的目标是为了成佛。既然“人皆可以成为尧舜”,那么“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像”。苏州虎丘至今仍有一人文景观,叫生公说法台,相传当年道生在此说法,顽石为之点头。他对中国禅宗理论影响最大的,是通过般若实相说,提出“佛性当有”的命题,把佛性、法性、众生与佛等同起来,把佛性作为众生的本性,众生的自性即是佛性。其定义在于,把成佛从对外在宇宙实相的体认转为对内在自性(自心)的证悟,从而更突出了众生的自性自度。道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无论阶级,门第,种族,在成佛方面人人平等。这是儒家的人文思想思想在佛教脉络中的体现。道生以庄解佛,彻悟言外,不仅为魏晋玄学,也为中国化的禅宗,做出了巨大贡献。道生之后,中国佛学界开始把注意力从“有”“无”之争转向众生成佛的可能性上。胡适高度评价道生,认为禅宗的顿悟理论开创于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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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发展,加深了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交流。

     西晋“八王之乱”前后,北方贵族豪强为避战乱,大量南迁,史称“晋室南渡”。因为迁徙者大多为富户巨室,亦称“衣冠南渡”。中国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文明开始向长江流域转移。“京洛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这次南迁,大大推动了以建邺(南京)为中心的长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刘禹锡著名诗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的王、谢,就是指晋室南渡的巨室王导、谢安。

 

   南渡的大户原先大多信奉玄学,即老庄哲学,魏晋般若学的流行,受到这些士大夫的欢迎,出现了般若学与玄学的合流现象,使佛学传播到中国后第一次获得了与道家、儒家相沟通的契机。老庄的养生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生活态度,儒学积极入世的道德修养,与经过般若学改造的佛教学说融合,进一步开拓了印度禅向中国禅的过渡道路。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士大夫佛教者”和“有教养的僧人”,如王导的弟弟、堂弟,都是当时著名的高僧。

  至此,中国禅学已经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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