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坤

　　当辽圣宗朝时，由辽圣宗颁旨、诠晓执行对禅宗经典在燕京进行焚毁；到云居寺砸磨之事。开始此事为佛教中的教派之争，和宋辽两国战争和竟争的背景。澶渊之盟后，宋辽两国和好，双方均谨守条约，和平友谊成为主旋律。但是，在文化方面，暗中却是呈现出竞争状态。宋太祖时代，宋朝抢先刊刻了《大藏经》，因为是刊刻于开宝年间，故称为《开宝藏》。此经刻完后，曾经应高丽、日本国僧俗之请，赠送给两国。《开宝藏》中有许多新译经，后来又在真宗、仁宗时代经过两任皇帝亲自校订。按照当时的状况，宋朝也应该赠送给辽朝。因为赠送佛教为祈福表示友善之道。而且当时宋辽的关系也确实友好。

　　《契丹国志》卷七记：

　　“宋真宗上仙，薛贻廓报哀人境，幽州急递先闻。帝不侍贻廓至阙，集番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因谓宰臣吕德懋曰：吾与兄皇未结好前，征伐各有胜负。洎约为兄弟二十余年，兄皇升遐。况与吾同月生，年大两岁，吾又得几多时也。因又泣。复曰：侄弟（宋仁宗）圣年尚幼，必不知兄皇分义，恐为臣下所间，与吾违约矣。后贻郭至阙，达宋帝圣意，喜谓后曰：吾观侄弟来意，必不失兄皇之誓……又谓后曰：汝可先贻书与南朝太后，备述妯娌之好，人使往来，名传南朝。又诏燕京悯忠寺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百日而罢。复诏沿边州军不得作乐……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

    宋真宗驾崩时，宋朝派一个叫薛贻廓的到辽国告哀。薛贻廓还没有进入辽境，急递（相当于今日快递、电报、短信）先将情况报告了辽圣宗。

　　辽圣宗不等薛贻廓到来，就集结众大臣致哀。皇后嫔妃一起哭泣。辽圣宗对首席大臣说，我和皇兄（指宋真宗）没有结好之前，双方的战争各有胜负。

　　自从澶渊之盟，我们两个约为兄弟二十余年了，没有想到兄皇竟然升天了。我与兄长同月生，他年长两岁，我又能活多长时间？

　　圣宗说完这话时候，又哭泣起来。然后说道：继位的是侄子，按两国来说就是弟弟（宋仁宗）年纪尚幼，可能不知道兄皇和我的情分，两国友好的好处。恐怕有臣下挑拨，与我国违约。

　　这时薛贻郭到达了，转达宋仁宗圣意，是要继续维护两国良好的关系，条约不变。圣宗非常欢喜，对皇后说：我看侄弟来意，肯定遵守兄皇之誓。斗转一圈对皇后说：你可先写一封信给南朝太后，讲讲你们妯娌关系之好，要经常派使者往来，名传南朝。

　　这些事情做完了，下诏在燕京悯忠寺设真宗御灵，建资福道场，祭奠百日才罢。又下诏沿边州军不得作乐……下令国中应内外文武百僚僧道军人百姓等犯真宗讳者悉令改之。”

　　又有《辽史、圣宗纪》：“（太平二年）三月丁丑，宋使薛贻郭来告宋主恒殂，子桢嗣位……戊子，为宋主饭三京僧。”

　 在如此友好的气氛中，宋真宗生前或者新即位的送宋仁宗将新雕印的《大藏经》（《开宝藏》）送于辽国是有可能的。此举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大藏经之上，它真实地反映了“澶渊之盟”（真宗景德元年、圣宗统和二十二年）两朝之间确实存在着和平相处的友好关系。

　　但从文化上来说，尽管“澶渊之盟”后，双方结好，称兄道弟，宋帝崩逝，辽圣宗举哀真挚殷切，但是，并没有因此全盘接受宋朝的文化，包括佛教文化。

　　应当指出，前此有据辽太平二年蔡忠顺所撰《大慈恩玄化寺碑阴记》，认宋藏之入辽应在圣宗太平元年者。按蔡忠顺系高丽显宗时的“参知政事”，《辽史·圣宗纪》载“开泰元年夏四月庚子，高丽遣蔡忠顺来……诏王询亲朝”即此蔡忠顺。时高丽使用辽的年号，故碑文所载，指的是宋藏入高丽之事，而辽获得宋藏也应该在此前后。

　　但是，悯忠寺和云居寺等寺院从诠晓开始的由禅改律，虽然得到了宋藏，禅宗经典俱全。而悯忠寺云居寺律宗为主的局面丝毫没有改变。

　　辽代改禅为律，在历史上是一件有很大影响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孤例。《云居寺》一书说：“辽代通理大师主持刻经，于前代不同，以前所刻多为大乘的经。通理则刻律和大乘论，于是，经、律、论三藏齐备。”是符合辽代的刻经历史，也同时揭示了佛教律宗在辽代的极度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