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侯坤

东征高丽之后的第四年，也就是公元649年，李世民痛风病加重，误食印度僧人进献的丹药，毒发身亡，享年五十岁。一直到公元696年，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悯忠寺才建成。整个寺庙由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观音殿、毗卢殿、大悲坛和藏经楼以及两边的廊庑、庭院组成，共七进六院。寺成以后，香火日隆。到了唐朝末年，幽州卢龙节度使李匡威赠修悯忠阁。当时留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说。

在接下来的数百年间，该寺庙多次毁于战火，但又多次修复，也曾经几易其名。在这期间，悯忠寺里也留下了许多历史印记。在靖康之耻中，被捋走的北宋末代皇帝宋钦宗就曾拘于此。南宋的遗老谢枋得誓死不降大元，也在此处绝食而死。至此，悯忠寺悲天悯人的气氛更浓，更重。那种凄凉，那种静寂充满整个寺院。

 

    北京佛教的一个疑问

律宗由唐朝和尚道宣所创。主张“心识戒体论”，从师受戒，防非止恶。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说起来，在佛教的历史上，只是一个小宗派。但是，在北京的历史上，却曾经和禅宗并列，并且一度战胜了禅宗，成为主导。

　　北京考古学会会长齐心、北京史研究会会长王玲提出问题：律宗在佛教史上影响并不甚大，它在燕京为什么得到特殊地发展，尚待进一步研讨。（《辽燕京佛教及其相关文化考论》载于《北京文物与考古》1991年，北京燕山出版社）

　　　在京西云居寺进行扫描的时候，发现了一本名为《云居寺》的书，提出疑问：“  石经史话，房山石经之谜”谈到，“……辽代刻经中，中型石版是把唐代刻经磨掉后重刻的。在房山石经中，唐太和元年至咸通四年（827---863）三十余年间所刻石经多在碑额下端刻有佛、菩萨、天王、胁侍、飞天、花草等线雕图案，碑额多刻大字的题铭。这些图案在辽刻经版中因未全部磨平还能看得很清楚。例如，辽清宁九年（1063）刻《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让、国、有’帙为这部经卷十八至卷三十，共计二十七石，所用经版与前十七卷不同，大小参差，长短不一，尤以第七洞一百九十四、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二百零四、二百一十一、二百一十三、二百四十三、二百六十一、二百六十九诸石上端未被磨掉的唐刻花纹图案最为明显。此外在辽刻《大般若菠萝蜜多经》卷五百三十三（八洞八百一十七石）刻有 ‘开成八日记……赵洛清大和九年至开成四年送经条山院王全政记’，以及卷五百五十一（八洞五百八十石）刻有‘亲事兵马使黄法敏于大中十年四月八日巡视至华严堂故记’等唐代年号的题记。这些题记都是刻在碑侧。这是因为当时辽代只把唐碑的背面磨平，而碑侧未动。辽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今天还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就是说在辽代的时候，有人专门“破坏”唐代已经刻成的石经经版，将经文磨平，但是，唐代刻的花纹，年号还都留着。然后，重新刻上新的经文，留有辽代的年号。

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疑问。眼前的佛经碑刻，周围的花纹和年号是唐代的，碑的中央却是辽代的经文和年号。

为什么辽代要把唐代的刻经磨掉而改刻自己认定（或者审定）的经文呢？

 

禅宗探源

在《再战赤壁》中我谈到了云居寺，谈到了云居寺刻经的发起人静琬。当时，我还想不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辽改唐碑的问题。

　　静琬在云居寺凿石刻经，以备法难为出发点。有人说他的出身本是禅宗南岳天台宗，乃至有人推测他是二祖慧思的弟子。

     实际上，静琬和慧思没有过接触，国内研究云居寺的主要学者都认为静琬和慧思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受天台宗的影响是可能的，因为，隋炀帝和资助静琬刻经的萧后，是天台宗创始人智者大师的弟子。（详见笔者《谁说隋炀帝是暴君》的第二节）

    天台宗开宗是以《法华经》为基础的，尊龙树为本宗学祖。取“三教圆融”之意旨，悟“一心三观”的方法。日谈义理，夜禅思维，基本统一了南北不同的学风。慧思的“诸法实相论”是天台宗的中心思想。认为一切诸法既是实相，万有差别的事项皆是显示法性真如的本相，所以，提出“圆融三谛”“一念三千”的认知禅法。整个宇宙都不过是“介尔一念心”，没有这个“一念心”也就没有了一切。尽管强调的就是心外无物，但是，毕竟心物一体，用心识物，在认识论方面比较好理解。

　　所以，静琬刊刻石经，开始应该是《法华经》。后来续刻了《华严经》、《涅槃经》、《维摩经》、《金刚经》、《佛遗教经》等。看来，刻经初期，在三藏中，是以“刻经”这一藏为主。也就是说自隋迄唐，基本上是在禅宗的影响下，进行刻经事业的。

　　禅宗是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泛海到中国后创立的。他先到广州，后至金陵，与梁武帝问答，机缘不合，于是渡江到洛阳，入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参禅，时人称为“观壁婆罗门”。后来有僧人神光前来晨夕参问，终于得到达摩的指点，学会了参禅方法，彻见心性，达摩将他的名字改为“慧可”，付以正法眼藏，并传授袈裟作为传法的信物，（这演化出不少故事，乃至成为电影和电视剧的题材）。以后，逐渐普及，南北俱传。到了五祖弘忍时代，基本普及。弘忍有两个及门弟子，更是将此宗发扬光大。这两个弟子就是神秀和慧能。

　　　神秀（606——706年）本姓李，开封人，少年出家访道，几经波折，到了蕲州得见弘忍，成为弟子，不久，因为其领悟深刻，论辩精辟，成为七百余坐弟子中的上座。唐武则天当政时，听到他的名声，将他招到长安，在内道场供养，中宗对他更加礼重，得到了“两京法主”、“三帝国师”的称誉。此僧百岁圆寂，其圆寂之前尚能说法，所以，他得到后世宠信，这也是重要的原因。

　　　我更感兴趣的是慧能（638——713年），他和神秀走的是不同的路子。他祖籍涿州，后流落到南方，成为一个樵夫，一字不识，偶听人诵《金刚经》便悟道了。于是前往冯墓山谒弘忍，开始他入榷坊做杂务。八个月后，弘忍招弟子根据各自对佛法的见解，作偈说明。这就是那首“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来源。弘忍见他才真正得到真谛，秘密将衣钵传给了他（这又演化出许多故事）。他离开了冯墓山，隐居十五年，待神秀入宫才出来说法，成为禅宗一代宗师。禅法广播天下。他经常对弟子们讲的就是：“但一切善恶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净心体，湛然常寂，妙用恒沙。”他的弟子有行思、怀让、神会、玄觉、慧中、法海等人，都名重一时。法海将慧能的言行集为《六祖坛经》。

    对后世有大影响，对禅宗有大发扬的就是这部《六祖坛经》。

　　慧能的影响可以从佛门后人的一首诗中看出来：

磨难是少不了的 

考试也必不可少 

在科举至上的盛唐 

即便是挑选方外的一位掌门 

也少不了 

一场惊心动魄的考试 

 

可是拿惯了斧头与木杵的手 

如何使动那如椽的巨笔 

 

于是早在一千多年前 

你便成功地进行了一次 

枪手的运作 

 

把自己的思想 

绑在别人的箭上 

就好像当年 

把山上的乔木与灌木 

绑在自己的背上 

 

箭箭皆无虚发 

每一箭 

都将菩提树上的一片叶子 

轰然击落 

 

你最终得到了 

那只 

装着整个世界的 

钵子 

 

可是，那些俗人 

他们知道什么 

他们以为拥有了那只钵盂 

就拥有了整个世界 

他们用武力得到了钵子 

可是他们怎么拿得动 

整个的世界 

 

只有在你的心里 

那才是一只真正的 

空钵 

 

这时，玄奘在西行的路上 

踏破了无数双芒鞋 

鉴真驾一叶扁舟 

驶向那人烟稀少的孤岛 

 

而你 

扛着一具空空的皮囊 

在朗朗乾与坤之间 

拈花微笑 

 

高处不胜寒 

寒来暑往 

已无暑无寒 

 

槛外潮涨潮消 

云蒸云落 

呼呼的风声 

把那面旗子吹得晕头转向 

而此心依然 

 

心中的米早已熟了 

呵呵，既然熟了 

何须米筛 

 

大唐先天二年 

国恩寺的上空升起一鹤 

向着西方 

缓缓飞去 

（来自于网上，非常的攫获住了我的心灵。）

     从佛教发展史来说，就是慧能通过禅宗的完善，完成了本土化的过程。

　　　禅宗自开创以来到宋辽对峙的时代，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终于成为佛教中站主导地位的力量，当时就达到了“阐教合一”的地步，达到“谭禅机佛”的地步。

    按照禅宗的教义，通过宗教仪式或者宗教典礼去获得佛的保佑是徒劳无益的。甚至连祈祷、念经、叩拜也毫无价值。他们认为佛就是思想，就是“悟”，它超越语言和文字之上。至深之理既讲不出来，也写不出来。信佛的人必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探求佛理，才能得到佛的庇佑。最终，佛也是用他的“智慧”指点你“悟”而解脱烦恼。内视，关心，静坐，寻求顿悟，终归于“无”，或者虚无，“空”，而达到人生至高境界。

　　　这种思维方式暗合了老子、庄子的思想，特别中意于宗法制度下的士大夫，于是，由谈玄转为坐禅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禅学和道家的结合，本质上达到了西来的文化和本土文化结合到非常致密的程度。

　　这种以思索为主要修炼方式的佛教和马背上不断跃动着的民族很难找到契合点。所以，禅宗在契丹族中并没有得到重视，到了宋辽交兵的时候，辽朝统治者虽然还是笃信佛教，但是，他们排斥禅宗。他们从萨满教中得到的启示是：只有通过信仰和一定的崇拜形式，付以真诚，以身事佛，才能获得佛的保佑和赐福。这和佛教律宗的主张是一致的，因此，律宗在辽统治的地区逐渐占领了主导地位。

　　　自从契丹在中国北方占领了燕云十六州，稳定了统治之后，承天皇太后（民间俗称的萧太后）摄政期间，佛教便开始得到很大发展。承天皇太后归政辽圣宗之后，这种发展依然在持续。开始，都是以广建寺院，多加施舍，作公德，积善果为对佛教信仰的途径。加之他们虽然勤于对汉文的研习，但终究难以熟读佛经理解其艰深的奥意。

    而此时，主张身体力行的律宗已经传了进来，律宗和玄奘（西游记中唐僧的原型）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慈恩宗（又称法象宗）有相通之处。尤其是唯识论因为比较容易理解，使得北方的一些大德高僧修习唯识论，唯识论中含有的哲学义理和玄奘的崇高威望，也能够和禅宗抗衡了。从这时开始，辽朝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皇权对禅宗进行排斥。

辽圣宗以圣旨颁令的形式排斥禅宗，而执行辽圣宗的旨意，在幽州各地进行排禅崇律的律宗高僧名叫诠晓。

而此人活动的地点就是悯忠寺。

诠晓被辽圣宗封为“无碍大师”，主持《大藏经》的编选校订事宜。我在云居寺看见研究佛教的人经常观看《千人碑邑会》，这座碑就是由他笔受弟子智光勒石而立的。

找到了一个悯忠寺阐扬律宗的一个人物，甚为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