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鸿谅
李大人真的很爱业务讨论,周三又被他拉着讨论了一次山西疫苗,我的肝火就又上来了,嗓门不自觉的就高了八度,我估计,那会李大人灭了我的心都有。
之所以会再上火,是我非常反对把这个事情最终归为科学问题,这太荒诞了。
但我还是愿意尊重李大人的决定,以严肃的态度,尽量平静而客观的来谈一谈我理解的疫苗问题。
我想贴上我未删改的原文的导语,以此作为展开讨论的基础——
给疫苗贴上专用标签,是山西自创的官方准入门槛,获得独家授权的华卫公司由此名正言顺的垄断了山西的二类疫苗市场。贴标签的行为无法在低温下进行,因此必须把所有疫苗都从冷库中取出来。这些疫苗种类繁多,生产工艺各异,它们长时间暴露在室温下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的确是个复杂的科学问题。但山西省疾控中心的相关负责人显然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在2006年初到2007年底的两年间,贴上标签的二类疫苗大量流入山西市场。
举报人陈涛安首先发现的只是华卫公司的垄断经营和贴标签的可疑操作,作为疾控中心的一员,他最初的努力只是希望他所在的系统能够正视这个危险的问题,停止所有违规操作,召回可疑疫苗,进行区域调查。但他的努力,只不过让自己陷入了困境,疫苗利益链上的相关获益者安然无恙,他们不承认这种利益链的非法性,也不承认贴标签有可能导致疫苗出问题,甚至还理直气壮的扔出了另一个逻辑——如果觉得疫苗有问题,那就找出实例来证明。
在这种不对等的对抗僵局中,2006至2008年间接种过疫苗、又产生了疑似副反应的家庭真的浮出水面。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与陈涛安发生关联,倾诉自己的悲痛,寻求解决途径,成为最无助的利益共同体,法院甚至都不受理他们的立案请求。其实就算正常接种疫苗,也存在副反应的几率,病例各不相同,答案也可能完全不同。这些病例和疫苗副反应的关联,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可是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山西省卫生系统依旧持续着最初的做法,否认疫苗的利益链,也否认疫苗与病患的关联。
这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科学并非人人都能理解,但利益链却是一目了然。信任已经断裂,和最朴素的本能悲愤相比,任何科学的专业解释都显得那样苍白无力。就像研究者郭生祥在《信用经济学》中论述的那样,“公权力对某一因素不平等,实质上是对所有的因素不平等;一时的不平等,实质上却是一个永远的恶例,会有报复,这也是信用的一种惯性。”
我觉得,这才是进入山西问题的起点。就是一个单纯的对垄断利益链的质问,在一个奇怪的结构系统里,最后被逼着发展成了对公共卫生的问责。这种局面,当然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举报人的身上,而且,按照山西的搞法,这个举报人假如身家有一点点不清白,估计早就进去了,哪里还熬得到现在,包括之前介入的记者,朱瑞峰和刘万永,估计也早撑不过去了。我想在这里,表达对这两位同行的敬佩,他们当年承受的压力,远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
理解了这个,才能进入第二个层面,那就是科学。这里面,需要科学解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疫苗离开冷库贴标签是否会出问题,二、78例疑似副反应是否与疫苗有关。我想,所有的科学讨论,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才有核心价值。疫苗的缘起、发展、生产、现存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需求和顾虑,所有的这些,必须要有所依托的结构。不然,就是不痛不痒的科普,科普搞了这么多年,一到真问题,也没见谁能让老百姓弄明白。
协助我的实习记者采访到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研究者,他在邮件里这么说——关于疫苗免疫的工作属于公共卫生,这里有个人利益和公众健康平衡的问题,疫苗并不是100%的绝对安全,因为毕竟还有个体差异,但是极少数人可能会有严重不良反应,开始如果大家都担心这个不良反应不去接种,结果是造成流行。所以在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原则中,我们会强调“功利主义”,就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这和在临床医疗中的伦理学原则是有所区别的,全世界的公共卫生共同体都是如此看法,这也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有关接种疫苗报道一定要把握方向,否则很容易干扰今后公共卫生工作的顺利进行,会给今后的预防免疫工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最终会损害公众的健康。
我觉得他说得非常坦诚。但问题在于,如果但凡关于疫苗的事情就要扣上“干扰今后公共卫生工作的顺利进行”的帽子,并不是科学直面问题的态度。2007年出台的《疫苗条例》已经说得非常清楚,疫苗存在正常的副反应,也规定了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副反应的赔付方式。为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更应该去补偿那些因此受损的极少数啊!其实我们什么规则都不缺,我们只是缺少真正按规则办事的勇气和担当。然后用貌似为更广大公众福利着想的方式,来掩盖现实的真问题,这个太可怕了,也太无耻。
最后,回到那78个病例,目前显露身份的只有15例,我能理解举报人的顾虑。78个病例里,目前只有1例成功立案,一审胜诉,二审在即。如果按照当下通稿的逻辑,除了这1例,其他的都与疫苗无关,那是不是意味着,在整整2年的时间里,山西全境三千多万人口的各类疫苗接种,只有1例副反应,如果败诉,那就是连1例都没有。我不知道,这样数据对于那些口口声声承认疫苗存在正常副反应的研究者来说,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反正,我是怎么也不能理解。
当公权力一开始就耍流氓,那现在又有什么立场来指责举报人对公共卫生的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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