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发展与演变

历史和自然科学——整个以往时代遗赠给我们的奇异财富，预示着我们未来的瑰宝，独立构成了我们可以在其上面建立冥想塔楼的基础。——哲学家尼采

历史著作是记录过去所发生的人类的活动，历史学家们的工作不能简单地仅仅限于知道或者确定历史事实而已，从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历史事实中寻求出某种历史发展和变化的原则或规律，而且还要把历史人物的活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提高到一种理论的高度上来，要总结出一种理论观点来，这才是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历史哲学”就是用哲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研究历史发展的规律，研究历史学家如何研究历史的，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历史。研究历史演变的规律，并试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寻找出一种模式，或者说一种法则，这就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任务。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们相信，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会有某种普遍的计划或预定的计划，以及某种包罗万象的目的或模式，这种信念非常根深蒂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它涉及到历史学和哲学这两个学科、两种不同的知识领域，但又不是这二者简单的捏合，这就不能不给研究它的人增加某种困难。要研究历史哲学，就必须具备两种知识：一是需要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二是要有深厚的哲学基础。美国当代的历史学家伊格尔斯（G.G.Iggers）曾经谈到：“历史哲学受到双重要求的制约：在历史方面，不能无视历史的特殊的特征（或者这些特征是什么的问题）；在哲学方面，可以认为历史学科是能够同其他形式的研究和认识相比较的。”

古代希腊文明有过辉煌灿烂的成就。它产生过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也出现过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哲学家。然而严格说来，希腊人却没有创造出一种真正的历史哲学。最早有意识地创造历史哲学的人，应该说是早期的基督教神父圣奥古斯丁，他的《上帝之城》就是第一部这样的著作。从中世纪到近代初期，神学的历史观一直占有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被看成是一幕体现天意的戏剧。

《上帝之城》花费了奥古斯丁十余年的心血。他在书中哀叹罗马帝国的灭亡，而一切“尘世之城”都有灭亡的一天。他认为，自从人类产生以来，就有两座城市：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尘世之城”。人类的历史就是上帝之城战胜尘世之城的历史。《上帝之城》一书对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作了典型的阐述，按照圣奥古斯丁的观点，历史是一幕世人赎罪的戏剧。历史是尘世和极乐世界、即上帝之城之间的永恒的斗争。尘世是魔鬼的世界，是邪恶的社会，是罪孽深重的人类的世界，它被尘世的享乐和物质利益所败坏，因此命定要受到永久的处罚。天国则不同，那里是一些救赎和永久幸福的圣人们以及其他正直的人组成的社会。在奥古斯丁看来，人类的历史整体是可以用一种单一的观念来加以解释的。我们的一切历史哲学皆来源于此。奥古斯丁解答一切历史问题的论据，不是来自对经验事实的研究，而是来自天启。奥古斯丁的这些思想反映了罗马帝国崩溃时期整个社会思想的状况，它对以后的宗教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经院哲学奠定了理论的基础。

中世纪的空气弥漫着浓厚的神学味道，奥古斯丁的影响，在一千年之中几乎像是一种物质力量，压在欧洲人的心头，使他们无法注意世俗历史及其问题。由于一切都被归之于神意，因此对自然因果关系的探索也被看作完全不必要，如果不算是僭越的话。这样，历史就成了布道，而不是一门科学，成了对基督的验证，而不是设法客观地追溯和解释文明的进程。

这种神学史观毕竟不是对历史的合理根据和规律性的一种自觉的、哲学的认识，而更多地带有信仰和启示的性质；由于它对上帝的超验的权威、意志、目的的过分关注，人类自身的一切创造性和能动性也就相应被忽略了。同时，人的激情和生命冲动也都被置于卑微地位，而这又意味着：中世纪神学史观通过压抑人性的扭曲方式而突出了上帝的绝对必然的意志同人的自由、生命、激情的对立。于是，将历史理解成人类凭激情而创造的、充满“诗性”的历史，并且将上帝从历史领域驱逐出去，就成了近代历史哲学的首要任务。

文艺复兴是一个思想世俗化的运动，对于人的智力和人体美的引以自豪的喜悦心理取代了中世纪理想中的忧郁的禁欲主义，对人类在世间的成就的研究取代了对人的精神特质和死后情景的思索，这种新精神在历史研究领域里也反映出来，人文主义的历史学迅速传遍欧洲。由于自然科学的进步，自然规律的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逐步占了上风。人们注重自然科学，哲学开始把人类的心灵和它周围的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的主题。近代哲学的着眼点是“人”，是“自我”，人是哲学的主体。这种趋势影响到历史哲学的发展。哲学家们是从“人”的方面、而不是从“神”的方面去观看历史。近代历史学家们也就不再把“上帝”作为历史的中心，而是以人类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看来，就人类事务的命运做出宗教的和形而上学的猜测的时代已经结束，而今人们则要在事实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解释，把人们从愚昧无知、摇摆不定和原始迷信中解脱出来。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vico 1668—1774，西方历史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者）努力在神意之外去寻求历史发展的规律。18世纪的启蒙运动相信理性的觉醒可以使人理解历史并掌握未来。维科在1725年出版了他的《各民族本性的新科学的原则，从中得出关于各民族自然法的一些新原则》，简称《新科学》。维科力图把历史学系统地改造成为一门“新科学”，并力图唤醒人们的历史意识。维科第一个在理论上划分了上古、中古和近代的区别。与基督教思想家们不同，他真正关心的是对历史的自然法则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对人类本身的自然过程的研究，而这与超自然的干预完全无关。维科的伟大发现是：世界历史是由人所创造的，因此在人类心灵本身的变化中可以找到它的原则。他在《新科学》中说：“民政社会（即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以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因而也可以为人所认识和理解。维科认为，历史学家不仅可以记载个别的历史事件，而且可以对历史整体产生如同数学知识一样真实可靠的知识。维科把历史分成三个时期：神的时代、英雄时代、人的时代或文明时代。维科虽然信仰天主教，但是在维科那里，上帝在历史中的作用只是通过他所创造的人性间接地起作用，而不再进行直接干预。

维科一方面将人类历史还原成人类自己的历史，将创造他所谓“民族世界”的历史主体归结为具有诗性智慧——维科认为，诗的本质的想象、激情、感觉而非理智——的个人，同时又认为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历史是由神权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组成的），这就显得是一个矛盾：个人凭激情而进行的活动，何以具有普遍必然性和规律性呢？个人意识不到这个规律，他们的行动主要出于情欲和自私的目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维科暴露了自己的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他虽然将历史还给了人自己，并试图揭示人类自己的历史的规律性，但是，他最终仍未能对这个“规律性的根源作出合理说明。相反地，他又将“神意说”或“天意说”当作《新科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他再三强调运用各种情欲作为手段去达到一个普遍目的，把人安排在地面上的目的，并不是凭人意而是凭天意安排的。

从维科以来直到黑格尔为止的历史哲学，一直纠缠于下述“根本难题”：人们有意识地抱有各自特殊的目的，何以会不自觉地产生一个较广大的、普遍的、反过来作用并支配个人特殊目的的“目的”或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人类历史无非是追求特殊利益和个别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这些生动的、活跃的、能动的个体，是凭着自己的激情，带着自己的个人意志和性格而活动的。考虑到个人的意志自由和他们行为的偶然多样性，我们也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将人类历史同偶然多样性相联系，而把人类历史看作无非是偶然的、充满自由冲动的领域。因此，当近代以来历史哲学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试图揭示人类历史的规律性和整体上的合目的性的时候，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人类历史是否存在着“自由”的规律？个人自由自觉的活动同历史必然性、规律性的关系究竟如何？

爱尔维修将人对私利的追求和人的各种情欲视作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而孟德斯鸠则强调普遍的“法”，强调“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风俗、制度）的决定性的影响。可以说，一方面承认人的有目的的个别活动，另一方面又要肯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个难题一直困惑并刺激着近代以来所有的历史哲学家。席勒曾经中肯地表达了历史哲学的困难和他希望解决这种困难的希望：历史确实“是任意的、漏洞百出和于事无补的，但恰恰是历史中的任意成分，有可能激发哲学的精神对历史加以把握。

对黑格尔来说，历史的这两个方面是同样真实的：一方面，它是无数个人的任性的、自由的、偶然的活动，是个别的兴趣、利益、激情和目的；另一方面，这些个别的兴趣、目的及其激情活动的相互冲突和抵消，却达到了一个普遍的、整体的目的和结果，人类历史由此体现出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

近代历史哲学中的“根本难题”所包含的两大要素——个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与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黑格尔这里被明确表达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黑格尔说：“因此，有两个因素成为我的考察的对象，一个是理念，一个是人的激情，一条是经线，另一条是纬线。两者交织而构成巨大的世界历史网络。”事实上，黑格尔所谓激情与理性的关系，涉及到了人类历史中自由与必然、偶然与必然、个人与整体、个人活动与支配和制约个人活动的规律等多重关系。

黑格尔对上述多种关系的理解是辩证的。这就是说，当他从现实的、经验的历史出发去观察历史的时候，他首先看到的是“诗性”的历史主体——无数生动具体的个人——凭激情而进行的多样化的活动，这种活动在他看来是个人的“形式的自由”（主观自由），但还谈不上是真正现实的自由。黑格尔认为，“真自由”决不等同于个人的偶然任性，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真自由”的实现离不开道德、法律、国家政治制度等“客观理性”形式，这类客观理性表面上是对个人自由的约束，但实际上却正是个人能够实现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这样，黑格尔通过将“真自由”同“形式的自由”相区别，从而将自由建立在必然性的基础之上了。不仅如此，由于个人的形式的自由，个人的激情及其活动，还有客观的理性形式都不是现成的、或一次性完成的东西，而是在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于是，自由与必然、个人活动与支配个人活动的客观理性形式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有一种“动态的形式”：一方面，人类历史中各种规范制度（必然性）实际上是人的自由活动的产物，体现着人的生命激情和创造本质；另一方面，个人的自由活动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异化”的性质，就是说，它所创造的产物往往反过来作用和支配个人及其活动，由此，个人的自由和缴情在这种客观理性的作用下，就不能不对自己进行“教化”，以尽量符合外界的理性形式和规范制度，而同时，个人在教化过程中又不断地改变或改良这个理性形式，以便在其中认出自己的自由本质。激情与理性的这种交互作用在历史中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其结果，外部的客观理性形式不断地得到改变和完善，能够更好地体现人的自由本质，使个人自由和激情得以更好地发挥，而个人的激情也随着自身教化的进行而不断得到升华。个人对于自身、对于自己与外界的关系的认识，个人的自由意识，正是在对自身激情施行教化的过程中不断达到的，而个人自由意识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新的、真正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外部理性秩序的建立。这种矛盾运动一直贯穿在人类历史之中，人类历史之作为有内在联系和有规律性的过程，实际上被黑格尔理解成了激情与理性矛盾运动的过程。可见，黑格尔一方面指出了激情的自由冲动构成了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必然性和规律，正是通过人的自由的激情活动所体现出来的：个人活动体现了历史规律，历史规律又存在于并体现在个人活动之中。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哲学的“根本难题”在黑格尔这里已得到了辩证的解决。

但是，由于黑格尔所理解的“世界历史”，至少在形式上被说成是绝对理性、世界精神、上帝达到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的过程，因此，绝对理性等等就被当成人类历史的特殊的“人格实体”：“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来说，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

随着唯物史观的确立，黑格尔留下的上述任务得到了完满的解决。唯物史观首先抛弃了黑格尔的“历史的特殊人格实体”（绝对理性、世界精神、上帝），而且明确地肯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但与此同时，它又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就是说，它并不满足宣布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类活动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所体现出来的规律性，反过来说，它在认定历史是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同时，又力图将这种规律性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相联系。

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因为它虽然承认并力图揭示历史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但是它却既不象中世纪的神学史观或黑格尔那样将历史的终极根据归之于上帝或理性，又不象机械决定论那样机械地理解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因果关系。相反，它一方面肯定历史进程归根到底受经济必然性的支配，肯定历史中的决定因素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构成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甚至在特定意义上将社会历史发展视为“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它并不因此否认社会规律是由人们有目的的、凭激情而进行的活动所构成，反而明确指出社会规律不同于纯粹的自然规律，认为自然规律的形成与实现无需人的参与，而社会规律则直接同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相关联，肯定社会规律是通过人的自觉自由的活动实现的，因此，它虽然承认社会规律的客观存在和对于个人活动的必然强调力，但仍旧坚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尽可能地认识和利用社会规律。

唯物史观的确立，给历史哲学的根本难题作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解决：它肯定社会规律虽具有不同于自然规律的特点，但同时又肯定社会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反过来说，它肯定社会规律的客观存在，强调人的活动受一定的客观条件制约，但又始终认为社会规律存在并实现于人的活动之中。一句话，在唯物史观看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历史既是人的自由活动的历史，同时又始终受必然性和规律性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唯物史观的形成为解决历史哲学的“根本难题”，开辟了可行和富有成效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