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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诗意地栖居

(2011-06-14 08: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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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

文化

分类: 经典阅读

                                 荷尔德林:诗意地栖居

 

 

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的诗人的先行者。因此之故,这个世界时代的任何诗人都超不过荷尔德林。

——海德格尔

荷尔德林、黑格尔、谢林,这三位伟大的德国人曾一同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就读,荷尔德林甚至和黑格尔就住在同一个寝室,谢林则比他们晚进入这所神学院两年。这三位大学时代的好友后来却经历了十分不同的命运。谢林年纪轻轻便以天才著称,成为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经历多年挫折之后,终于大器晚成,在五十多岁时成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最高权威。而荷尔德林却一生无缘这种荣耀,他的天才得不到承认,他无法应付生活的贫困,他的爱情遭遇了毁灭性的悲剧,他高贵的灵魂与粗俗的世界格格不入。38岁的时候,荷尔德林陷入彻底的疯癫,直到74岁去世,荷尔德林漫长而孤寂的一生有36年在不幸的疯狂中度过。

然而荷尔德林死后,他的诗歌却一再地得到重视和阐释。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他的著作《体验与诗》中用大量的篇幅专门解说了荷尔德林的生平与创作;20世纪的存在哲学大师海德格尔更是尊崇荷尔德林为“诗神”、“诗人的诗人”、不可超越的桂冠诗人。海德格尔不但多次进行关于荷尔德林的演讲,后来辑成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还专门录制了《马丁•海德格尔朗诵荷尔德林》唱片,甚至临死之时还命他的儿子为他最后一次朗读荷尔德林的诗歌。“人,诗意地栖居”、“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哪里有危险,哪里即有拯救”、“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这些荷尔德林式的独特的诗歌语言,都被海德格尔吸收入自己的诗与思的存在哲学体系中,使它们愈加光彩夺目,闻名世界。

海德格尔那篇著名的演讲辞《诗人何为》便是从讨论荷尔德林的一篇诗歌开始的:“‘……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哀歌《面包和酒》中如是问。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我们又怎么会想到去把捉荷尔德林所给出的答案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荷尔德林是第一个真正意识到人类已经进入世界黑夜贫困时代的诗人。世界黑夜贫困时代有着双重的内涵:一方面,上帝之死、信仰危机、价值缺失、道德沦丧带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漫漫长夜和精神陨落的贫困时代;另一方面,技术中心、物欲横流、心灵目盲又带来了一个生存异化的沉沉暗夜和诗意消亡的贫困时代。在我们的时代,庸俗的思想麻痹了人们的神经,技术的白昼刺瞎了人类心灵的双目,欲望的追逐使人们迷失了自我,模式化的生活习惯使人们遗忘了本真的存在。这一切使得现代人无法洞察到自身生存的本质和真相,浑浑噩噩,庸庸碌碌,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

正如荷尔德林在一首诗中所说:“哪里有危险,哪里即有拯救。”对于荷尔德林,世界黑夜同时又是一个寻找光明的神圣之夜;贫困时代同时也正是一个创建诗意栖居的时代。由于常人已经无法意识到自身的生存处境,诗人思想家就应该肩负起对时代和民众的责任,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里道说存在,命名神圣,向人们传达真理,吟唱美妙。人们都在忙着追求物质、利益、欲望,把世界和他者都当成对象去征服、利用和追逐。真正的诗人却不追求任何尘俗的事物,作诗乃是世界上最清白无邪的事情。这种诗召唤着人们挣脱外物对心灵的重重遮蔽,重新发现本真的存在和自由,从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海子说:“从荷尔德林我懂得,诗歌是一场烈火,而不是修辞练习。”

写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中国诗人海子,这位25岁时便因不堪精神错乱的痛苦而卧轨自杀的天才诗人,也正是荷尔德林忠诚的信徒。海子所写的最后一篇诗学文章就是《我所热爱的诗人——荷尔德林》。诗人西川在《死亡后记》中更是直接称海子为“以荷尔德林的热情书写歌德的诗篇的青年诗人”。

荷尔德林诗歌的第一组中心意象是对天空和神圣之光的希翼。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荷尔德林认为“而亟需之事,就是追问天空。”“诗人当以赤裸的头颅,迎承天父的闪电,抓住神圣的光芒,庇护众生。”海子则写到“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我必将失败,但诗歌本身以太阳必将胜利。”在他们的诗歌中,天空和太阳被作为神圣事物、澄明之所、真理象征而追求和崇拜。

荷尔德林诗歌的第二组中心意象是精神的漫游和对灵魂故乡的寻找。这在他的长诗《漫游者》和《返乡》中有着最集中的体现。在荷尔德林看来,“最初,精神不在家中,也不在源头。故乡使精神憔悴。”所以“请赐我们以双翼,让我们满怀赤诚,返回故园。”海子则在他的诗歌中写道:“我们全都背叛我们自己的故乡,我们会把幸福当成社会的职业。”“我要转回故乡,头上插满野花,我要在故乡的天空下,沉默寡言或大声谈吐。”

荷尔德林诗歌的第三组中心意象是归属大地和筑造诗意栖居。荷尔德林最为著名的诗句便是“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海子的“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则与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人毕竟不可能离开他赖以生存的大地,人必须在承载自己的大地上筑造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人也必须每天面对生活的大海,但只要守住纯洁的本心,即使外面世界波涛汹涌,我心依然春暖花开。

卡莱尔说:“诗人是世界之光。”在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里,诗人为了众生去寻求真理的光芒,抓住神圣的光辉本身,为坠入精神深渊的同类们照亮回归本心的路途。这些贫困时代的诗人宛如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必然易被过度的光热灼伤,他们的生涯就像夸父逐日一般,注定了作为精神殉道者的悲剧而崇高的一生。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沉醉于太阳的精神探险者最后的结局往往要么是精神错乱,要么是自杀。从诗人荷尔德林到哲学家尼采,到画家凡高,再到小说家三岛由纪夫,一直到另一位诗人海子。如果说荷尔德林是贫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在这个诗歌精神趋于死亡的时代,我们也或许有理由说:海子乃是贫困时代最后一位诗人。

“……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荷尔德林在自己著名的长诗《面包与酒》中的答复是:“但是你说,他们就像酒神的神圣祭司,在神圣的黑夜里迁徙,浪迹四方。”海子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中,则回答到:“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守望平静家园。”也许遁入疯狂和选择死亡不过是贫困时代的诗人思者们在完成他们道说存在,命名神圣的不朽事业后,另一种形式的诗意栖居罢。

精神贫困时代的人们,也许还远远未能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但是,那些贫困时代的诗人思者,已然栖居在另一种永恒的时空之中。

在西方哲学史上,哲学与诗歌是格格不入的。哲学家们瞧不起诗歌,看不起诗人。这一传统是从柏拉图开始的。在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中,哲学与诗歌并不是这样水火不容。著名的哲学家巴门尼德的作品就是用诗体写的。柏拉图恨诗歌,也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柏拉图在年青的时候就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品味相当高的诗人。后来,他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哲学,并且沉溺于哲学。柏拉图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他要抛弃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柏拉图将世界分为两种,即感性世界和理念世界。所谓感性世界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柏拉图认为,它是不真实的世界,因为它是流动不居,变化无常的世界。所谓理念世界,就是将各类具体事物抽象出来形成的一切类概念或一般概念的概念世界。柏拉图将这些概念称作理念,将由这些概念组成的世界称为理念世界。柏拉图将理念世界客观化、绝对化,认为这个世界是永恒不变的世界,它才是惟一的真实存在,而我们日常感觉到的感性世界是不真实的,它是从理念世界中派生出来的。柏拉图根据人们对两种世界的不同认识,将知识分为四等:想象、意见、理智和理性。想象以感性事物的影子如阴影、水中的影像等为对象,是最低级的知识;理性以纯粹理念为对象,是最高级的知识。基于这样的哲学理论,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柏拉图认为,诗歌摹写的是感性世界,它是想象的产物,是低等的知识;诗歌是非理性的东西,它不经理性的周密思考,只凭灵感在脑海飞扬;诗人的创作是被动的,他们传达的只是神的旨意,神的启示是诗歌的源泉;对诗歌运作的探讨和理解超越了人的智能,诗歌没有确定的意义,它的意义是流动不居、变化无常的。因此,柏拉图得出结论说:1、诗歌是不真实的;2、诗歌扰乱人的心境,使理性屈从于冲动和激情。柏拉图将诗人贬得一无是处,“他怀疑诗人有阐释作品的含义和评论作品的能力。诗人对作品的理解甚至还赶不上普通的旁观者。即使诗的内容是好的,诗人的理解力和能动性仍然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他们既不知道故事的来源,也不明白他们究竟好在哪里。诗人们迷迷惘惘,如痴似醉,完全听凭于灵感的驱使和摆布。他们的描述经常捉襟见肘,自相矛盾。”(陈中梅:“柏拉图的诗学思想”,载于《诗学》,260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诗人的见识最差,“因为他只涉及事物的表象。诗人的知识相当贫乏,这是可悲的。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诗人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反而不合适地自尊为无所不知的通才。诗人以为,只要有了诗的软床,他们便可尽情享受自我膨胀的迷梦。这是一种不应有的误会。诗人的无知是双重的:和工匠相比,他们缺乏有关制作的具体知识;和哲学家相比,他们不懂生活中的一个起码道理,即真正的聪明人不会,也不应该掩饰自己的无知”(同上书,第261页)柏拉图以认识真理的多寡为标准,将人分为九等,第一等人是哲学家,诗人排在第六等,是比商人和运动场上的竞技者还低下的下等人。这样的下等人在“理想国”里是没有地位的,他要将诗人赶出他的“理想国”。  

自柏拉图以来,诗一直未受到与理性和理论同等的重视。这表现在,从古希腊到近代,理性成为思想的规定,只是理性的表征方式略有不同。理性在古希腊为理论理性,在中世纪为实践理性。到了近代,理性成为创造理性。一般把思看作是理性的,而诗则被归为感性之列,思与诗是分离的。思想处于至尊的地位,而诗更多地受到的是贬损。柏拉图的思想影响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这一传统直到20世纪初才由尼采撕开一个缺口,随后被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从基础上彻底颠覆。柏拉图抛弃感性世界,尊奉理念世界,海德格尔反其道而行之,尊奉生活世界,反对理念世界。柏拉图从理念入手建立他的理性主义,海德格尔从人的生存入手建立他的非理性主义。海德格尔认为生活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中来的,因此我们对存在的理解必须是以在生活世界中生存的人为基础来进行理解。人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不是在思想中对它进行抽象,而是与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打交道。人与物打交道是“烦忙”,人与人打交道是“烦神”,人就是在这种“烦”中来认识世界的。人在与世界打交道时,有七情六欲,有欢欣,有痛苦,有希望,有沮丧等等,总而言之,有感情,有欲望,海德格尔称之为“现身情态”。现身情态是人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反映,它是一切其他认识的基础,海德格尔要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存在论,他称之为“基本存在论”。所谓基本存在论就是要以人的生存为基础,阐释存在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将存在的意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是存在得以存在的处所。但是由于世界是纷繁复杂的,而人的感情又是多变的,因此存在的意义也不是一种,而是多方面的。存在就是由既有过去又面向未来的具有七情六欲的人的生存揭示出来的。因此,与柏拉图完全相反,海德格尔认为,存在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而是不拘一格的当下显现。由于存在的意义是不拘一格的当下的显现,因此那些抽象的、固定不变的概念性的语言是难以显现存在的。要显现存在,只有用随时变化的、具有多重意义的那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是诗歌。因此,海德格尔认为,真正的语言是诗。哲学与诗歌是同一的,他们是相隔遥远的两座山峰,但是彼此却极为亲近。“在吟咏就是昭示与鸣响之说这种关系中,哲学与诗歌就是一回事了。这意思是说:哲学与诗歌相属为一体,而关系之双重亦即以此一体为基础。但是正因为二者是一回事,所以哲学与诗歌在此关系中是既纯粹拆开又最纯粹合一的”(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载于《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因此在其后期的哲学中,海德格尔总是以诗歌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  

在海德格尔所阐释的诗歌中,尤以对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阐释为最。海德格尔在1934/1935年的冬季学期专门开了一个学期的荷尔德林研讨课,后来又陆续写了一些以荷尔德林为主题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荷尔德林诗的阐释》。  

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阐释哲学思想的参照系,诚然有其历史背景,这一背景在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所著的《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中有详细的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从思想上来讲,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作为他的阐释对象,是因为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是最纯粹的诗人,他受诗的天命的召唤,直写诗的本质,他既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思想家:“荷尔德林今后,这就是说,从来日想入曾经,是个诗人,因为他吟咏过了吟咏之本质。他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同时是歌唱家和思想家。荷尔德林的《长成恩培多克勒斯的根基》,《消逝中的形成》,《论宗教》以及《俄狄普斯王》、《安提戈涅》两译著中包含的深义,谁要是稍微加以思考而说了,他就是一位思想家,而这个思想家又超出了这个名称许多,尤其是当他如此思考着同时又是一位歌唱家而且甚至是思考着吟咏出来的歌唱家。荷尔德林是否如此'同时'不仅是一位哲学家,而且甚至更多,而且惟一无二。”(海德格尔:“哲学的本质”,载于《存在主义哲学资料选辑》,上卷,第330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在“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中,海德格尔更为明确地阐释了他之选择荷尔德林作为诗与思的对话的原因:“为了揭示诗的本质,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荷尔德林的作品?为什么不选择荷马或者索福克勒斯,不选择维吉尔或者但丁,不选择莎士比亚或者歌德呢?按说在这些诗人的作品中,同样也体现出诗的本质,甚至比在荷尔德林过早地蓦然中断了的创作中更为丰富地体现出来了。……我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作为林林总总的诗歌作品中的一种,体现了诗的普遍本质,而仅仅是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我们看来,荷尔德林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乃是诗人的诗人。所以我们把他置于决断的关口上”(《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3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海德格尔的目的并不是要阐述文学作品,揭示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本质,理解某首诗歌的段落大意、中心思想,而是要进行一场诗与思的对话,是要从哲学上显现存在的意义。因此海德格尔阐释的方式与一般人进行文学上的阐释方式完全不同,海德格尔特意从荷尔德林的诗歌中摘出5段诗句。这5段诗句的前4段分别阐述了诗、语言、人、思与存在之间的至情至性、至亲至近的关系,最后,落实到第5段诗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这也许是海德格尔哲学的根本心声。

荷尔德林之所以被重新发现,其诗受到特别的重视,基于荷尔德林诗自身的意义和那个时代的特征。海德格尔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技术的时代,海德格尔称之为不思的时代,也是荷尔德林所说的贫乏的时代。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存在被遗忘,诸神被驱逐。作为诗人,荷尔德林早就看到了这个贫乏时代之弊端。在这个贫乏的时代,海德格尔更感到纯粹之诗的弥足珍贵。正因为这样,荷尔德林也才受到海德格尔的如此亲睐,这正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我们之所以选择了荷尔德林,并非因为他的作品作为众多的诗歌作品的一种,体现了诗的一般本质,仅仅因为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性。在我们看来,在一种杰出的意义上,荷尔德林是诗人中的诗人。”荷尔德林之所以成为诗人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在于他言说了诗的本性。这是他不同于与他同时代和先前许多伟大诗人之处,也正是荷尔德林的诗给予了海德格尔思想以独特的启示。

这里的时代,指荷尔德林具有历史经验的时代。而且,我们今天的高科技与信息的时代仍然属于这个时代,或者说并未走出这个时代。现代科技使人类昧于天命而处于最高的危险之中,人类中心论又把人类推到了生态毁灭等各种全球性灾难的边缘。荷尔德林所说的时代之所以贫乏,在于“上帝之离去,‘上帝的缺席’规定了时代”在荷尔德林那里,上帝的缺席意味着,上帝不再把人与物聚集在其周围,而这种聚集是世界、历史与人嵌合一体的前提。上帝的缺席,到来的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技术主义的时代,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一个无家可归的时代。总之,一个贫乏的时代。

从荷尔德林那个时代起,“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一种世界命运。”家可归是技术时代的致命病症,而还乡与守护家园变成时代最为迫切的任务。然而,“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当海德格尔借用荷尔德林这诗句时,他旨在表明,正是陷入危险之中,才使拯救成为可能。在无家可归的时代,诗人还乡寻找家园以实现居住。居住又关联到建筑和思想,建筑的本性在于让居住。同时,思想与建筑以不同的方式属于居住,也以不同的方式为了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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