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古诗四帖》部分跋文简列评述

关于董其昌的跋文

    董其昌在地位和造诣上自有公论，不多表述。察董其昌的跋文主要观点有三：一是通过比较张旭另两件刻帖《宛陵诗》《烟条诗》与《古诗四帖》笔法的近似而得出出自张旭的结论，二是唐人卷、札可以不加名款，三是认为狂草始自张旭，此卷“肥”，因而不是怀素书，而是张旭书。
   我无意攻击董其昌的水准，只是列出心中疑问若干，以待解答：一、董其昌何以知道《宛陵诗》《烟条诗》是张旭的真迹？二、书史上张旭、怀素确实是名垂千古的草书圣手，但是不知董其昌所谓“狂草始于伯高”的论据是什么？是否所有唐代（附稍晚于唐的五代、北宋）具有“肥”貌的优秀草书作品都可以划到张旭名下？三、《古诗四帖》后提名“丰道生”的跋有两段，前段字略大，笔画较粗壮，后者风格似文徵明，有横竖界格。不知董其昌根据什么把后面的一段跋文归到文徵明名下？四、董其昌在《戏鸿堂帖》刻本上有跋文，中有文字“项玄度出示谢客真迹，余乍展卷即命为张旭，卷末有丰考功跋，持谢书甚坚。余谓玄度曰：四声始于沈约，狂草始于伯高，谢客时都无是也。其东明二诗乃庾开府《步虚词》，谢安得预书之乎?玄度曰：此陶弘景所谓元常老骨，更蒙荣造者矣。遂为改跋。”丰坊从周密的《烟云过眼录》中看到记载赵兰坡藏有贺知章《古诗帖》，曾猜想到“岂即是欤”？但丰氏最后还是持存疑的态度说：“而卷后亦无兰坡（赵与）、草窗（周密）等题识，则余又未敢必其为贺书矣。”难道这种客观存疑的态度便是“持谢书甚坚”吗？五、卷尾董跋文曰：“丰考公、文待诏皆墨池董狐，亦相承袭。”丰坊的跋文没有肯定《古诗四帖》是谢灵运的笔迹，只是猜测是贺知章的，但也不是很肯定，那文徵明又从何处指认此卷为谢灵运所作？

关于丰坊的跋文
   丰坊的观点可归纳为：由于谢灵运生于庾信前，不可能书其诗。笔迹近似贺知章，但也不甚肯定。

    前后两段丰坊题跋笔迹有些悬殊，前者字略大，笔画较粗壮，后者风格似文徵明，有横竖界格。董其昌认为这两段分别是丰坊和文徵明的，至少他认定前面的跋文是丰坊所写。后者书风近似文徵明，无怪乎董其昌将后者划入文徵明名下，后者的真伪本文不论。可是通观两段跋文，二者文意近似，似乎文徵明似乎也没必要自己写了跋文落上丰坊的款识。不过两跋确实在书风上差距甚大，故此处存疑

3、关于谢稚柳先生的论断

    谢先生作为当代书画大家，目光如炬，自不必我多言。可考其论证，又觉得有些疑问。
   谢先生引明代詹景凤对《宛陵诗》的描述：“字大者如拳，小者径寸......以笔法圆健，字势飞动，迅疾之内，悠闲者在，豪纵之中，古雅者寓，以故落笔沉着，无张皇仓卒之气，虽大小从心，而行款斐然不乱，非功夫天至乌能？”然后以赞叹的口吻评论：“以这样的叙说来引证这一卷的风骨情采，真是如出一辙了。”詹景凤的论述是否完全符合《古诗四帖》，暂且不论。只是詹景凤对于《烟条诗》有异，认为是赝本，是宋僧彦修的手笔，谢先生就不采信。而后谢先生又嘲讽华夏：“最可笑的是这位大鉴赏家华夏，《宛陵诗》同在他的收藏秘笈，却硬要把与《宛陵诗》同一风格的这卷《古诗四帖》定成‘六朝人书’，是非常离奇的。”华夏是收藏《宛陵诗》真迹的，谢先生是否见到过刻本甚至墨迹，不得而知，本文也无意论证。华夏说《宛陵诗》为“六朝人书”也许不准确，但可见与《古诗四帖》的风格是有一定距离的，这样似乎詹景凤叙《宛陵诗》的那些话也就不能移赠《古诗四帖》类书风了。

    本文绝无质疑谢稚柳先生眼力的意思，也丝毫不怀疑其披沙拣金的能力。谢先生从内证的方式，按照笔法气息的相似性，排列流脉，这没有错。看谢先生的论述，谢先生通过比较《古诗四帖》中的字与颜真卿《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杨凝式《神仙起居法》、黄庭坚《诸上座帖》诸帖中的字的相似性来推断其渊源，这完全可以论证《古诗四帖》出自由唐到宋这一张旭流脉上，但是是否能确定其时间的先后顺序？而此处，谢先生将黄庭坚也划入张旭一脉，若果说此贴为宋初人所书，是否有人临过颜真卿、怀素、黄庭坚的字，故落笔之际往往而有影响的可能？黄庭坚的草书标志宋代草书最高成就毫无问题，但是黄庭坚的草书书风是整个北宋大草的全部整体气象还是作为其个人在学书经历、人生起伏以及宗教文化等多种元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个例？这有待商榷。

关于徐邦达先生的论断

    徐邦达先生通过列出《淳化阁帖》第五、二、十卷中公认的张旭《疾痛》《知汝》《疾不退》等帖，以证《古诗四帖》与之有别。观《淳化阁帖》中的张旭作品，确实与该帖有异。但是拙见以为寻常书札和专门抄写古代诗文的卷、轴作品不论是书写方式、创作心态都有所不同，再者以上三帖中并非全部是大草作品，以小草去比较大草的相似性，加之《淳化阁帖》的摹刻程度并没有后来的《大观帖》等刻帖精审，似乎这样鉴别有些不妥。当然本文绝无怀疑徐邦达先生眼力的意思，但是通过《淳化阁帖》中三件刻帖以及詹景凤的一段描述得出了张旭狂草应该“稍逾规矩”，这令笔者深感不解。而观此《古诗四帖》，其真伪、年代尚且不论，如此精妙恢弘的狂草巨制，被徐邦达先生讥为“用笔丑恶”“形态逼仄”“狂獗怪异”，“艺术水平极为低劣”等，拙见以为批判太过苛责，有失公允。)

5、关于启功先生的论断：
   启功先生从避讳角度去考证为上限为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月下限则是入藏宣和内府、《宣和书谱》编订的时间，因为其中有明显避讳宋室名讳的字证。这卷草书的写者把“玄水”改为“丹水”，下句仍旧是“南宫生绛云”，南北二方都属火、都成红色了，文意不通。而细观作品中此段书写，也并未见得慌乱草莽的意态，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作者书写失误的可能性，但是此可能性较小。“丹”的颜色一般认为是红色，但是从《山海经》中“丹以赤为主，黑白皆丹之类”看，似乎“丹”也包含了黑色和白色，如果从黑色的意思看，似乎与“玄”的意思相近，又“丹水”也是古代河流名称。但是不管“丹”的意思具体是一般意义理解的红色，还是个别意象的黑色和河流名称，但其毕竟不是庾开府《步虚词》原文中的“玄”字。虽然作者笔误的可能性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是拙见以为启功先生从避讳角度指证的说法备存一格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