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漠的召唤

　　——读《人民文学》9期倪志娟的诗

                           　林一木

　　我读她的诗歌已经很少了，但偶尔重读，我依然不能抑制内心的冲动。这也让我无比恍惚，这恍惚让我心酸，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不是在刻意地埋葬她，就是在刻意地埋葬我自己。
　　她的诗歌，必须每一首至少读两遍，中间得相隔必须的时间。换句话说，她的诗歌经久地耐读。或者说，她的诗歌不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向观众展示自己，它需要时间。
　　这和她本人一样。这个笨头笨脑的女人，扮演着女性主义研究者、哲学教授、母亲、妻子、诗人、诗歌翻译者等等互相交织的身份。以致于让我在很多时候，混淆了和她交往的边界。比如某一个谈话，我以为她是个母亲，她却扮演起了教授。我以为她是个教授，她却扮演起了诗歌翻译者。但是在那有限的谈话中，我的话总是被她斥为“废话”。这是一种言说的距离。我知道，这个距离没法逾越。
　　就像她的诗歌，和读者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距离。这距离无法逾越。在目下的诗歌环境里，这一点，我是清楚的。但是对于这种状况，我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态度，作为一个曾经的读者，表态也是应该的——尽管她的诗歌正被认可，甚至，我看到褒扬大于批评，而在大多数人那里，她的诗歌并不受到热烈欢迎，当前的环境并不利于她的诗歌发展——他们欢迎那些面目熟悉，情感熟悉，技巧熟悉的诗歌，因为他们自身就生活在这样一个状况里，他们沉迷于生活。如果把她的诗歌拿出来比较一下，这个看法是显而易见的。同样的，如同在她的翻译那里，人们大多喜欢丹尼斯?莱维托芙和玛丽?奥利弗一样，因为他们在某一个方面熟悉她们的生活。
　　后来我在她那里分清了“表述”和“呈现”的区别。我总是这样愚钝。也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通过反复阅读，我在她的诗歌那儿，从“冷漠”的火焰里剔出了“热泪”——这冷漠几乎是凌越于生活本身之上的价值观的冷漠。我曾形容她是一个没有道德观的人，她本人是赞同的，但这并非说她没有道德。恰恰相反，她的诗歌因此彰显了动人的“道德”——如果非要我说出她诗歌的特征来，大约就是这个意思。它们在从容里呈现出了不从容，在不动声色里呈现出空气的流动、石头的静默、无言的感情，甚至哭泣、悲悯…… “雪后的天空/和无知者一样，一穷二白/但它仍在继续给予/被索求的一切/直到一棵小草的寂静……”（《雪后的天空》）在此我不能免俗，列举她的某个句子，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我在诗歌方面总是有意无意地像个唯一标准论者，这令人讨厌。事实上《人民文学》9期上的这十首诗比较有趣，它涵盖了作者本人生活的重要部分，暗合她的多重身份，体现了难有的包容气象。它们以“哲学”为基座，比较全面地呈现了作者本人的诗歌或生活（状态）。我只能说是状态。它们指向四个方面：哲学、女性主义（经验）、死亡，还有我们从铺天盖地的诗歌作品中所看到的那些内容：生活表象——尽管是沸腾的生活在任何人那里无有二致，在她这里，因为事关哲学（非学科意义）而披着一层“冷漠”外衣。
　　《女哲》起先的名字叫《女哲人》，写给汉娜?阿伦特。记得那个时候她正在阅读关于她的一本书，这首诗大约是阅读的结果之一罢。她在这里多少有些自怨自艾，又何尝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女人与哲学之间的矛盾总是充满着牺牲，最令人心碎的莫过于，女人在此一途中丢失自身的女性身份，最终成为一个客观的人。而哲学，并不因之而变得可爱一些起来，它如同黑暗中那个“令人猝不及防的拳头”，女性与哲学之间存在着永恒的悖论，这一点在男性世界里大约不可想象。用倪志娟自己的话来说，“在以柏拉图开创的诗歌与哲学之争的矛盾在我自己这里以诗歌的胜利而告终”。她很聪明，在这二者之间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洞穴——诗歌。
　　……
　　而我的忧伤，如鲠在喉
　　非得写下
　　只有大海的形式，卷过
　　纸上的波纹
　　如同证人，在法庭上宣誓：我写，故我存在
　　——《证人》，这首诗，可以明白地看出这一点，让我想起她翻译的美国现代主义重要女诗人，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并非她们的作品之间有什么相似与关联性，而是《证人》所呈现的态度——她必须在不断的斗争中来寻找尘世里安于自身的方式，她们因此而获得了尊严。这种平静又激烈，热爱又客观的形式，才是她们之间所共通的东西。在玛丽安?摩尔的作品那里，表现为其所特有的精致形式与晦涩语言。
　　她自身的诗歌写作总是和她的诗歌翻译纠结在一起。她偏爱玛丽?奥利弗纯粹的自然诗歌，也同样偏爱玛丽安?摩尔，还能忍受着翻译工作与诗歌文本自身带来的压力，去翻译安妮?塞克斯顿。这和她本人的多重身份一样，令人痛苦地吻合，“时而我思，时而我在”。
　　2009年9月，她正沉溺于美国当代女诗人的诗歌翻译。而我大约是被激动起来的缘故，也摩拳擦掌地如同一个战士，想为这项工作做出一点贡献来。可我毕竟未被允许成为一个“同道”。而我总是回想起那段时间。玛丽?奥利弗、安妮?塞克斯顿、丽萨?扎冉、玛丽安?摩尔、路易斯?博根、黛博拉?艾泽、丹尼斯?莱维托芙……在遥远炎热的西北，我仿佛能感受到她劳作的腾腾热气。她只顾埋头工作不问世事的样子，又仿佛洞开的一扇孤单的窗口，递来一股清凉的风。
　　《这些女诗人》这首诗歌，我在不同的文字里引用过。通过这首诗歌，我不仅看到了她笔下的女诗人们的一个群像，也又一次领略了她本人的诗歌艺术。而我的心底，毕竟涂着一层无法言说的悲凉。那是来源于这首诗歌背后的东西——这些卓越的女性，在诗歌或者哲学的使命里，变得如此客观而“冷漠”——宿命一般的生活。

　　我经常看见她们——
　　奥利弗，摩尔，塞克斯顿和博根
　　在玻璃房中
　　几乎静默地呆着
　　每个人都有一幅雕塑的体态
　　眼睛望着空无之处
　　我看着她们
　　像看着遥远的星星
　　永恒静止的光芒——
　　她们的肉体，飞快地
　　驶过每一个站台
　　再不作停留
　　只有在文字中
　　她们才有世俗女人的优雅步伐
　　走近我，走得那么近
　　我看见她们脸上
　　每一条细微的皱纹
　　她们的阴影，像黑眼圈一样
　　罩住我
　　她们反复倾吐
　　美丽的词
　　最终
　　失去了乳房和腿
　　变成鱼，游回了大海深处
　　——《这些女诗人》
　　然而，最终不成为一条鱼之外，还能怎样呢？她欠缺着摩尔的果决。《面孔》呈现了更深一步的纠结。“我朝向世界的，总是同一张面孔——/一场缓缓降临的霜冻……凝固的石头不能燃烧至复活/只有在深夜/我才朝向自己……”《一朵花》似乎是达到了和解，然而这和解又是如此虚幻而不可长久。“我想为你写一首诗/诗里没有别人/没有你喜爱的风景/只有我和你/和一朵花/它用了很长时间生长/用了很长时间开放……/恨了你那么久/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安静地坐着/谈起一些玄远之事……”
　　或者作为读者，因之悲观只是自我的一厢情愿，生活的大海永远深广而妙不可测。成为一条鱼，或许是那些少数优秀的人，才配有得的命运，大海是她们心甘情愿又乐在其中的归宿。可是我又陷入了悖论设下的圈套，我依然因之悲伤——在庸常如我的渺小一人之视野中，海滩永远大于大海，搁浅的痛苦是常有的事情（《咖啡馆》、《星》、《笼子》、《咸鱼》难逃其中）。谁说手下的“咸鱼”，至少在一个方面，或者多数方面就不是他自己呢！
　　那一段时间，她总是喋喋地说，自己的眼睛不会瞎掉吧，每天盯着电脑查资料和搞翻译，眼睛疼痛的不能正常工作。可是我怎么能知道呢，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医生。作为她，我没告诉她大约类似的结局：“她们失去了乳房和腿，变成鱼，游回了大海深处”。实际上她自己已经把问题回答了。
　　而毕竟我是自私的，总渴望着读到她的更多的诗和更多的翻译，来滋养自己的眼睛和心，却也总是担心她的状况。经常地，每当看到她发过来的一首首凝结着汗水和心血的翻译作品时，我总是在受益之余萌生出深深的谢意，而我也总是为此感伤。
　　在这些作品之后，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研究者、翻译者的孤单背影。故我称她为一个“写作者”。 这个在哲学圈子里晃悠了十余年的女人，总是拒绝着外界，将其归于学者、诗人、翻译者等等任何一个所属，都不恰当，非我所愿。洞穴太多的时候往往无处可遁，正如她自己所言，写诗歌却不认同诗人的身份，做研究又并不承认学者的名分。记得她在一次聊天时对我说，山水寄生虚无者。我的理解，大约是隐遁的意思，含着约略的无奈。
　　在喧嚣又沉闷的人群中，一意做事的人已经很少见了。倾心于学术却不问前途，专注于诗歌而不求其它，这个样子，是我对知识分子一个方面的意见，也是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脆弱的理想。而对于她的学术研究领域，我是个盲者，不能发表一点点意见，因而对她的认识，以及由此对她的诗歌的认识，难免片面。
　　很久没有写下一点关于诗歌的文字，越来越不情愿对旁人的作品评头论足。恍惚之中，如同河流之上，虽眼过草木，时过境迁，却还是在心中隐隐地期待，那是一种态度的召唤，是一种艺术的召唤、冷漠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