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得像个人

                               ——读《人民文学》若干随想

张巧慧

每一个读者都会有自身的体悟，我读《人民文学》，更看重“人”字。新版《人民文学》，我感受最深的并非文体的拓展、栏目的增设、版式的变化增加等等，而是强烈的人的特点：灵性、人性和思考为关键词的写作。这是人的文学，用文学表现人。

人首先是有灵性的。

我个人喜欢叶弥的小说，那是充满灵性的叙述。去年《人民文学》第四期发了叶弥的《桃花渡》，讲述了一个女子爱上一个僧人的故事，他们在红尘中非常纯粹地见了一面，最后僧人真正出家。这当然只是一个故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情荒时代，僧人是一个代名词，代表执守和出世。清定僧人的僧衣很旧，这样的僧衣现在已不多见。其实，是清定这样的人已不多见。他身上所体现的慈悲、细心、清爽、律己这些美好的品质，寄予着我们对人生境界的追求。《桃花渡》是一篇充满暗喻的小说，以清定真正的出家达到悲欣交集的冲击力，除此之外，作家安排不出更好的结局。但是《桃花渡》执拗地提醒我们去反思自己的执守。这令我想起法国电影《爱丽莎的情人》中雷波刻在木板上的一句话。“交出灵魂，可以。但给谁？”逼问是相互的：假如真的遇上这么一个人，你还留有完美圣洁的灵魂可以交出么？

2010年《人民文学》第二期有叶弥的《另类报告》。《桃花渡》到《另类报告》，叶弥从一个充满神性的世界写到一个充满鬼的世界。而介于佛与鬼之间的人是被反衬的。在这个世界容不下那么纯美的爱情，所以居士最终出家了；这个世界甚至连鬼也无法躲藏，鬼不害人，人却要把鬼斩草除根。“小胖”是个鬼，可是却不像个鬼，她可爱、善良，比人还好呢。在人类世界，什么事最重要的？私人医生李八福疯疯癫癫地说：“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是钱！”在美丽的花码头镇，叶弥一再让人物说出胆战心惊的话语。江吉米听完花亚充满怨恨的被扭曲的愿望之后，吃惊地站起身就走，说：“说什么看月亮，闻花香。你这种人……没用了。”我们被欲望遮蔽了，已经失去了对美的事物的感知力。

花码头镇是叶弥构建的世界，她用充满隐喻的笔法，自由出入于三界之中，用鬼来反观人类自身。再退远一点，《桃花渡》中的爱情也只是一个意象，而三界也只是人的不同层次的暗喻。灭鬼一段更是深刻地揭露了人类对异已的排斥，目睹别人的痛苦而兴高采烈，这不是人与鬼的战争，这样的事情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这些话，叶弥用明净的富有诗意的词句写出来，她的语言简单然而饱满，充满空间感，我们很容易进入，并且随着词语产生丰富的联想，我们仿佛置身于花码头镇看着叶弥不疾不徐地让人暴露出自身的弱点。

我相信她本想营造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花码头镇里，春天有无边无际的桃花，秋天有漫山遍野的野菊花，“我”还怀有对爱情的憧憬。她时而温情时而尖刻，嘲讽着这个世界也嘲讽着她自己，她构建着她的秩序也安放着她的理想，但是最终她无法安置这些人物的命运，只能一个个地离开。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已经对自己构建的世外桃源失去了信心，只能让灵魂不断地流浪不断地寻找——当然希望也许还是会有的。

我喜欢这样的小说，故事是虚构的，但内质却是真实的。虚构的真实，真实的虚构。叶弥独特的书写风格和技巧使她的小说充满灵性与张力。

其次，人是有思想有追求的。

朱岳的《对阵·在海边》，不同的两个故事但是有相同的选择，都是弃战。他们都放弃了战争，而选择了出世。《在海边》当山玄用三十年的时间酝酿一场与久作的决斗，而找到的却是一个须发皆白茫然呆滞的久作。山玄最后站在崖顶把多年来赢取的刀和荣耀抛入大海，装着十把刀的竹箱落入波涛汹涌的大海，没激起一点儿水花便湮没无踪了——这么多年的追求的无意义。我们应当追求什么？我们究竟要打败谁？把这放在生命的历程中，或者更宏观一些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荣辱又算什么？这究竟值不值得我们义无反顾地付出？

久作说，这么多年只遇到过一个对手。我更愿意相信这惟一的一个对手就是他自己。我们所要打败的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胜出了，放下了，便是海阔天空云淡风轻。

《铁血信鸽》也是肉体与精神的一场自我战争。鲁敏的《思无邪》曾经以书写人性之善获得2007年人民文学奖，如今读她的《铁血信鸽》，惊讶于她迅速地转变，从对人性的宽容到对精神世界的追问，她的视角从乡村东坝作为背景跳跃到了都市。《铁血信鸽》试图站在都市生活的背景上探究人的精神与肉体的终极意义，主人公与妻子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就是精神本位论与肉体本位论的争议，同时通过养鸽人在都市生活中的遭遇，反映出公共生活对人的介入、干预和制约。我们无法脱离社会独自生存，我们与他人共享着一部分天空一部分地板，甚至连肉体也不完全属于自己。规则逼迫着我们，养鸽人被投诉，赛鸽一只也不能留下是规则对精神的扼杀。

这种干预同样表现在公共生活对文学的影响上。2010年《人民文学》第2期选发“诗歌与公共生活”论坛的部分发言。雷平阳用形象的例举写出了一个书生无法用书来抵挡公共生活地进入，我们是生活在规则之中的社会人，纯诗、纯文学的概念正在遭到否定或拓宽，都市生活公共生活已经成为元素进入到文学之中，但我们显然还没有完全准备好。

我们陷入精神的困惑中已久。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这种困惑更为明显。底层文学曾经以乡土的名义和悲悯的名义占据着人们的视线，当然这也是作家的责任之一。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急速地变化，这种变化快到我们挡不住，快到我们惘然甚至失措。温饱问题已经不是最基本的问题了。我们大部分人已经从最基本的解决温饱中解放出来，并且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于是，我们有了一定的时间去思考。《铁血信鸽》映射了这种思考。

前几天某个夜晚，我们一些酸文人在一个朋友开的茶馆里喝茶，至九点半大家还迟迟不肯散去。终于散场时，一个在商海小有成就的诗友发出了感慨：我们现在觉得生活稳定了，不用再东奔西走了，但是像这样能坐下来谈谈文学谈谈思想的地方太少了。我当时心中一咯噔。他的话有很多层面的意思，最直接的就是说出我们已经有条件从物质追求转向精神追求了。这是一种好的现象。但这种现象势必引起一些连锁反应。在我们这个小型的新兴城市中，可以看到众多的歌厅和洗脚房，门口泊满轿车，这成了人们解除疲劳和心理压力常去的地方，终极意义的思考是枯燥而无果的，来不及思考的人或者懒得思考的人或者思考不出结果的人极易成为这里的常客。当然，我并不反对合理合法的消费，这些消费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的紧张和潜在焦虑。不过这里又提出了一种假设的可能性：如果整个社会积极发展和倡导健康有益的文化，为人们提供更多更广泛更有意义的文化场所，主动抢占人们的兴趣点，填补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断档，而不是等社会不和谐了再去呼唤建设和谐社会。这样是不是更有主动权？

那么，文学是否已经嗅到了这种气息？是依然停步在以乡村以土地以贫困为背景的基础上，还是积极探索现代都市人的精神走向？《人民文学》无疑作出了反应，在本年发的诸多作品都强化了这种感受与思考。这种敏感的探索，也为我们打开了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文学的关注点、文学的表现方式、创作者、读者都将更为开放。

遗憾的是《铁血信鸽》揭示了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赛鸽的归来和化鸟的结局是虚化的，作为一种精神向往可能的结局依然是悲观失败的，引起人们关于“对生命是否负责”的争议，小说带来警戒却失去对这个社会的启蒙性。同样，《对阵》中的弃战的选择也是逃避性的——虽然我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好的选择。我悲哀地看到大部分故事的结局都是消极的，这些结局反映出作家们的集体迷茫，实际上，我们也不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里。我们需要推开一扇扇遮蔽的门，去找寻我们在未来的归宿。旧的写作套路和旧的价值观正在倾斜散架，而新的文学精神尚未树立。没有定论，没有定型，这个激烈的转型阶段蕴含着无数的可能性。《人民文学》带头迈出了具有前瞻性的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林清玄《高士无茶不风流》显得比较从容，体现出中产阶级的情趣和人生哲学。他似乎完成了自己的定位，并不以中产阶级为耻。在2010年《人民文学》第一期有一场“文学：回到思想的前沿”的论坛，张清华教授提出：现在作家有一种中产阶级的趣味，我觉得这是思想的敌人。而霍俊明则执不同意见，难道中产阶级的写作没有思想性么？我们不能用道德化的批判对文化现象说话。我赞同霍先生的意见，中产阶级也是社会的一部分，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正成为社会的重要部分，中产阶级应当忠实于自身的状态为中产阶级写作找一条出路。

人最终摆脱不了的是社会。

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给该时段的人带来各种不同的命运。“非虚构”一栏中，韩石山《既贱且辱此一生》用平实的笔调缓缓道来，在记忆中再现真实的个人体验，一句一句扎扎实实地写出了历史和生活的厚重感。这种朴素平实慢慢凝聚成力度。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窝头会馆》。这个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话剧剧本，刻画出一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他们卑微而执着地坚持着反抗着。一幕幕具有镜头感的场景描写缓缓推进剧情发展，作者通过苑国钟对关福斗说出他对“人”这个字的理解：

“你丈母娘是什么人你都没弄明白！你还明白？乡下闹瘟疫病她一家儿死了九口儿，她抱着八个月的闺女要饭要不着，找个旮旯铺了块烂坑席，躺在上面卖自个儿的肉……你明白吗？你老丈人把她领回来，两口子踏踏实实折腾小买卖儿……她看见小淼子饿得嗷嗷叫唤，明知道我儿子是童子痨，搂怀里就让孩子叼她的奶头儿……你明白吗？我抱着我儿子在胡同里走，任谁都躲得远远儿的呀！她也想躲，可她看着孩子挨饿她心疼……就算我这院子都烂透了，你丈母娘她没烂！她嘴皮子不饶人，可她心眼儿敞亮……她仁义！”

当苑国钟说出那个掷地有声的词语，关福斗的丈母娘田翠兰躲在房里痛哭失声，不仅因为理解，更为了人生观价值观的互相认同。我们是贫困的，我们是卑微的，生活给我们的一切苦难与不公正我们不得不承受着，甚至被迫放弃尊严，但是，我们依然守着我们的道德底线。

——仁义！中国博大的道德文化传统在一瞬间得到贯通，唤醒无数人的生活通感和良知，让我也在读到这一段的时候热泪盈眶。

文学的高贵永远与孤独相伴，所谓曲高和寡。《人民文学》注定是矛盾的，她要保持文学的高贵、先锋与权威，同时她又是属于人民的，高贵与平民性的和谐统一是《人民文学》面临的尴尬。《窝头会馆》是拓展文体可能性的尝试，更是在平民生活中挖掘高贵的典范。有立足生活的部分，同时又有提炼精神的部分。虽然描写的是抗战的特定时期，但是对“仁义”的诠释与追求是永恒的，是全民一致的。《窝头会馆》是新版《人民文学》的带头稿，令人深深震动。这也使我想到了，我们一直在探究文学表达的可能性，但或许最能打动人的总还是真挚的情感和朴素的真理。

无论哪一个时代，总会有一些崇高的理想令我们舍身而往。我们一直在追求，终其一生所追求的无非就是为了让自己活得像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