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香蕉、豆渣、牛奶冰棒了……”七、八月的正午听到这样的叫卖声，立刻让馋嘴的孩子直流口水。八十年代初，人人家里都没冰箱，火热的太阳把大地烤得直冒烟，马路上几乎看不到人影。这时候最令人解馋的自然是一根清凉的冰棒，这叫卖声不知道吸引了多少人。三姨就是在这样炎热的酷暑里走完一条又一条巷子，卖完一箱又一箱冰棒，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三姨是望江人，嫁到安庆没多久，丈夫就到上海工作去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大院子里的左右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喊她“三姨”，以至于她真实的姓名都无从知晓。后来这片平房被政府回收，我们集体搬进了楼房。三姨就在我家隔壁单元。三姨有三个儿子，在她三十多岁时，一场病把她的丈夫带走了。这对完全依靠丈夫生活的三姨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那时的我年龄还小，对三姨的丈夫和另外两个儿子一点没印象，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姨和她的小儿子——国峰。

国峰在几岁的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走路一跛一跛的；在他上学的时候，一只眼睛不知道怎么被戳瞎了，可能是怕感染连眼珠也没了。就在国峰上中学后，三姨将筹到的钱给国峰装上了眼球，让那个空洞的眼睛重新饱满起来。可我们都觉得那只假眼睛不像人眼，而是一只动物的眼睛，眼珠又大又黄，仿佛在瞪着你。国峰平时沉默寡言，也没什么朋友，到了婚嫁的年龄，三姨便四处托人在老家给国峰找到了媳妇。

国峰结婚那天可热闹了，我们这群孩子挤在人群里看新娘，新娘唇红齿白，身材丰腴，穿得绸缎绣花的大红棉衣正在招呼宾客。在闹新房的时候，一个人站在板凳上吊着只大红苹果，让新娘和新郎同时咬，接着新郎驮着新娘给每位来宾点烟，有的人故意在新娘点烟的时候哈口气，让这根烟点不着，急红了新娘的脸庞……。国峰的婚礼很热闹，谁也没想到国峰婚礼会办得这么体面。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旬，电视机、收音机、崭新的家具……凡是结婚可以有的，他家一一准备齐全，并且还有一样奢侈品，新郎与新娘一人戴了块手表。

因为身体情况，国峰收入甚微，那么把婚礼布置得如此“奢华”，完全是靠三姨的勤俭。

三姨除了在酷暑里卖冰棒，还有一样绝活——女红。我们这橦楼房里大部分小孩的衣服、棉鞋都是她做的，她没有缝纫机，靠一针一线手工缝，针角均匀服贴，手法细腻，一点不比缝纫机差，更重要的是她裁剪的衣服穿得特别合身。不用说，我的棉鞋、棉衣都是她新手缝制的。至今我还是喜欢这样的布棉鞋，尽管样子老土，可一旦穿在脚上，那柔软的棉布轻轻的慰贴着皮肤，像是在母亲的怀抱里，温暖舒适。后来三姨开始给人家带孩子，这样收入会更高些，从刚刚出生带到上幼儿园，再带另外一家孩子。很多人都是慕名来找她的，她带孩子也有一套，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弄的，像是天份，又像是她和这些孩子有缘，一旦孩子到她手中，就会变得服服帖帖，如今我才明白，哪有什么天份，而是耐心。

三姨很少提及她的另外两个儿子，大儿子很小就去了上海，二儿子下放后，就在当地安了家，因为三姨对小儿子的偏爱，让另外两个儿子儿媳也心存怨气，尤其是得知小儿子结婚的待遇，他们便再也不与三姨来往。

然而得到优待的小媳妇并没有感到真正的满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与三姨生产了矛盾，国峰很怕媳妇，什么事都听她的，一旦媳妇生气就会在家里骂国峰、扔东西，这对视国峰为掌上明珠的三姨来说，无疑是一种煎熬。很快的这一家人变成两家人，三姨一个人单独在门外生了一个炉子做饭，从此不再跟小媳妇讲话。可怜的国峰因为媳妇也很少理自己的母亲。

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妈妈总喊三姨到我们家来过，但三姨很少来，妈妈就会盛上一碗菜，让姐姐或者我送过去。隔几天，三姨会将碗还过来，但绝不是空的，里面总有一点零食，这些零食也是她给人家带孩子，人家孝敬她的，她舍不得吃，总是留着给孙女吃，或者还人情。

在我结婚几年后，有一天回家，妈妈说：“三姨走了，走了几天了”我大惊，连忙跑到三姨家，眼泪忍不住流下来。三姨一生太苦太累，在她还年轻的时候，几次有人上门求亲，怕人家嫌弃国峰，她都一口回绝，她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墙上的相框里有好多黑白照片，和儿子的合影，三个儿子周岁留影，还有一张年轻时的她靠在丈夫身边。从来没有人注意过，三姨其实是名符其实的美女，素若纤竹的她如同一株山茶花。后来我看到沈从文的妻子张兆和的照片，总觉得有一些面熟，三姨长得一点不比她逊色。

妈妈说：“三姨是一觉睡走的，这也算是上天对她的恩惠，知道她爱干净，让她临走前不受一点苦，不带一点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