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天钧医生夫妇与葛培理牧师夫妇在天坛前合照，网路相片

五、出国的机会

1948年，中国内战到了决定性阶段，京沪等地人心惶惶，有条件出国的人，大多数远离国门到国外去了。我刚开始工作，经济上拮据，做梦也不敢想出国留学。有一位不常往来的亲戚前往美国，路过南京，到医院去看望我时半开玩笑地问：「谭医师，要不要让我试试，在美国的医院里帮你找一份工作？」我以为这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不久，竟然接到这位亲戚为我申请到的留学美国的证明文件，美国新泽西州一家医院接受我当实习医师。这年十一月底，我离开祖国，乘飞机到了美国的旧金山，在一位基督教宣教士的帮助下，来到了新泽西州纽奥镇医院，这是我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

不久，我发现过去所学的知识远远适应不了工作的需要。于是，我加倍刻苦努力弥补。工作的第一年，我很少离开过实验室，终日伏案，不是做实验，便是阅读。有一次我听见一个美国医生问另一个医生：「我难得看见那个中国女医生的面孔，她整天不是埋头读书便是对准显微镜，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第二年，新泽西州纽奥医院介绍我到费城儿童医院当专业医师。费城儿童医院是美国两大著名的儿童医院之一。我在那里的两年，学习、工作环境都很好。

六、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

由于费城儿童医院的有力推荐，我得到一个在美国大展才华的机会，转入纽约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工作。这家医院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的癌症专科医院。有医务工作者及研究人员达五千多人。我于1952年进入这家医院后，除担任儿科专任医师外，同时兼任药物部副主任及康奈尔大学医学院教授，直至1996年退休，在斯隆凯特林工作了44年。这44年中，我对治癌药物的发现及治癌方法的改进，为世界医学界所承认并采用。其中有8种治疗癌症的药物是我研究发现，并首先采用，后来又介绍给各国医学界的。

我每年夏季便应邀到欧、美、亚、大洋洲及东南亚地区作专题学术演讲，报告治癌最新研究成果。44年间，先后到过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我在工作期间，撰写了两百多篇论文，发表在美洲、欧洲著名医学杂志上，有的成了医学院校的教材。

七、尼克松癌症顾问委员会

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成立了一个癌症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总统的名义邀请美国著名癌症专家数十人组成，我是唯一亚裔专家。在工作期间，我曾多次获得不同医院及研究机构颁发的奖状，其中尤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奖状最为珍贵，受到人们的钦羡。

八、中国情

1972年11月，在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之后，第一批中国医生访问团就到美国。我们曾经邀请该团的部分团员到我们家吃饭。那些医生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可是我们家里到处都是圣经。他们中的一个人问我这是什么书，里面讲什么？那是个非常好的机会做见证。同时，我们吃饭之前，总要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饮食。所以，那天也不例外。我们和往常一样谢饭，并请我们的客人和我们一起祷告谢饭。所以，那天他们对美国的基督教家庭生活，有非常特殊的体验。

从1972年开始，从中国来的医学访问考察团络泽不绝，有时一年有好几次。因为我们中心是美国最大的癌症研究机构，他们总是会来我们中心访问。由于我的年资与中国血统，中心总是叫我招待他们。他们对我们在此地的生活方式，及我们对宗教的态度，多少有一些概念。

对那些从中国来的学生，我让他们知道能够到美国来读书，是非常好的机会。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此地的每件事物，对他们都是新奇的，希望他们有开明的态度。特别是身为一个研究科学的人，绝对不能有偏见。有一件事非常引起他们注意，那就是在美国的自由，尤其是宗教信仰的自由。我希望他们能学习用客观的态度，来作个人的判断，并吸取美国这种自由的精神，多多学习美国人的长处。

1980年我回中国探亲，那边医学界的人对我非常客气。他们请我在北京肿瘤医院，作了两三次学术演讲，并领座谈会讨论。我到南京的时候，那里的中国医学协会也请我作了两三次演讲，都是关于最近癌症研究发展的情况。1986年，我曾应邀到北京儿童医院，协助诊治病童达两个月之久。

1988年，葛培理牧师夫妇访问中国，邀请我作随团医生，许长老当国语翻译。当访问团登上长城的时候，葛培理牧师看见许多小朋友，就请我教他们唱「耶穌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这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