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103：评《三国演义》的中心思想（CHITA.2025.03.26）

《三国演义》说的是啥？故事的主线是啥？由主线所萦绕和宣说的中心思想是啥？要知晓其中密要，就不得不从最基础的书名开始，否则就只能是看个热闹，陷入由战争所营造出的观念中的旋涡、最终却难免流入无的放矢的谬谈。

所谓“演义”，不是单纯的就是由罗贯中所定义、且已广被接受的章回体的一类小说的体裁，也不是故事的本体是可以不受到其原初所期望承载其中的思想的制约的某个游戏，上述情况的发生只是基于演义体裁的习惯上的逐渐的定型，只是因为《三国演义》本身所具有的影响的力度，而此标志性的地位的建立只是来自于其本身故事编撰的成功，总之，我们将其理解为首先是小说本身的被接受的广泛程度、其次才是人们逐渐地把演义的内容归纳为含摄后继题材的形式。所以，对《三国演义》的文本分析、从本质上和源流上而言，就必须从其故事的主线进行上溯的解谜，就此我们可以并不关心其章回的外在，而是直接进入其中心思想的把握。

“演义”就是“演”“义”。“演”者，长流之水也，娓娓道来的故事也。“义”者，据《说文解字注》：己之威仪也。言己者，以字之从我也。己，中宫，象人腹，故谓身曰己...仪者，度也，今威仪字用之。谊者，人所宜也，今情谊字用之。古者书仪但爲义，今时所谓义爲谊...威义古分言之者，如北宫文子云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义...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故文王，我将毛传皆曰：义，善也。引申之训也，从我从羊，威仪岀于己，故从我。董子曰：仁者，人也，义者，我也，谓仁必及人，义必由中制也。

另寻“义”的象形可知：上“羊”者，祥也，象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考工记注》曰：羊，善也。下“我”者，对上“羊”时指古人祭祀，就中国的宗教分类而言，又以祭祖为常，如有神灵祭祀者，其目的性始终指向其血脉性的源流，而并非是说就有某个确定位格的真神是祭。籍此，我们可知《三国演义》之中的“演义”的核心思想的理解如下：

其一，是一个历史时空的稳定的血脉传承的长期化的构建体。任时序苍茫，但是民族的内在的精神的统合得到始终如一的延续。其中，最核心的部位诚然是一个“汉”的概念，其实“汉”的概念同样是三皇五帝、夏商周秦的法理学的延续。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可以这样理解，假设人们并不认可此类交替，就可以说是在某种程度上对返身性的身份的逻辑否定，显然，这种情况在当代的中国并非是没有的，但是，我们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历史的不同的方面，就不难发现，人们之所以选择某些光阴裡的辉煌片段，其所提出的要求并非只是扩张性的血统的粗糙的观念，其本质却是对幸福生活的最基础性的要求，即社会的更迭的评价之准则，始终包含有对非战争的、稳定性的渴望，所以，更为合理的对传承的要求，就可以只是对某个片段的怀想或思念，因为人们在其对片段的截取之时，早已预先对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一整套的规范和要求。也许，正是此类心灵深处的情态，才决定了对汉的潜在的认知或认可。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面，比如我们穿越时间的迷雾回到某个阶段性的理想之地，同样也非常可能对历史本身的任何方式的、方向的变化产生抵触，这同样容易得到合理的解释，因为心灵对变化的路径具有善的预置，即人们天然地会抗拒任何可能导致无序性得到放逸的进化，而始终理直气壮地要求著，任何下一次的改变，都只能服从熵减的定律，即善的程度必须走在一条上行的道路的光辉的中央，唯此才有人本的、综合的幸福。至此，我们可以对《三国演义》故事裡发生的那些作者的无处不在的诗经注我式的笔法产生共情，即汉王朝的颠覆是一个叙事性的、情感型的巨大的悲剧，而把悲剧给娓娓道来，虽是一种对时空的複叙，但以死亡的过程作为一种祭奠的诗的仪式，却是一次对死和命运的重生。在此意义上，才可以说三国之中，只有蜀国是正义的、忠义的，而魏国则沦为一个反面的对子。具体请参看原著，作为汉系的是刘备、诸葛亮、姜维的三段部分的演义。

其二，是对这个历史时空结构的稳定传承的中期化处理。这部分是针对长期化的主脉而言，此时罗贯中并未完全地把命运的正义性垄断于蜀国之身，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循天道而行，人道却由历史而得到他的自为的表演，此时，天道法则（即善论）并非受到某个特定的历史群体的自由性的垄断，当人道改变自身的运程时，天道之力就以历史的方式对既定的叙事进行无情地改写，此时，善论的分析就开始变得複杂化。我们通过对《三国演义》全书的赋诗的统计，可以发现，“义”的逻辑此时由长期化向中期化得到转移，即所歌颂的私人的主体上陆续出现了魏国（包括司马氏）、吴国的一些数量上的证据，此时，时空的含义就自总觉性的时间序列正式地向感觉性的空间序列进行拓展，表现为但凡是对自身利益主体的那种支持，都受到了正面的表述和纪念。比如羊祜和堕泪碑的故事，就是魏晋系的正典，这似乎表述了罗贯中对历史的某种灵活性，另一方面，为晋代的后继承地位留下了伏笔，只能是说作者并没有顽固地去否定历史，而是尝试在所有的辉煌的片段的连续性中去安置著一种可以得到通行无碍的解释性的原则。这个原则中，汉的概念同样没有死亡，更像是得到了巧妙的扩展，这个观念显然也得到了历史文化学的支持。这种决定汉概念的生发的核心的钥键，只能是另一段较为稳定的客观上的实存。关于晋朝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其三，罗贯中通过对长期化的民族精神的本位和对稳定态的追求建立了核心的基础叙事，然后通过中期化的对本位和稳定态的变化和进化的容忍度建立了扩展性的汉的新概念，以上两者是完全地环绕著演义之“义”的仪度情态进行的陈述，此时是指礼仪的、威仪的正义的意义而说，但是，普通人阅读《三国演义》却很难去追踪这条线索进行有益的思辨，特别是对上册而言，口口相传的最大的份量是关于刘备关羽张飞的故事、吕布貂蝉的故事、诸葛亮草船借箭的故事、周瑜火烧赤壁赵云救子的故事云云，这裡我们只说刘、关、张的桃园结义。因为我们目的单纯只是整理出《三国演义》的中心创作思想，而不是面面俱到的人物分析，全书第一回就是点题之处。前文“义”的概念中知道，它除了一个威仪的集体的意项，还有一个情谊的个体的意项，前者表述的是中长期的民族的、法理的、国家的情怀，而后者表现的是民间的、友情的、私人的情怀，在此逻辑下，我们才可以断言作者对演义的本真的理解就是对“义”这一个字的複调性的对位法的安置。这裡可以有许多有趣的分类方式，比如最强的魏首先被架空和篡位、壮志未酬的诸葛亮和姜维对司马氏系、以及同样基于内部衰落的吴国的比照等，但是都没有刘、关、张的故事感人：忠勇双全的关羽被陆逊所杀后，报仇心切的张飞因鞭笞下属被自己的兵卒所杀，简直可以说是为此意乱情迷的刘备更是做出了许多非理智的军事行动，总之应验了他们之间的誓言：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这就是“义”字的第二幅面孔：义气和江湖、誓言与盟约。我们知道政治的同盟通常是表观的、禁不起考验的，但是，罗贯中推崇的却是真正的同盟，正是这种对何为真正的同盟的理解，影响了中国的民间的情怀和历史的进程。整麽说？真正的同盟是否不但应该是理想化的，而且应当是矢志不渝的，设若如此，这份同盟的建构的地基，应当和其的兼顾，如果它们成立的基础是那麽的兼顾，显而易见的却又是在说：它们构建之日的理想，应该是一种具有相当高度的、具有深刻纯度的实体化的规范、原则、甚至义务。

现在，我们可以把《三国演义》以沉重的心情给合上，如同春天的繁花离开了盛妆的枝头，它们纷纷扬扬地洒落在精魂游荡的大地，此时的季节或许是青春的，但花朵已忘记昨日的梦，因为什麽呢？因为它们生来，就只是为了凋谢！而不是作一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停留在和煦东风的晴空，它们生来只是为了离开这个舞台，改造这个剧场，在舞台和光阴的岁月裡，只是生的变化的道具，而其从命运的深深的乳海中反复地浮现，然后重新回归到那片奥妙无方的深海，才是一个真正有品位、和目的的思想，花朵如同思想的涟漪、思想也如同花朵的枯萎，告别它的功利、才得到他的意义，这裡存在一种长期性、中期性、和短期性的哲学的思辨的幻方，无论如何，花朵是幻方的操作者、而不是在幻方的操作中沉睡，通过这份从客体性向主体性的转移和发生，它们透过了任何一部的悲剧都可以汲取到真挚的领悟，毫无疑问，其中有某种坚强且伟大的、对历史的孕育摄取与循唤的要素，虽说明白其中的真理和真正化为这个真理之间的差距是如许之大，但是，请相信，在这片广袤的世界，永远存在这样的义、和这样的人，他们未曾忘却过去、也不会迷惘将来，而是不声不响地前行，走过了春天、走过秋天，走过了历史、走过了悲欢离合的世界，依然有一颗义务和原则的心灵，看似飞来飞去，实则矢志不渝。谨以此纪念值得我们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