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91：《死屋手记》和人道目的（CHITA.2024.10.26）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1861~1862年）》是一部长篇纪实小说，主要题材取自作者1850~1854年期间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涯时写下的家书、笔记，以及对事后回忆的整理与加工，也成为后世人们重新去研究俄国民族心性的重要的文学类资料。

人道主义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的核心。但基于作者採取的纪实性的文笔和风格，事实上存在许多的违反读者阅读最初心理预期的点，简单的例子是中文“死屋”这个词，似乎是某种酷刑、或黑暗生活的痛苦记忆，而其实文章所描写的事发生的西伯利亚的监狱，儘管身处非常残酷的自然环境和严格的惩戒场所，但却成为一座人性和光明之屋、希望和反省之屋。至少，我个人的理解《死》的宗旨不是人云亦云地描写这片土地的农奴制度的罪恶，而是，至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录中几乎是完全跳过了这种愤慨的情调，而是绝对地转向只是以人道主义精神的内在核心去记录、其中经常性地会夹杂作者临时的想法、思索，这种一边讲故事、一边归纳和分析的手法，直接效果就不只是批判，而最主要的去指向了对本真的人性的颂唱。换个说法，作者并非是想要去说某个东西多么地朽坏，而只是清晰地指出有另一样的东西它是多么地美好。

以致，全书诸多的人物都没有做思维导图的必要（同时也就免除了我大段摘录的紧迫感），因为作者的心性完全倾注在对民族的内在精神的追索，历史的苦难成为文学背景，肉体的监狱成为心灵的城堡，这些十恶不赦的囚犯们，被污名化的杀人犯、匪徒、变态者，在大作家的眼中看到和突显的却是共同拥有的不可磨灭的人性，这种光芒哪怕在黑暗和死亡的囚牢中丝毫没有丢失，因此，感动读者的不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只是藏在黑暗中间、具有顽强的实质性的光亮。

插入，我们先区分三类思想：a）西塞罗或文艺复兴提出的只是人文主义，把领域圈定在文学、历史、艺术、哲学，尚有某种轻浮。b）人本主义更进一步，把人从动物的差异中分离出来，人要保证生活上对动物的更高性，因为人不只是动物，而具有精神从感官的世界超越出的成分，按马斯洛的说法是：先是生存的确定保障，然后人性自会去索求更高的幸福。c）最后，人道主义的内涵最为丰富，比如中文的“道”来自老子《道德经》，而《周易》的道立的是天地人，于是东方的人道也就成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专题，非但上锲于自然、而且下锲于伦理，人道成为自然伦理，自然伦理即人道，人道概念不仅是人文的、而且必须要是人本的，人就是为这样的道而生，而此道的最高目标，也就只能是去蕴育和保护著这样的人。——请相信，这裡没有跑题，更不要，轻易丢失对美好之物的观念：

c类的即人道的概念，想必会被某些人斥责为是构建容易、成事难的。对此问题，《死屋手记》是如何去回答呢？没有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只作巧妙地引导，但面对诸如“如何建立一种真正意义的人道主义？”等恢弘的问题没有正面对答，作者只是把目光聚焦在那一座外表阴森无趣、但内部火花四射的囚牢，通过人和人相互之间看似琐屑的提防、愚蠢、打趣、帮助，也通过形形色色的犯人们对劳动的真正朴素的理解，更是通过在盛大节日里的热情、和自得其乐却严肃认真的戏剧演出，这些回忆的片段去不断地暗示、揭示、阐释...因此，作者实则是在强烈地要求他的读者，去营造一个嚮往、且去建立一片人性的乐土，似乎如果是人们浪费了那样的许多美好，就果真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事情。

当然，作者似乎是对政治并不是非常不感兴趣的，因此他把诸如惩戒、规训、暴力、剥削、奴性、公平、正义等等的名词都赋以某种相当开放的容忍态度，而其中的开放度就正是《死屋手记》的关键魅力所在：作者并非是在居高凌下的指点人们什么真理，而仅仅只是经验性地在努力地发掘著民族精神之中的东西，在许多的时候，他也会提出自个的片面看法，却也会承认自身的眼光是有限的，就导致书中所有的游离不定的看法、观点、议论等，都作为某种对读者的探讨和商量的场域，仿佛只是对人性的无关紧要的问话，而其实作者是在冷静地等待著答案：

人道，是这样一个公约数，一切只是以人性本身作为其最终的目的。它令其中绝大多数的人性都可以得到尽量公正的起点、和尽量充分的发展，而不能是总有一部分人长久地在羞辱、或压迫著另外的一部分人，无论是通过任何世袭的、权力的、资本的，也无论是通过另外的卑劣方式。